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一方面面临西方国家实施制裁、封锁和孤立，出现外贸萎缩、经济下滑趋势；另一方面，国内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不足、对改革开放产生疑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系列重要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为包括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动力。

南方谈话的主旨思想及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

南方谈话是一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战略思维的光辉文献，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谈话的主旨思想和核心观点，全面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长期思考、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既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概括，其主旨思想及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针对人们对改革开放可能导致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发生“和平演变”的担心，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以上论述对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新时期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指出的：“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我国的科技力量和社会各界，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论问题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给出了在制度属性上全新的重大理论判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上科学论断为20世纪90年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正如1993年5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的：“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确实现这种结合，将为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重要论断 邓小平以时代的紧迫感、历史的责任感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还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并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中央、地方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精干高效的研究开发体系，推动开发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基础性研究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改变部门分割的状况，推进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和人才的合理分流。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加强基础性研究，发展高新技术研究，放开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机构的研究开发经营活动。积极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科技企业。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机构以及科技咨询和信息服务机构要面向市场，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增强自我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

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高度重视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切实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强调：“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这一战略方针也体现在加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1993年5月，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抓住机遇，加快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的讲话，其中指出：“科技界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在文明、科学和道德等方面成为全社会的模范。”

提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的重要论述 南方谈话专门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而且科技发展越快越好。邓小平特别强调：“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廓清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扫清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直接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进科技系统组织结构优化、实施科技攀登计划、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为改革方针 推进科技系统调整结构、分流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确立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准则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措施，奠定了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的基础框架，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加快科技系统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进入全面推进、加快实施的新阶段。

在此大背景下，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发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明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实现科技、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并提出“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调整科技系统组织结构，分流科技人员，从根本上改变科研机构重叠、科技力量分散、科技工作低水平重复的状况，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稳住一头”，是指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事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研究开发，形成优势力量，力争重大突破，提高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科技水平和发展后劲。“放开一片”，是指放开放活各类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研究、开发、创新机构，放开放活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使之以市场为导向运行，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为了实现“稳住一头”的目标，国家从1994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科技发展战略，选择5—10个学科前沿、人才拔尖、结构合理和机制先进的科研机构进行建立新型国家研究院试点。具备条件的省（市）可以选择1—3个科研机构进行省（市）立研究所试点。“在试点单位推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实行院所长负责制、理事会决策制、监事会监管制，试行固定编制与人员流动相结合、职务工资与课题工资相结合的双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有关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其终极产权属于国家所有，院所在国家科技政策指导下行使持有权和支配权”；等等。正是由于科研院所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初步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宏观环境逐步形成。

此外，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国家持续实施了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亦称“攀登计划”。它是针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的课题而组织实施的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其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基础性研究的国家目标，将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基础列为首要任务；结合科学发展趋势，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立基础性研究以质取胜的思想，突出重点，着重支持首创性工作，为提高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水平做出贡献。攀登计划由国家科委组织，委托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落实和日常管理。项目设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学术组织工作，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项目的立项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为指导，以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基本依据，分别涉及基础学科的基础研究项目和技术、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攀登计划自1991年开始实施，先后有45个项目列入计划，其中30个自然科学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和15个工程与技术科学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5年间共投资1.84亿元，先后有3000名科研人员参加研究工作。1997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计划”（简称“973计划”）正式出台，攀登计划作为一项行动计划纳入“973计划”，并实施至2000年结束。

为了达到“放开一片”的目标，国家开始推动大批研发机构走市场化发展道路，实行企业化管理，鼓励按照市场需求开展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咨询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活动；支持实力雄厚的大院大所，充分发挥综合科技优势，进行领办科技企业集团、科研生产联合体的试点；支持各类研发机构改制转型为现代科技型企业，鼓励通过联营、参股或控股的形式组建科技产业集团，鼓励通过积极吸收外资组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科技型企业。此外，还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相关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培育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人才市场。

在此基础上，为配合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市场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国务院和相关部委还制定了一系列导向性、扶持性和激励性政策。

