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新年贺词中赞扬和强调年轻一代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在致辞中将全世界的年轻一代称为“希望最大的来源”，“世界需要让年轻一代持续发声，持续伟大的想法，持续超越边界，持续施加压力”。

确实，在过去的一年中，年轻一代群体频频出现在气候变化、性别平权、人权事务等领域的前沿，在各类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201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瑞典女孩桑伯格，不仅以环保示威的方式成功带动起一场全球性社会运动，而且让崇尚环保主义的欧洲绿党因为支持桑伯格而强势崛起，不断提升得票率。

对于年轻一代频繁出现在社会运动前沿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是像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舆论那般追捧，还是像部分传统“建制派”精英那样抱以嗤之以鼻的不屑，或者断言其被一些势力利用而不可长久？这两种态度恐怕都有待商榷。

一味地褒扬甚或吹捧，有可能会让原本就年轻气盛的一代迷失方向;以高高在上心态表示出轻视的态度，则可能激发年轻一代的叛逆心，从而带来不可控的情绪化政治参与形式和内容;若轻易论断年轻一代政治参与背后的政客影子而对其群体本身的长远影响力予以断然否定，则可能无法全然反映现实。

新一代青年“明星”背后恐怕都存在“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倘若没有来自瑞典环保公司的新媒体强力写手英格玛的“慧眼”和及时文案，环保女孩今天可能不是思虑成疾，就是因为环保抗议示威而厌食厌学，成为让妈妈担心的“问题少年”。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年轻一代频频开展非制度化参与这一现象？上述假设前后的反差，正是来自现实政治参与制度设计以及相关政治文化与年轻一代政治诉求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甚至疏离所造成的。

有关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方面，一则不能满足年轻一代投入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需要，其中又以广泛保障年轻人制度化表达意见、参与政策过程的制度性不足为主要问题。二则对于年轻一代表达的利益诉求重视不够，甚或出于政治主张或者资本需要而有意识的忽视和屏蔽。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不足限制了年轻一代以有序参与的方式充分发挥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有关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技术层面，无法匹配年轻一代的特点和需要。这与制度化参与以外的场域中，网络新媒体、各色社交平台源源不断涌现，去中心化技术持续不断迭代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年轻一代转而向非制度化参与寻求出路。

有关政治参与的文化思维方面，轻视年轻一代政治影响的传统保守思想在当今世界依然拥有很大市场。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年轻一代在政治敏锐性和社会感知度方面更加灵敏和早熟，这在社会政治力量的代际更替过程中冲击了传统“建制派”力量，这类思想观点坚持认为，年轻一代激情有余、稳重不足，闯劲有余、韧性不足，认真有余、专注不足。“建制派”因此在社会各个领域对年轻人加以戒备并形成多元限制。

那么，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理解并应对这一现象？应是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

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是什么？既然年轻一代是“希望最大的来源”，那么，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就是在政治治理和社会协同的过程中，重视并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意见，了解他们的偏好特征，提供畅通的政治参与平台和机制。

公平的教育，体面的工作，来自全社会的尊重和关注，以及更多机会参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过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当下年轻一代的日益蓬勃的诉求。只有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才是审慎地对待年轻一代频繁融入非制度化参与浪潮这一现象的正确打开姿势。

做好对于年轻一代群体的识别和认知。注重对于年轻一代的调查了解，识别年轻一代群体的不同年龄段、家庭阶层、习惯偏好、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在厘清群体认知的基础上，分类分层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引导。改进年轻一代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加强和完善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和技术更新，有意识地注重政府与年轻一代的对话平台、对话机制和对话方式。

此外，形成重视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样非常重要。

古特雷斯在赞誉年轻一代是希望最大来源的同时，也指出，期待年轻一代在塑造未来的过程中扮演正确的角色。这同样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