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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鹏:新技术革命、超级权力与治理变革

    发布时间:2020-12-14 来源: 浏览次数:

    新技术革命、超级权力与治理变革——《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序言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5G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使得当今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集物理与数字、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世界。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产业生态所构成的“新基建”,将促进更多领域和更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

    与此同时,伴随着以互联网承载的新技术融合为核心利器的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加速崛起,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如今,颠覆科技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空间,新兴技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大众心理结构与精神秩序等各方面,每时每刻都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技术的运用不仅彻底地改变了生产、管理体系,颠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效率,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更加值得注意,新技术应用大幅度加速了社会结构变革与“再组织化”过程,改变了政治权力的传统特征与运行方式,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的行动能力与机会结构。

    技术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在一定意义上来看极大丰富了公共治理的工具,但与此同时也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同技术组织的运营几乎密不可分。新技术革命以及新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但新技术的使用同当下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重大技术的出现在行政和政治领域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几乎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

    本书作为一部系统研究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书籍,旨在结合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新进展与相关理论研究,重点探讨新技术的行政意义与政治影响,研究新技术环境下如何更好加强技术协同并改善数字化治理。由于本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或教学,因此大部分内容更加倾向于政治学的思考和社会科学的分析,属于新技术环境下“治道”的探究,但少部分内容也会涉及到行政层面“治术”的讨论。

    本书由15个章节组成,这些章节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伴随着新技术广泛融入经济社会运行,对于社会和国家治理将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作为新兴技术因素在行政与政治领域的应用,同公共管理体系和国家行政权力的广泛深度融合,将为治理领域的改革提供哪些重要契机?将在哪些重要方面和重点环节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时代,站在国家对面的,不再完全是一个个经由传统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经济形式揉碎了的公民“个人”,或经由国家和传统工业企业组织起来的“市场”和“社会”,而是结合了资本、技术、权力三合一的数字化垄断技术帝国和“超级权力体”,以及因由他们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一系列现象级的新生社会和政治物种。

    本书也将关注,以当下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巨头的发展为代表,他们如何展现出“超级权力体”的诸多面相,对于国家治理产生了以及将会产生何种重要影响?面对这样一个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技术组织群体,作为现有的政治形态和治理体系,统治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本能反应将以何种方式应对这样一个新事物和新问题?2020年抖音国际版Tiktok在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制裁和打压,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国家与技术巨头关系的一个唯一版本?应当如何预估未来主权国家、强势政府同技术企业的合作与对抗?围绕单中心的权力结构与多中心的治理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一次符合政治学逻辑的思考与推演?这些问题,无疑构成了全新的政治学问题,他们将成为本书将要探讨研究的主题。

    一、超级权力

    中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创新应用的大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等大型新技术公司以极快的速度登上经济社会舞台。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独角兽”新技术企业群体,发展中的小型科技公司和创业组织等,无论就其数量规模还是潜在技术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融资源源不断,创新披襟斩棘。中国社会不仅是新技术企业成长的乐土,中国也是自身的国家治理受新技术因素影响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的国家之一。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技术企业的加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行政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但改变了传统国家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环境,而且重塑了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的条件和资源,而且在许多重要领域,新技术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无可匹敌的社会功能,正在加速介入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2020年初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国内新技术企业群体空前介入疫情防控,利用大数据管理、科技算法、远程呈现等技术优势,在线索收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保障物资供应链良好运转、对接国际救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更让世人惊叹于国内新技术企业的强大能力,以及新技术因素在危机防控和公共治理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从决策者到大众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接受技术企业作为广义社会管理者的角色。然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新技术及其技术企业代表了技术革命环境下的某种超级权力,其特质决定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技术企业的崛起具有更加复杂的面相和影响。

    第一,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与理论。

    现代政治学有许多重要概念,但最核心的概念可能莫过于“国家”。可以说,围绕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丰富体系,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条件和前提一下,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同样拥有特定的历史提前和技术条件。这部书稿的出发点在于向读者阐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国家”这样一个事物。王绍光教授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提出来“离开了国家这个概念,几乎没法讨论现代政治学中的任何问题。”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和主要议题都与国家概念丝丝相扣。

