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磊，1977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的角色扮演有了新理念和新实践，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为海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但研究范式和核心理论仍未摆脱“威权主义”的窠臼，议题设置也显示出更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发展“中国能力”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各国的中国认知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有长路，我们需要以“学术多边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转变。
关键词：新时代；海外中国研究；中国观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将这一新阶段进一步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党的建设、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全面依法治国、军队现代化以及外交工作等多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些重大变化也被敏锐的外国学者所关注。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观察到，习近平执政后领导了“打虎拍蝇”反腐运动、军队改革、经济振兴计划和有为外交，这些大胆而有力的政治举措让人感觉到中国政治的明显变化。尤其是外交路线从“韬光养晦”逐渐转向“奋发有为”，外界感受最明显。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2016年的一份特别报告里称，“习近平已经开启了中国的区域及全球外交的新纪元”。
然而，海外特别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并没有随中国进入新时代而步入发展新阶段。究其原因，根本上是由于美式社会科学对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霸权地位没有改变；由此，对中国政经模式的分析仍然受“威权主义”等主导性概念与理论支配，中国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他者”的身份难以动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非理性中国观也依旧具有广大市场。
尽管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在新时代的新动向不可避免地引起海外中国研究的联动反应。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刺激着中国研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理论）生产的相应调整。另一方面，中国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对于发展认知中国的能力有了更多渴望，但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政治化倾向，影响了其认知的客观性。本文将尝试对上述新变化予以描述和总结。
一、研究视角：“将政党带回来”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解释当代中国的关键变量，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界持续关注的对象。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这60年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按每20年一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新兴利益群体的崛起，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参与空间也逐渐扩大，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相对前期明显减弱。包瑞嘉（Richard Baum）认为“80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大变化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被大大削弱了，当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机构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都有出现，但这些研究已经不再主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而对微观政治和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开始登上中心舞台”。西方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发展以及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而对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导社会改革关注不够；换言之，更多关注了中国社会中的“离心力”，而不是将整个体系凝聚起来发挥作用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国家—社会”视角（实质是以国家为中心）取代政党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这种研究视角和关注对象的转换甚至被认为构成“范式鸿沟”（paradigm gap）。
21世纪初，柏思德（Kjeld Erik Br∅dsgaard）与郑永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集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论文结集为《将政党带回来：中国如何被治理》（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于2004年出版。两年后，两位学者再度合作主编了《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明确提出西方学者不该忘记中国的权力体系仍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在中国研究中应该“将政党（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无独有偶，提出前述“范式鸿沟”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以“将政党带回来”为题，讨论了党如何主导渐进式改革以平衡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党在政治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的关系。不过，后者的出发点与柏、郑二人的主张并不一致。舍甫琴科仍然是在转型范式下思考，而柏、郑提出的“将政党带回来”是要超越转型范式，考察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境下中国如何实现持续稳定与发展。
