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各领域的改革与整顿疾风骤雨而来，涵盖平台垄断、金融监管、资本市场、饭圈乱象、教育双减、游戏产业、分配政策以及娱乐圈等，令不少西方媒体和港台媒体直呼“看不懂”。再加上一篇自媒体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获得一众官方媒体的转载，更加重了人们的疑虑。围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以及中国当前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笔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黄平。黄平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Q：在官方的文件和语境里过去一段时间反复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曾多次剖析“现代化”这个概念，并认为现代化不是西化，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提供了两个对现代化进行解读的角度，那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您怎么理解？
黄平：“现代化”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欧洲经日本引入中国的，日语里讲的“现代化”又是对欧洲工业化作出的一种日式解读。其中作为时间分期上的“现代”一词，从日语到中文也发生了一个转化，即中国区分了近代和现代，我们把1840年以前叫古代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叫近代，1949年之后叫现代。而最早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是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后来在1963-1964第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第一次把“四个现代化”明确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因为发生文革，从经济建设到科技、国防等方面的建设都有所放缓，但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在本世纪（指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下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很明显领导层认识到只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需要现代化，我们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要现代化，而且中央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这就意味着现代化不再仅仅是按领域的，更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都纳入现代化的范畴，现代化的标准也不再是简单的用GDP、财政、利润、人均收入等指标就可以概括的。
再到总书记今年的七一讲话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其中至少包括两层新的含义（当然并不止这两层）：
第一，仍然强调“现代化”，从最初分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后来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和新发展理念，其目标都是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只不过原来邓小平所设立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时间“21世纪中叶”，现在又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2035年和2049年。
第二层含义，之所以加入“中国式”这个定语，强调的是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叫中国道路，最早叫中国特色，都强调的是不能照抄照搬，1949年前后不能照抄苏联或共产国际那一套，新时期也不能照抄西方现代化的那一套，而是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年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除了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还第一次提出了“与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十八大以来，对于中国道路，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按照我的理解，已经不单纯是指中国的发展经验，不单纯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具体实践个案，而是还要再提升，即一方面朝着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前进，其中包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还要与中国几千年的文脉、历史、优秀文化传承、打通、弘扬。
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两个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有机结合。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讲过，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理的大国，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大国，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一直传承下来，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历史上的很多古老文明今天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中国能够延绵不断走到今天，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当然值得我们后人无比骄傲，但如果仅仅是古老，我们仅仅吃老本，也并不算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中华文明到现在不仅延续而且仍然充满活力，中国今天仍然处于中高速发展的状态，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到这次抗疫防疫措施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中国这个特殊“个案”背后的普遍性是什么？
Q：这其实就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起来理解了。
黄平：对，中国这个文明新形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个别的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不仅历史很长，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的也很优异，正在走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文明形态，奴隶社会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一种文明形态，欧洲中世纪漫长的教权加皇权时代也是一种文明形态，时间上与西方相对应的，中国先秦时期、盛唐时期是东方古老文明形态的代表，当然，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也有他们的文明形态。