    然而,传统国家的所有概念和内涵,均建立在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基础上,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建立在对有具体物质构成的暴力垄断基础之上,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性权力和权威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基础。然而,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数字化,几乎所有事物本身或其特征都可被数字化、信息化,换句话说,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出现了不具物理形态、无形的暴力。不仅暴力,同国家休憩相关的战争、疆域等概念的内涵、外延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权力本身的概念内涵随之别颠覆。

    王绍光老师的分析旨在说明,伴随着概念与理论内涵的瓦解,国家这种组织形态本身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可能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国家垄断”的时代至少需要打个问号。本书第二章的部分分析也试图说明,20世纪以来的政治学的许多理论和假设,均是建基于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在技术革命发生后,伴随工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建基于20世纪大工业时代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前提可能都要发生很大变化。

    第二,经济发展环境与市场监管任务的重塑。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商业、市场和市民文化,新技术所提供的方案,正在以加速度几何式增长的模式同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对接,衍生出复杂的社会生产形态。在创新驱动下,平台型经济巨头加速崛起,新型的经济形态和业态呈现出去实体化、虚拟性特点,在一个可见的时期内,大量经济行为往往在一个并无清晰边界的范畴内运行。例如滴滴打车、蚂蚁金服、菜鸟物流等新型社会组织配置方式和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等,严重超前于现有的政府管制体系和政策范畴,大量创新实验得以在监管空隙间游走而免除了必要的合规成本,甚至游走于无数个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覆盖的新领域,技术巨头的“侵犯式”经济试验与政府传统监管体系的被动因循之间的攻防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新型经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多市场主体获取了行动能力,出现更多微观交易行动,而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则失去了更多“微观权力”,衍生出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更多市场主体具备了参与投机和“搅局”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政策制定者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对于今天的政府来说,正在面临一个极端不确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商业组织形态,传统社会主体的行动边界正在得到无极限的拓展,相应来说政府管制的传统监管工具则在不断萎缩。从政治学上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种“行政权失效”的状态——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现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和无数个体与机构的复杂交易行为。本书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某种政治安全缺失的状态,具体的分析详见本书的第三章,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少有的关于新技术环境下政治安全的一个崭新视角的讨论。

    第三,数字化技术再造核心社会基础设施。

    经济社会生活都建立在不同的空间基础上,更依赖于的特定的基础设施。新技术时代区别于传统社会和大工业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是,经济社会运行所赖以发生的基础设施供给的主体和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基础设施未必全面解体,但是已经由作为主体结构的地位降级为次级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基本含义是,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加速推进将对传统生产供给、消费需求模式产生重新定义。这个“五新”战略实施以来短短几年,我们看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个庞大的技术巨头手中。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Facebook)计划在2020年发行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也是对传统经济基础设施的颠覆,尽管对现行主权国家主导的强势货币体系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乃至于各国监管机构提出质疑,但是由技术巨头部分分享货币发行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从2020年年初,国家关于加速开展“新基建”的指导思想已经十分明确,指导性文件层出不穷。新基建是区别于旧基建而言的,主要指涉建基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 ”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根据温晓君的总结,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涵盖的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与生产、生活、社会运行相关的算力中心、算法平台和算据库,如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云计算中心、AI算法云平台、互联网云中心等;二是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通信网络,如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三是行业应用基础设施,主要指面向行业应用场景构建的融合型基础设施,如面向智慧交通的车路协同基础设施,面向生产制造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面向广播电视领域的超高清采编播基础设施等;四是平台公益型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测试、系统验证的具有公益属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协同中心、测试平台和测试场等。

    同传统基建项目中国家和政府承担的角色比较(例如“铁公机”的投资),新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企业和其他类型的技术组织在新基建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先导角色。在新的社会危机防控和公共治理中,“新基建”将成为实施治理的核心基础设施和治理工具,凭借技术公司提供的新型技术平台和治理工具,公共危机防控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进程将大幅提速,各类智能化公共系统将投入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将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升级转型。