“将政党带回来”的主张是否推动了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学界有三种变化趋势可以同这一主张形成呼应。
第一，虽然从英语世界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看，新时代以来增长幅度并不显著，但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磅著作。印度中国观察家克里希南（Ananth Krishnan）曾感慨，“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核心地位而言，深入研究党的工作、组织、文化和历史的著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以下这些著作也多少填补了这种遗憾。
其中，倡导“将政党带回来”的柏思德与郑永年身体力行。先是在2016年，柏思德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共产党研究批判读本》（简称《读本》）问世，该《读本》的作者队伍囊括了美国第三代中国学家的翘楚人物黎安友（Andrew Natha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沈大伟、魏昂德（Andrew Walder）、托尼·赛奇（Tony Saich）、欧博文（Kevin J.O.Brien）、李成、狄忠蒲（Bruce Dickson）等人，郑永年在其中贡献了多个章节；内容则涉及中国政党制度、中共党史以及党的组织工作、党的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党的自我改革与调适、党与法治关系、党与社会治理、地方党政工作等方方面面，遗憾的是对上述内容的讨论止步于新时代以前。2021年，郑永年又与兰斯·戈尔（Lance L. P. Gore）合作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在行动：巩固党的统治》，不仅大幅增加了有关新时代的内容，也比多少受体例约束的《读本》更鲜明地贯彻了“将政党带回来”的主张。
值得关注的还有如下几本近著。首先是2021年刚刚出版的托尼·赛奇新著《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百年中国共产党》。该书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的历史，深入阐发了党的生存力和调适力。赛奇身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此书一出便广受关注，成为海外研究百年党史的代表作。同年狄忠蒲所著的《党和人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则在党、国家和人民三元框架下深入考察了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体制及其韧性。另外，2018年青年学者古大牛（Daniel Koss）出版了《政党的地盘：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与地方治理》一书，是鲜有的专注党的基层组织的著作，在书中他分析了党如何运用基层组织来巩固政权和参与地方治理。
第二，尽管对中国共产党的悲观预言仍然充斥西方学界，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将得到长期延续。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R.Sullivan）在其编纂的《中共党史辞典》中认为，中国的政党体制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中国共产党也保持了很高的民众支持率，“颜色革命”在中国难有作为。2012年以后，西方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前途的争论还在延续，但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得到了更多重视。兰德公司2016年的研究报告也称：“近年来，其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共产党将其主要目标定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拟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确保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政策实现该目标。”
第三，海外学者普遍捕捉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的趋势。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习近平的“新时代”有别于邓小平的“新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是党在加强领导地位和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努力。
与此相应，海外中国研究更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解释变量或纳入分析框架，而不是过分依赖“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研究传统素来发达的日本，通过检索文部省、学术振兴会在2012年以后的资助项目发现，与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的课题有近50项。这些课题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新时代以来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与作用，包括党与宪法的关系、党与人大的关系、党与法制的关系、党对基层组织领导的变化等。
二、概念生产：内卷与漂移
在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早期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问题专家们并不擅长社会科学的概念化方法，以至于查莫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感慨“本领域内存在概念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明显转变。自萨缪尔·亨廷顿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所谓“威权主义现代化”后，西方学者积极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审视新兴国家的政治转型，并创生出一批“威权主义”加形容词的描述性概念。例如，亚洲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欧洲的匈牙利等国都曾被不同学者贴上“柔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政权被称为“调适型威权主义”（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类似的概念创制也发生在中国研究领域。起初是何汉理（Harry Harding）于1986年提出“协商式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继而李侃如于1990年前后提出“分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约略同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又提出“官僚多元主义”（bureaucratic pluralism）来描述改革年代中国决策体制的特点。其中，李侃如的“分化的威权主义”广为21世纪前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所采纳。2003年黎安友推出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词迅速成为理论新宠。先后出现的相似概念至少还包括“协商式列宁主义”（包瑞嘉）、“分权的威权主义”（李磊）、“协商式威权主义”（何包刚与马克·沃伦），等等。这些概念与何汉理、李侃如等人创制的概念，都在试图概括一党体制下的政治多元化现象，并对政党的执政稳定性提出解释。