而近现代以来，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形态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开始是西欧，后来加上北美，二战后虽然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总体而言也是在西方文明形态下的格局。如果百年后的中国在今后通过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脑袋里一说市场经济就是只是资本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现代化，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Q：人大重阳曾发布过一份报告，对中国的“逆境崛起”总结了“三个唯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级崛起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您曾对此增补了一点：中国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来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
黄平：是的。当时发言时间有限，其实我对前三个“唯一”也想稍加解释。第一，并不是说之前崛起的其他国家、其他文明都一概不顾及生态，古老的文明并没有发生过在大规模的生态破坏时期，更没有带来生态破坏，而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早期，他们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整个世界也还没有环境保护和生态的概念，比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日本，包括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直到1960-70年代以前都没有环保的概念，更没有生态的概念，但是现在它们也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连美国在经历过特朗普时期短暂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拜登上台以后又在气候问题上部分地回到巴黎协议，连中美关系现在高级别的恢复对话也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所以，应该把第一个“唯一”表述为在全球唯一在发展之初就不得不顾及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的文明大国，这样比较更准确一些。
第二，“唯一的非西方文明圈中的全球崛起大国”也要略加限定，因为日本曾在GDP总量上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很长时间，至少日本在地域意义上也是非西方的，文化上也保留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的特征。之所以现在将日本看作是“西方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美军接管日本，用一套西方的制度改造了日本，在制度意义上使日本成了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能加入西方的“七国集团”。
第三，说中国承诺不以战争的方式崛起，不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战争，确实有不少人强调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华的文化基因中没有好战这一项，但是客观来说，中国自身的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存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的，当然几千年的历史中处于和平的时间更长，但也不乏战乱乃至血腥的过往。当然，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主张并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在通向现代化发展建设的道路上，没有通过武力去搞殖民、扩张、侵略，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甚至在新中国以前，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经历的恰恰是不断挨打，各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新中国不光是承诺和平方式，事实上70多年来一直是以非武力、非掠夺的方式通过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方式在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使基础薄弱，也不能去掠夺和侵略别人，即使遇到别人打上门来，我们也自卫后主动停战或撤离，客观上战后世界的格局和我们的根本利益也决定了不可能靠殖民扩张甚或武力侵略去谋求发展，一开始我们还是被封锁，那当然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自己“勒紧裤腰带”来发展。1949年后中国就是依靠农业农村、依靠农民的汗水，通过那有限的剩余来反哺工业、反哺城市，逐步奠定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包括科技和教育等的基础。
在前三点的基础上，我补充了第四点，中国还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正是有了前面的三点，社会主义才既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信念，也是一套制度设计和一套具体实践，包括中国领导层现在强调的走共同富裕之路。其实，共同富裕并不是现在才讲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讲过多次，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他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靠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来实现发展，否则改革就失败了！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是一整套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政策和实践，背后的旗帜是社会主义，其理想信念或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再加上同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然就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Q：刚刚提到的共同富裕，是近期中国舆论乃至国际舆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像您说的，从邓小平时代中国就开始谈先富带动后富，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此前官方将浙江设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也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共同富裕，作为具有连续性的政策，这并不难理解。尽管官方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杀富济贫”，但到了具体层面，舆论还是会有担心的情绪，特别是腾讯、阿里巴巴等大企业在第一时间拿出巨额资金，推出配合共同富裕的计划，让不少人担忧会不会对更多的企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