    以2020年初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的防控为例,新技术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不仅为疫情防控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而且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数亿人口的线上生活和社会平稳运行,预示着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将重塑社会基础设施。本书的案例分析部分,将通过三章内容详细介绍数字化如何助力公共危机防控与社会治理,正如我们几乎每一位公众在2020年所经历过的那样,疫情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各显神通,百度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入口;科大讯飞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市地区提供了智能输入终端服务;阿里凭借强大算力和人才基础,在病毒的全基因组检测分析方面开展研究;京东、菜鸟等科技公司围绕疫情物资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持续迭代上线信息化模块,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科技支撑的组织效力,广泛调动国内外运力资源。阿里健康投入巨资推动线上呈现,着力缓解线下医疗资源紧张局面;百度、美团等公司利用海量数据的实时爬取、整合和分析能力,实时对接线上用户需求;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技术公司,向全国超过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在远程办公系统。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和复杂性社会治理问题,都将同技术公司休戚相关,后者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主体和新型的社会“稳定器”。

    这个逻辑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社会领域,在政治和文化宣传等领域,技术巨头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意义甚至更为显著,影响更为深远。在本书的第二章,将会系统地分析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现象:今天的政府系统似乎丧失了大规模快速动作的能力,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支持,好的和坏的政策似乎都难以被高效执行,同传统的国家权力比较,新技术力量似乎拥有更加独特的能力和优势。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而行业的大规模运行能力及数据叠加是阿里巴巴,腾讯,滴滴打车,后者积累了强大的高技术的行政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会逐步向统治结构的行政体系转移,但是需要极高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

    第四,分割政府角色和公共管理职能。

    在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政府处于公共服务的中心,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和形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新技术公司凭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陆续接管了大量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政府的组织形态将随之改变,许多行政部门作为政策执行的核心职能,将逐步被弱化甚至被加速替代。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甚至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在社会统计、交通、通讯等公共服务领域,技术公司的产品正在替代传统政府角色和市场主体。

    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但是新兴技术巨头正在分割原有的政府功能,切割那些传统政府合法性所赖以为基的绩效。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治体系中被认定为政府享有垄断权的诸如公共产品供给、社会意见的吸纳以及利益的整合等功能,都可能由技术巨头部分参与或完全享有。随着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有更多政府职能将被新技术方案或新技术机构革新或替代。例如时下广受热议的区块链技术,其应用已由开始的金融延伸至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广泛领域,未来可能为各类事务提供登记服务,包括出生、死亡、财产、学历、婚姻等证明,一切以代码形式进行的交易行为都可以以区块链技术加以登记。随着这项新技术发展,不久的将来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动态大数据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政府人口普查。

    第五,政治运行与社会组织规则的改变。

    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技术巨头并不满足于参与一般性社会服务,而是凭借强强大的技术能力直接参与了政治过程,发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了过往政治学所从未触及的政治现象。在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剑桥分析”作为一个技术公司如何深度介入美国选举,此外Facebook、Google、Twitter也都深度介入到了政治过程,新技术公司同政治的联合已经是政治生活中的现象级事件。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揭示,在48个国家发现了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团队。一系列政府机构和政党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垃圾新闻和虚假信息。

    因互联网和新技术赋权所改变的不仅是市场领域的复杂交易、权力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关系,它对于社会“再组织化”过程的推动以及政治空间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特征是组织的稳定性、国家能力或行政能力,但因技术赋权使社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组织形态和行动特征,甚至催生了一些人们尚未认识到的现象级的政治物种,对此,传统国家有时并没有有效的工具加以及时了解和管治,但技术巨头却拥有了解、掌控这一切的能力。

    在2019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暴乱中,暴徒使用了Telegram、连登社区等新兴技术交流工具,使得这次运动同以往相比,去中心化的特点更为显著,一方面,各种隐匿的行动主体的行为互动和运动发酵方式更为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力量在香港失语、失效,旧有的政治玩家和交易方式不起作用,无论是旧势力和旧的交易对象,还是新势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的影响变得愈发不清晰,这是跟新技术的崛起发展密不可分。那些不为我们所认识和理解的组织形式,背后依靠的显然是强大的西方技术巨头的干预和支持。对此,本书的第四章围绕新技术应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叙述。