西方中国研究界沉迷于“威权”加形容词的概念创制手法长期不能自拔，如中国学者讥讽的那样，“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是一种学术“内卷”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所谓民主与专制或民主与威权的二元思维框架下审视政体“他者”。即使在新时代，这种“内卷”也未得到改善。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艾什（Timothy Ash）在2015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的种种改革举措是在进行一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实验，他将之归结为“巧妙的威权主义”（smart authoritarianism），这反映出西方学者的确不易跳出窠臼解释中国。
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新变，仍有大量学者固守“威权韧性”的视角予以解析。有学者提出，得益于过往造成“威权韧性”的体制因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依然保持强大韧性。有的则注意到党的作用加强可能会增加政权韧性，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将面临权力集中与社会多元日益艰巨的挑战。
只有少部分学者对“威权韧性”的解释框架提出不满，并试图创制新的解释框架与分析概念。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定性在于其不断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手段和政治准则来完善自身治理能力的缺陷，“威权韧性”不足以对此进行有效解释。柏思德出于对“分化的威权主义”的不满而提出“整合的分化”（integrated fragmentation）概念，来处理看上去显得矛盾的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和中央对这些企业控制的持续。经济学家皮凯蒂则在2020年的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的新型政经体制主要有两方面特点：一是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党的领导；二是在国有和私营之间进行平衡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政经体制被证明是可以持续的。近几年国外学界提出的重要概念，往往体现出对新时代新现实的关照，即更偏重显示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与统合作用，但这些新概念背后的价值观仍然为“西方民主至上”“西方中心主义”那一套逻辑支配。
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概念是基本要素，概念生产则是实现创新的基本手段。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社会科学的发展总在两种尝试间来回调整，“或通过概念的构成在思想中整理事实”，或在由此得到的思想图像经受变动而使概念不足以整理新的事实时重塑概念。但是观察新时代以来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界，概念生产的创新能力无法适应研究对象的调整节奏。一方面是诸如“威权主义”这类经由概念移植——最早被比较政治学家解释二战后拉美地区的政权形态——而介入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很难因应研究对象的复杂和变动，由于定义的僵化（导源于政体二分的思维窠臼）而导致概念表现为缺少包容性从而限制跨国和跨系统的比较，这种情况被称为“概念冻结”（concept freezing）。或者说，西方学术界惯常采用的“概念移植”往往遭遇解释失灵，出现类似机器学习领域的“概念漂移”（concept drift）现象——当输入与输出的函数随时间发生变化，训练集中得到的解释函数放到真实数据集中就会失灵。作为观察对象的中国，犹如一个不断转动的多面体，吸引也考验着各国研究者的观察力与思维力。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德明（Lowell Dittmer）感慨的那样：“中国‘新时代’的本质只有在其多重面向中才能被发现，这些多重面向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呈现出来。”尽管西方的中国研究善于提出概念，但又每每陷入概念无法把握现实的困境。可以想象，如果无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政体二元论”这类思维陷阱，西方中国研究的概念生产很难摆脱内卷与漂移的窘境。
三、议题设置：政治化倾向的加强
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最可识别的变化也许就是西方对华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加强。在俄罗斯中国学家罗曼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看来，“在西方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冷战’为模板形成的意识形态动机的谎言和宣传”。
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察与中国报道存在意识形态偏执并非朝夕之病，并且常常受西方世界“老大哥”美国的风动感染。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学术领域的涉华议题和论调也走向偏执。尤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界成为“学术反华”的主要推手，美国学术界针对中国研究的“学术麦卡锡主义”阴云越结越厚，对华客观温和言论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罔顾事实的“政治学术”却获得支持。