例如，1992年8月，国家科委发布《全民所有制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实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合同的方式，明确国家和科研机构的责权利关系，使科研机构做到自主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从制度层面确保了科研机构自主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1994年4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技术交易所建设，大力发展工程技术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孵化中心、集成配套开发研究中心等多种新型组织，发展技术交易中介机构，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市场秩序。这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成果直接参与市场交换，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转化效益。8月，国务院批复外经贸部、国家科委等联合提出的《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若干意见》，有效解决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的问题。1996年4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7月，国家科委和财政部发布《科技周转金管理办法》；1997年10月，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技术改造专项贷款项目贴息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等，有力地促进了技术政策的实施和执行。

相关改革政策的密集出台，揭开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改革的序幕，为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科技市场体系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动力。

以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抓手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项高起点、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没有相应的政策制度激励，没有一定的条件保障难以有所成就。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此后，高新区在全国范围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1991年3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批准建立了26个国家级高新区。

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上下思想解放，精神振奋，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大大加快。1992年11月，国务院又批准建立了25个国家级高新区，其后，“为推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批准了杨凌高新区为国家级高新区”。12月，在全国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上，宋健明确指出：“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地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建设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个基地。基地的任务是培养和造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在国内外市场上驰骋的主力军、野战军。所以，一开始就要充分注意与国内外市场衔接，特别是要加强与国外市场的联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要认真办好创业服务中心，要十分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服务中心要发挥它作为联接开发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的纽带作用，发挥它的‘孵化器’功能，特别要培育出一批具有大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一批怀有办大企业、办大集团雄心壮志的高新技术企业家”。这次会议对高新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是落实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能否实现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也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20世纪90年代，为优化高新区软硬件环境，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涉及高新区建设、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扶持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加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等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96年2月国家科委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8月和2002年3月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关于加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若干意见》3个文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较为完善的高新区管理体制，科技部、地方政府职责分工更加明确，厘清了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和服务的主要功能；进一步强调了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创业者素质，扶持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科技企业发展以及促进国际化发展等。进入21世纪后，针对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出现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科技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一步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关于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承担起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责任，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逐步成为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实践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到21世纪初，“54个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聚集了全国超过50%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近1/3的研究开发投入”。从统计数据可知，“1991—2006年，国家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年均40%以上的增长，2007年全国54个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营业总收入55812.3亿元，工业增加值11288.5亿元。万元GDP能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6%，万人专利授权数30.7件，已经接近了美国硅谷的水平。高新区有力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联想集团、深圳华为、长沙远大、沈阳东大阿尔派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企业已在微电子、通信、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具备了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实力。经过30多年的接续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战略和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促进创新要素和人才要素进一步向高新区聚集，到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重接近30%，成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新技术产业国。

推动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南方谈话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科技进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依靠科技振兴中华逐步成为全国人民的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科技兴农、科技兴工、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科技兴企等纷纷被提出。科技兴农在农村由温饱转向小康的进程中、在“菜篮子”“米袋子”等工程中、在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科技体系得到加强，科技副县长、副乡长遍布各地。科技兴企也大见成效，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新技术和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此基础上，科技兴市以点带面推向全国。这是从经济、科技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上定位科技和教育的作用，其意义更为深远。至1995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制定实施了科技（教）兴省（市、区）的战略，全国520余个城市中，已有300余个实施了科技兴市战略，占全国城市总数的3/5，提出科技兴县的县也占60%—70%。所有这些科技振兴战略，共同构成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序曲。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号召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热潮”，“这一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江泽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次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是继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制订了第一个长期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78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此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技教育的发展关系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去年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对今后科技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全面部署。这次中央的《建议》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条重要方针，并提出了今后15年的工作任务和重点。现在大家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比较清楚了，方针政策也明确了，最重要的是落实。为了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一是要抓好改革，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现有基础的作用，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二是抓好重点，科技要抓好技术开发与推广、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使科技与经济更好结合起来；教育要抓好‘九五’期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结构。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逐步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21世纪我国确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引领我国科技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轨道，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重温南方谈话及其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定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汇聚起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