    二、治理契机

    新技术企业的广泛参与,在经济社会层面必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的长期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转型。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21世纪的重大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数式增长和生产形态的颠覆式变革,这体现在劳动对象由物质资料变为海量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变为信息物理体系,劳动人由产业丁人变为数字劳工,社会结合方式从“流水线”“格子间”变为“在线零工”。本书第五章内容张源老师的文章指出,上述事实挑战了我们对于社会生产力性质的界定、对于替代劳动的认识,以及对于如何更好地赋能劳动者的预期。她进而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次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都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当下应当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发挥制度优势,努力推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有效运用,借势推进经济领域落实社会主义诸理念的系统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时俱进,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2020年6月,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GSMA万物生晖大会上曾经这样评论当前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他认为这一进程呈现出“五纵三横”的新特征,其中“五纵”是当前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加速渗透的五个典型场景,包括基础设施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工作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三横”是当前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共性需求,包括线上化、智能化、云化。基于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性特征和事实,本书第六章鄢一龙教授的文章发挥了充分的理论想象力,他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为更好实现“新计划经济”提供了条件,以联网平台型经济为例,它的发展表露了资本的社会性本质,新技术环境下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已经实现了单一的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实现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要的宏观经济条件的规模,而当前这种平台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却仍然是私人占有的。鄢一龙提出,这一历史阶段及其经济现象,无疑史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他端砚,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和发展,本身就蕴含着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钥匙”,换言之,新技术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期许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第二,数字驱动的社会治理转型。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的现代会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逐步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推动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化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把数据、科技放在同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相较于传统社会治理将具备新优势。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来看,新技术环境下,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化技术成为了数字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化治理需要提高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治理效能。通过云化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中台”,推进全国各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交换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闭环;通过构建数据流通规范机制,整合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类政府数据,更精准地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更精准地把握当前经济社会运行现状和规律,舆论引导、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科技进步推动着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演进,伴随着大数据时代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诉求多元化和治理场景网络化,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从近年来浙江等地的改革实践来看,数字技术应用到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以及互联网交互,治理服务与办事流程已经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操作与维护的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大数据互连与云平台技术,推动了社会事务一站式办理无障碍、在线服务无缝隙对接无误差、智能监管全链条对接无阻隔。通过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防控,提高溯源与分析能力。

    正如本书第九章孟天广教授的文章所指出的,基于海量数据资源、数据治理思维和智能治理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已然成为治理生态优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技术驱动力,他的文章试图对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一个类型化和概念化的提炼。他认为,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资源和技术,在数据、信息、平台、协作、安全等五要素联动协同机制下,形成了一个囊括了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的政府回应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孟天广教授针对区块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区块链作为一项颠覆式技术革新,它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从而重塑着大数据时代的治理结构,促使政府科层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公私边界和治理价值随之重构。

    第三,政府组织形态与权力运行方式将加速变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

    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疫情防控中,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大数据分享和远程呈现能力,各级政府难以保证疫情的精准防控以及物资供应链的运转,政府系统甚至难以有效发挥大规模快速行动能力。相比较于传统行政组织,新技术企业具备更显著的组织优势和更强大的技术优势,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而行业的大规模运行能力及数据叠加是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后者积累了强大的新技术行政能力。疫情防控中,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大数据分享和远程呈现能力,各级政府难以保证疫情的精准防控以及物资供应链的运转,政府系统甚至难以有效发挥大规模快速行动能力。

    因此,新冠疫情的防控全过程,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也将因此而加速变革。然而在这一趋势下,既有必要适时启动政府治理与新技术企业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的制度规则,加速推进数字化政府建设,构筑新技术企业参与的全新公共治理架构和更高效率的协同治理机制。

    三、风险考察

    在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乃至于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新技术的拓展也已经让传统的政治权力运行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但是随着融合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技术巨头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随着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体验到新兴技术及其拥有者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政治和社会风险。