媒体与“专家”的合谋也不容忽视。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D. Swaine）曾在2018年《外交政策》上发文，揭批美国媒体上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喋喋不休地制造各类“中国威胁论”。他说：“这些记者和官员最极端之处是尽作哗众取宠的言论，此番举动无疑会增加国防开支，提升报纸销量，与前任政府所谓‘失败的’中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并让美国人对当前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视而不见，如巨额预算赤字、收入不平等和基础设施崩溃等。”他还分析了美国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新常态”，除了狭隘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利益，更重要的因素是特朗普通过玩弄“外来威胁论”将美国政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偏执狂风格”在社会精英层煽动起来。
这种不正常的学术风气和社会心态也激起美国国内温和派学者的巨大反抗。2019年，美国政学两界几位资深“中国通”傅泰林、芮效俭、史文、董云裳和傅高义联名给特朗普总统写信，反对将中国作为“敌人”的种种做法。联名信公开后陆续有200多名美国国内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的政学精英加入签署。
西方中国研究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议题设置的政治化。这方面，媒体和智库，尤其是那些政治立场偏于保守的媒体和智库表现得更为积极。代表性案例就是近年来有关“中国是否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议论。
较早提出该问题的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原副主编以萨克·费什（Isaac Stone Fish）。他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舞台承担的责任与其强大的国家实力不相符。以萨克·费什的看法颇具典型性，即便在中国学家群体中，也普遍倾向中国是既有发展中国家一面又有发达国家一面的混合形态大国。由此，西方社会的一些政学精英怀着不满态度看待中国坚持的“发展中国家”定位。
不满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国家实力方面的强国表现与其继续享受WTO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种种优惠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责任不相匹配而产生的不满。后者又被国内学界总结为“中国责任论”。有国内学者指出这种“责任论”“尽管是在对中国实力与责任某种认同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但常常“表现出强硬的单一价值观诉求，隐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
对于“责任论”，中国学者似乎可以采取更加理性的回应。中国在碳排放、环保、反恐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方面与西方大国有共同的利益。
至于西方对华的“不满心态”，兰普顿曾有一个精辟的解说：“当美国对自身表现感到不满的时候，那么对其他国家（这里指中国）也会感到不满。”所以，真正令西方政学精英感到不满的，并不是中国在人均寿命、人均碳排放量、人均GDP等指标上逼近发达国家，而是他们在对比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后，对自己国家无力解决自身问题感到懊恼，进而向“他者”投射的不满。
西方的中国观察界、研究界越来越受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是西方与中国彼此不信任感加强的一种反映；新闻报道和智库报告涉华议题的政治化倾向又反过来加强了双方社会的彼此不信任。由此，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正处于一种危险的“双向负反馈”中。这无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还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都是一个挑战。
四、中国知识的生产：能力渴望与现实分歧
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领域，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举例来说，现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劳特里奇当代中国研究丛书”（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自2008年创立以来，收纳了近230种出版物（专著或论文集），新时代以来的年出版数量明显增长。从作者队伍能看到，研究主体的多元化程度也在不断拓展。
无论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还是学术内生冲动，国际中国研究都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期。其中有两个明显的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对自身中国研究能力不足的感知导致各国发展所谓“中国能力”（即认知中国、理解中国的能力）的渴望在增强；二是不同知识社群的“中国知识”“中国观”的认知分歧在扩大。
一方面，从汉学与中国研究传统较为发达的美国、欧洲，到中国研究方兴未艾的拉美、非洲，世界各国都渴望发展认知中国、理解中国的能力。
在当代中国学的发祥地美国，由于财政支持的限制等客观因素，中国学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无法适应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知识需求。2020年4月，在美国国会一场有关中国模式的听证会上，与会学者纷纷呼吁美国应该加强中国研究和相关人才培养。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认为，应该大力培养汉学、国际关系、现代战略分析方面使用汉语的人才，研究中国精英层的思考方式，并称这与发展科技领域同样重要。美国国家情报大学的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认为，中国研究领域过去几十年偏重于“基于问题”的议程，倾向于追问“中国的治理存在哪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应对的”，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他建议要开展“基于目的”的中国研究，追问中国的政策设计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向何方。
在汉学底蕴深厚的德国，墨卡托中国中心2018年发布调研报告，对德国的“中国能力”（China können）进行了全面摸底。报告中将“中国能力”定义为与中国进行成功合作所需的必要知识与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中国国情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跨文化能力。多数受访者承认，双边接触过程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的“德国能力”优于德国人的“中国能力”。报告因此提出要采取根本性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