黄平：这里面其实涉及的是两件不同的事。目前在微观和具体操作层面，一些企业最直接感受到的是经济放缓，不仅世界经济放缓，中国经济也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企业的利润也好，资金链也好，雇员状况、销售状况、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似乎都不如过去那么热了，这和共同富裕的再次强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世界经济的放缓可以追溯到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导致雷曼兄弟倒台并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这已经超过10年了，新冠疫情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同样也好几年了，靠高投入和高耗能、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高回报、高利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
当然，在新的经济结构下，政策要因此及时调整，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提出“五位一体”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部分地也是顺应这个变化。作为企业家来说，曾经有一段可能确实赚钱比较容易甚至太容易了，现在企业发展经营有所放缓，一定会不适应。其实中国目前的整体发展速度，就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也是够高的，中国的经济增速足够让西方很多企业很羡慕。而之所以很多企业家过去觉得赚钱容易，和中国发展的起点低也有关，特别是中国顺应并积极推动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国参与其中也确实受益了。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实际上，在我看来，共同富裕这个话题不是讲早了，而是讲得有点晚了，邓小平曾经的明确说的是中国在上世纪末就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点从《邓小平文选》里可以看的很清楚，从1980年代年到1990年代，邓小平多次有过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明确表述。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共同富裕没有完全按照邓小平设想的时间实现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中国进入21世纪后也不是到了今天才重新把共同富裕再次提出来，中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都有相关的表述。 今天，中国现在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来就该突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也就是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而之所以现在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是因为中国现在有了朝着共同富裕之路走的经济社会基础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已将近十年，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连续增长多年，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本身经过多年发展也有了这方面的需求和诉求，这个情况下就需要着手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不能总是一说起富裕地区就是北上广深加上长三角、珠三角，尤其是要妥善解决好压在中下民众身上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不能让广大一心想要为国家发展出力的青年和普通民众处于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境地。
至于一些人在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以后对民营经济的担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9月6日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特别是刘鹤在讲话中提到，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可以推断刘鹤讲话的精神就来自总书记。
而具体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将浙江省作为试点，因为浙江不但财富丰沛，也是私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把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作为共同富裕试点，尤其能体现共同富裕不是要通过把私营经济公有化来实现。浙江的共同富裕试点方案也公布了，同样表现出稳中求进的特点，而不是行政主导或政府大包大揽，更不是所谓的要对私营经济进行剥夺、绝不是要“杀富济贫”。至于现在有些企业受到反垄断调查，包括一些叫网红、影星因为偷税漏税等被调查，只不过是时间上正好碰到一块了，无论任何时候，偷税漏税都是违法乱纪行为，都必须查处。还有企业因为涉及数据安全被调查，且不说当今世界处于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大背景下（美国甚至有不少人想要与中国脱钩），即便没有这些背景，企业也必须配合国家做好数据安全工作，这是法治社会必须遵循的。当然，如果还有涉及更严重的问题，那更要按照法律去处理。
Q：其实很多担忧来自于人们对“共同富裕”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共同富裕”是一个“高阶”概念，先能稳定的实现高质量的小康，下一步才是共同富裕的问题。
黄平：当然，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说立刻就能实现，也许还需要经过20年、30年乃至50年，如果以2049年为目标，距离现在也还有将近30年，这期间会有相当长的过程，属于“行百里半九十”那最后的十里冲刺一定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自然就要开始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整个社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开始通过具体实践，既要搬走“新四座大山”，也要确保低收入人群不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巩固小康成果。先把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延续了邓小平时期的改革试点的方法，有了试点的经验与教训，再稳步推向全国。
至于什么才叫共同富裕，当然可以继续讨论，把共同富裕的表述换成共同发展也没有问题。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像当年我们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称为一个家庭的“三大件”，改革以后这“三大件”又变成了冰箱、电视、洗衣机。“富裕”的标准也在不断改变，而且，“富裕”还不只是经济概念，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也都包括在里面，不只是物质或经济的指标。
Q：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到共同富裕的时候，还提到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发挥市场主导，二次分配体现政府的调节作用，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而三次分配主要与慈善等方式相联系，很多人对此有疑惑。
黄平：在我看来，最核心还是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就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二次分配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调节财富的不均衡、不平等，同时，再辅之以“三次分配”，但只能是补充。