    第一,“头部垄断”与新型不平等问题将日趋呈现。

    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近年来新技术企业发展与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头部固化”趋势,新技术公司大范围介入社会危机管理则有助于进一步助长这一趋势。全球互联网由谷歌、脸书等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带来了新型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鸿沟,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使互联网规模成倍增长,但头部垄断趋势没有改变,市场不平等进一步恶化。对比国际情况,中国创新型技术企业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硬科技”驱动和爆发集中的特点,同时出现了上游垄断并且已经初具技术霸权的特点。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大技术巨头手中。根据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统计,有近50%的中国独角兽技术企业背后有腾讯、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资。

    建立在高度技术垄断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可能发展成为相比较于传统的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阶段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是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同时结合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分布式汲取,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开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传统组织体系所难以企及的。也正因为此,技术巨头不仅极为容易通过这种组织形态维护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同传统的政府与国家组织进行抗衡。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集体“拼图”,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事实上具备了腐蚀和威胁传统国家信用的能力。

    技术企业维护市场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人工智能支撑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底层技术要素,分析、预测、识别类等算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舆论监督、社会事件分析、溯源与预测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后,几乎无法规避掉技术企业特殊的商业考量、价值偏好等底层逻辑。当前,算法的应用似乎还不能很好地考虑社会伦理与算法的长期影响,在保护平台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是否可能打开技术运营的“算法黑箱”,如何减少算法在性别、民族、宗教、贫富等方面的歧视?

    本书第七章魏南枝教授的研究通过对国际上社会领域的发展经验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模式可能政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会撕裂、政治割裂和社会不平等。全球新技术巨头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貌似开放均衡的社群网络,但相当程度上正在使各国社会陷入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不同声音,因此越来越有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种趋向导致不仅这些社交媒体可以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占据主导的国家用于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发达经济体国家自身的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也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而自动推送其感兴趣的议题与产品等——其结果是,大量不同的声音因个人主动“选择”与人工智能而被动屏蔽了,实际上个人越来越因为其政治倾向、价值观点、兴趣爱好、种族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封闭甚至排外的社群网络之中。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和冲突容易被社群网络扩大化和极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协商越来越困难,信息技术发展原本设想的扩大言论自由变成了“信息社群化”。

    第二,针对技术巨头的垄断监管将成世界性难题。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联,但是就信息和数据的占有使用而言,并非趋于扁平化和公平化,数据拥有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社会鸿沟,这也是一个全球创新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难题。原有理论假设科技创新会带来更多去中心化的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却呈现更多加速垄断的特征。眼下的互联网经济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头部固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由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再也没有出现足以撼动这一头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让互联网规模成倍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也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以“硬科技”驱动为特点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爆发集中特点,但是技术企业的上游垄断并且形成强大的技术霸权的特点也愈加明晰。

    新兴技术巨头的崛起,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资本的力量,既有重合之处,又存在质的差异。正如资本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的地位类似,技术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载体。资本可以驾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颠覆科技可以驾驭包括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几乎一切,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无可逃遁,对此,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叠加发展正在提供更多证明。显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为恶。全球范围内大量技术巨头或因商业目的窃取公民隐私数据,或为参与政治竞争扭曲民意,甚至为政治目而煽动谣言、散布仇恨或为暴力激进行动,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术企业巨头的权力深植于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掌握海量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此次疫情为契机,国内新技术企业巨头将更全面掌控全国性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人口结构等数据信息,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加速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意味着完全中心化的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在促进政府治理转习惯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弱化政府原有的政策统筹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公民隐私信息和公共数据也可能遭受大规模泄露或变成市场交易物品。大数据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中出现的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数据的占有意味着信息垄断的权力,会产生诸如技术门槛和信息壁垒等问题。因此,维护信息安全、规避治理技术风险也是新技术环境下改善国家治理与公共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公民数据隐私和公共数据保护的立法改革与监管改革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根据本书第一章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数据本身就蕴含着广泛的暴力功能。本书第八章李立敏博士的文章提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组织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依据自身资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样态。在新技术是时代,当数据网络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后,暴力的组织要素、控制模式、沟通机制和后勤体系都发生了数据化转型,“数据暴力”作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暴力样态顺势而生。它将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双重维度,对经典现代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唯有对数据暴力这一新暴力形态的基础结构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理解,才能在下一步理顺其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关系,最终找到将之驯服的有效路径。