在中国研究基础薄弱的新兴国家，近年来中国研究的知识社群和知识网络有了显著的壮大。在巴西，成立于2017年底的“巴西中国问题研究网络”（Brazilian Network for China Studies）已经吸收了超过300名的成员。在非洲，围绕中国的跨学科研究仍是“学术领域新前沿”，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非洲设立的中国研究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非洲的中国研究，但非洲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帮助非洲国家和人民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不同知识社群中国认知的鸿沟也在扩大。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认知鸿沟在扩大，不同立场者的中国观撕裂程度在加深，这与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与政治撕裂直接相关。在美国，对中国能够产生同情理解的中国学家们普遍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在“政治正确”的氛围笼罩下往往噤若寒蝉。2019年温和派的公开联名信是不同意见被压抑后的一次集中爆发。作为美国中国学知识社群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学者群体，是加强中美理解、发挥中美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重要力量，但在意识形态对抗加剧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桥梁作用很难得以发挥，倒是身份与话语的张力迫使他们时常做出溢出学术理性边界的表态。
有学者对美国青年中国问题专家群体进行调研，发现可以按照他们的对华主张将其大致分为接触派（engagement group）和限制派（hedging group），两派的中国认知在许多地方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绝大多数主张限制中国（也包括与中国脱钩）的学者认为，中国仍旧实行一套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尽管没有意识形态输出的企图；而接触派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并非西方惯常认为的威权体制，西方学者很难全面把握高度复杂的中国政治体制。这种分歧在老一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那里同样存在，但研究发现青年一代学者对华认知的主观化情况更甚于前代学者。兰普顿对于这种情况的理解是，“老一代人见证过与中国（以及与朝鲜和间接的越南）发生战争的代价，年轻人（特指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成长起来的时代是这些冲突的代价早就被遗忘的时候”。总之，如他所说，“现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的情况大不相同——但世界也不同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研究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能力”的渴望同摆脱西方中国观和中国学范式的自觉意识在同步增长。
在印度，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越来越依赖别国（主要是美英）的学术成果来了解中国”而不发展自身认知中国的能力可能带来悲剧，“将令有关中国的讨论陷入种族主义、无知和嫉妒的漩涡”。在拉美，哥斯达黎加大学的赫尔科梅耶尔（Patricia Rodríguez Holkemeyer）教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致力于超越西方范式造成的刻板印象。在非洲，跨文化的中国学家们意识到，“在不援引西方研究的情况下分享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一个学习过程，需要反思和更多的‘遗忘’，而不仅仅是‘学习’”。S这些国家对西方中国知识生产局限性的主动意识，与中国学术界构建本土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追求相映成趣，共同推动着“非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
五、结语：在学术多边主义中发展国际中国研究
柏思德曾感慨：“即使对一位欧洲人来说，全面地考察欧洲的中国研究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本文对新时代以来国际中国研究变动趋势的宏观把握可能也是一次不自量力的尝试。
这种尝试的困难，首先出于中国的多元与复杂造成了中国研究斑驳多姿的知识图景，也包括不同学科进路带来的认知差异；其次是国际学术场域里的“中国研究”必然受到各国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影响，而造成只有复数的“中国学”而非单一形态的“中国学”；再次，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与置身其中的中国都在发生冲击人们的刻板印象与认知习惯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仍在遭受的重大冲击之一，从而使我们认知他者乃至认知世界的能力也面临巨大挑战。
令人担忧的是，在这样一个巨变时代，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封闭的意识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滋长之势。与此相应，中国努力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2021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云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讲话《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再次重申了推动国际多边对话与合作在今时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智识领域也应倡导一种“学术多边主义”，通过开放心智、互换立场、同情理解来加深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彼此认知，从而促进相互理解。要创造更多的对话场景，让不同知识社群的中国学家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让各自的中国知识与中国观在理性的对话中发生碰撞，以期凝结出更多的共识。
受现实主义原则支配的国际关系研究带给人们的或许永远只是权力平衡与利益妥协，而践行“学术多边主义”的中国研究将贡献更具包容性的智慧。正如“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柯文（Paul A. Cohen）曾说的：“当我们以更实际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开始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往往与其他文明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出奇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