提出“三次分配”，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一些经验，什么经验？就是针对高收入者制定与慈善、捐赠、公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某种意义上可以鼓励富裕者为社会多做贡献，这些法律法规中往往包含通过慈善、捐赠和公益来减免一些税，否则呢，财富会很可能被挥霍，现实中有很多富二代、富三代把父辈祖辈积累的财富败光的例子，比如跑到澳门去赌博、买豪车住豪宅等等，要挥金如土把家底搞光总是很容易。如果有减税或免税之类的法律法规，高收入者就有了做慈善或捐赠、更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动力。
无疑，“三次分配”只是一种辅助，而不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依赖的路径，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初次分配，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保证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所得，然后通过福利、保障等二次分配手段进行合理、必要的调节，最后才是辅之以三次分配，鼓励那些大富、巨富开展慈善，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把财富浪费掉或转移掉。三次分配只能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依靠”，就算那些大富、巨富愿意把所有的“多余财产”都拿来做慈善，就能够上解决经济社会层面问题的所需吗？
Q：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提出慈善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黄平：当时说这个话还有点早，当然作为学者，眼光超前也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等配套，社会意识的改变，一步步跟上。经济发展总是先行一步的，所以叫经济是基础，中国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就是不断完善法律配套的过程，比如在一些国家，鼓励慈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征收遗产税，这些我们都需要逐步建立或完善。
近期对于一些大公司的调查，正好与提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这些概念在时间上撞在一起了，所以一些人开始有各种议论，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很多人觉得“看不懂”。但我认为，三个月看不懂，再过半年就看懂了，今年看不懂，明年就懂了。40多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人们眼中看不懂的事多了，甚至当时邓小平讲要改革，搞特区，要引入外资，有些高官也看不懂。这都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部分人看不懂，不等于现在就不该做，更不等于做错了。至于从港台一时看不懂，那就更正常了，彼此都得有点耐心吧。
Q：在“看不懂”的背景之下，很多人的担忧是，政府的干预会不会已经压过了市场调节。近期一篇据称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尽管这篇文章被发现是有人将张维迎的一篇旧文加入了很多“私货”篡改而成，但文章中“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的表述，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黄平：首先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是出自谁，因为网上传播的那篇文章里至少有很多部分都不是张维迎教授写的。在我看来，这种将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思维方式，只能算一种从书本到书本“洋教条”，因为从19世纪到上世纪20-30年代欧洲学界就市场与政府的问题争论了很多年，哈耶克与凯恩斯等学者一直在争论，此前还有奥地利学派，后来又有芝加哥学派，一直都在争论应该要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
从当时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或近百年了，无论是欧洲、美国，也包括中国，市场是哪种意义上的市场，政府是哪种意义上的政府，已经和一百年前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继续简单地将政府与市场二元化对立起来，那就太简单了，与现实脱节了。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过的一句话很有道理，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政府。但如果用二元对立的逻辑分析政府和市场，而看不到两者的相互结合后面互相依赖，显然并不符合实际。
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那么强调新自由主义，在实际政策上还不是一样有很多政府出手的地方。高明的主政者和政策制定者，无一不是结合国家与社会在当时的具体需要，决定政府和市场在什么情况下，哪个发挥的作用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而在另种情况下，可能又反过来。比如，国家和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比如大萧条的时候，政府就得出手，更别说打仗就是国家和政府、军队的事儿，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界的头牌学者，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二战后一段时间内他是美国物价委员会主席，战后的美国也需要政府来参与经济和分配，知道今天物价或通胀不也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加以调节吗？至于英国，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购买面包也不仅是要排长队，甚至也是要用票证的，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把事关民生的重大经济事务依然完全交给市场，这不是开玩笑吗？
国家和社会繁荣稳定或起码比较正常发展的时候，政府自然要少干预市场，多让企业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教条地去单方面强调政府或者市场，政府越小越好、市场越大越好，这本身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社会运行过程。更别说像高速公路、高铁这样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没有私营企业愿意投资，必须依靠政府规划和投入。所以，不论是学术还是政策实践，都要切记不能教条。
其实这些浅显的道理，只要去中国一个贫困县当上三年副乡长副县长，抓它几年具体的经济工作，就很快都明白了。当然，知识分子也好，学者也好，包括媒体人也好，多数是在书斋里学校里，去思考一些相对理论的或不那么实际的事情是本性，提出一些带有批评性的思考也是本性，说好听一点是防患于未然，说的不好听就是自以为是。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曾经有过的那么多对于中国和中共的担忧或“预言”，最终是变成现实的多，还是破产的多？我认为，那些担忧或预言绝大多数都破产了。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西方国家认为，随着苏东解体，中国也就要崩溃了。也有很多西方学者或学了西方学术的学者，总觉得中国的经济早晚要完蛋，因为有政府这只手。可事实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都不但充满了韧性，既有活力也有潜力，还正在开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正在走向基本原理既与中国实际结合也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走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到最后，还是事实胜于怀疑或雄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