    对此,国家如何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深刻变革施加必要的干预和影响,如何通过立法手段和行政规制,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公共数据,如何加强公共数据的依法有序共享,如何尽快确立数据开发的使用标准,为公共数据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等,将构成监管体制改革的急迫任务。

    第三,新技术应用将衍生巨大的社会复杂性问题。

    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还成为塑造当代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动因和“催化剂”,一个典型的体现是,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复杂性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新技术支撑的便捷交通、快递、送餐、家政甚至性产业等高度发达的服务的同时,要注意到技术在加速削弱人们对家庭和传统组织形态的依赖,甚至加速其解体。当下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其产生根源以及处理这些复杂性问题的主要路径和工具,同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社区和家庭的必然联系正在受到极大削弱。新技术环境下,更多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被赋能,因互联网因素催生的组织化形态,使传统的组织边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风险呈现出联动的态势,进而将对现有的社会管治结构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战,甚至许多问题挑战现有制度的极限。

    然而,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复杂性问题,尤是面临一些新兴的社会风险,传统的政府和管治机构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处理问题,缺乏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往往仍然因循旧有思维,过度依赖家庭、社区等传统的最小社会“稳定器”,考虑到今天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源头并不是产生于家庭和社区,而是同包括新技术巨头在内的新型主体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寻找更多、更新的社会“稳定器”的入口,对于回应和解决社会复杂性问题可能更为关键。另一方面,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临各类新型的风险,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开展协商、互动的清晰的政治主体和交易对象。

    新技术应用对社会结构的催化功能还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的助力与推动,成为影响包括全球各地激进运动在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本书的第四章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本章提出,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这是由于,新技术应用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能:深刻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实现观念的聚集、组织目标的塑造和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当一个拥有科技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创建网络空间后,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和社会动员的“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未来基于“命名数据网络”(NDN)的区块链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将会颠覆现有互联网基于TCP/IP的基础架构,不仅使得任何点对点的“无限网格网络”的构建更容易,内容传播也将呈现无人拥有、无需反馈的广播云端模式,从而推动新一代互联网世界更进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会空间创造者的政治风险。

    第四,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问题或将上升。

    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技术应用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变局和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创造了崭新的经济形态与增长模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问题,即密集的创新竞争可能破坏原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释放新型管治风险。2003年非典时的人员隔离使电子商务趁机崛起,并在后续十几年里极大地改变消费者生活习惯,间接带动了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乃至团购、外卖等一众行业的壮大,极大重塑了经济运行环境和社会监管任务。此轮疫情爆发后,同样将对市场构成、大众消费结构和资产价格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技能和职业被取代的问题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和地区,此次疫情的发展将加速这个进程。最直接的推动来自于线下配送模式的需求与变革,即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带来的无人配送技术将加速发展,从而可能促使技术巨头及其相关产业进行大规模裁员,当前国内技术巨头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已经为无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础。有关利益集团可能会以此次疫情为由,加强对国家进一步开放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技术和相关实验的游说,全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全自动机器。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技术公司和互联网经济技术研发的跟踪,及时对无人配送等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及早做好产业规划、加强引导监督,推动技术企业把稳就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第五,颠覆科技加速变革将催生国家安全风险。

    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机构具备了穿越“主权”和“组织”边界的能力,美国在监管领域的“长臂管辖”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清晰可见的超级大国的国家权力范本,与之相比较,国际技术巨头跨越主权边界的能力,无论是隐匿程度还是干预效能,都是非传统国家所能比拟。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以及技术巨头介入到关涉国家安全的各领域,会助力提升传统国家的统治技术,但是也要要注意,这是以合作意识为前提的。如果技术巨头具备了颠覆某主权国家的意图,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万事俱备”的问题。技术巨头掌控的量子计算设备用以作为加密技术,但是本身也是一个超级解密工具,国家主权赖以维系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但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

    在传统意义上,政治学多从政权颠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应更多从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当下,出现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极限的现象和事件,这背后最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互联网和新技术因素改变了政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赋予了更多主体挑战“组织”边界和参与“搅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松散的耦合型组织形态和新型政治空间,对于那些不具备自我防备能力的政治体系而言,在国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新技术的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外部技术企业的介入,往往会大幅度增加政治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针对市场和社会的开放系统建立必要的风险假设和预警能力,需要对单中心的理性化组织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现有治理体系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时增强同更广泛的新技术力量的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

    颠覆科技的加速发展还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国家安全风险。在《技术与国家安全:维护美国边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这样一部新著中,讨论了四种新兴技术对于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生物技术、小型卫星、量子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以小型卫星为例,由全球技术巨头参与的商业卫星以及外太空间的民营化,不仅意味着大国在国家情报方面失去了主导优势,而且传统国家不再垄断地球表面详细图像,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巨头掌控的活跃航天器和轨道非活动物体进入外太空。

    第六,新技术因素将为国际政治权力运行增添变数。

    新技术因素对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跨越主权的技术巨头不仅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次主权的结构和行为主体被加速赋能,正如新保守主义所预言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统治模式会相互纠缠,一方面会破坏原有的相处方式和统治秩序,但是又会强化某种全新的全球宪兵的新结构。“共济会”在过去可能是一个传说,未来会可能会一点点演化成一个个国际行动,且由于借助新兴技术带来的低成本的组织化,会形成某种“自我崇高”,又进一步发展成主动的行为,并强化更为保守的政治价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兴的技术应用在带来潜在治理风险的同时,对于民主发展也蕴含着一些契机。例如新兴的命名数据网络NDN(Named Data Networking)的兴起,将克服传统内容分发网络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模式的限制,将使网络内容分发民主化,这一技术的核心思想是摒弃传统网络将内容位置数字化的寻址方式(例如IP地址),采用内容名字来代替地址,使得传输与位置无关,命名数据成为了网络的主体,而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就可以验证内容准确性。显然,这样的技术发展在选举、传播等领域如果运用得当,可能会优化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

    四、未来展望

    如果说技术巨头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社会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级事件,那么新技术环境下的国家治理与变革则是政治领域最富有挑战性、也最具观察价值的事件。新技术的发展,将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普通民众等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带来国家治理的对象、任务和环境的崭新变化。

    从新技术企业参与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来看,拥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主体的参与不仅具有防范公共卫生危机的功能,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技术主体将会伴随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治理任务的革新——尤其是当政府遭遇一系列同其自身能力不相对等的重大治理危机——从而更广泛地参与到各项政府管理职能和公共治理的任务之重。然而,新技术的使用以及以技术巨头为代表的“超级权力体”的出现,同传统的党团、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传统政治主体的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所有重大技术出现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往往会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

    新技术环境下,国家权力的巩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对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具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在新技术时代,国家机构同技术巨头的合作协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需要一个广泛的利益和风险的分享机制,需要更多元化的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稳定期”,这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协同对象就是影响巨大的技术巨头。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正在进入一个国家利维坦同技术巨头协作并存的时代。在面临不确定性考验时,国家要透过有效吸纳新技术因素和团结新技术力量增强国家能力,合作解决治理问题,一道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

    通过近两年国内外时常发生的同技术企业有关的新闻事件和一系列经验,也使我们意识到,技术巨头已经在许多重要方面区别甚至超越了传统的资本巨头和部分传统政治主体,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和超级权能。如何能够有效驾驭这些垄断了技术、资本和权力的技术帝国和科技“怪兽”,如何建立新技术企业同政府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在开展高效协同的公共治理的同时,能够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引导其在扩大经济规模与市场影响力的同时,使其始终尊重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大众所珍视的美好价值,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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