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宝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规划与评估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党政治、党内法规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李镕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整合功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统战工作是使命型政党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的重要法宝。百年统战工作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党的全面领导整合了现代化治理的社会政治力量，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构建新型“五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了理念前提和政治基础，党所发挥的协调各方、自我革命、举旗定向作用，又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强的行动保障。
【关键词】党的领导；统战理念；“五大关系”；行动保障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全面部署，在统战工作的各个领域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深化了统战理念，规范了统战关系，丰富了统战实践。“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阶段性地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内容多集中于对某一统战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认识、对某领域统战工作的探讨等方面。
近年来，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以党的二十大为契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等时政热点上，侧面说明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多是“尾随式”“阶段性”的梳理和总结，缺少贯通统战工作历史脉络、连接统战领域各种要素的整体分析。针对这一点，本文试从党领导统战工作的理念演进和政治基础出发，以《条例》为主要制度依据，在新时代新型“五大关系”形成的具体实践中理清“党的全面领导”和“爱国统一战线”的交互影响。
一、政党功能与统一战线
政党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组织基础，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受到社会结构差异、意识形态不同等因素影响，中西方语境下关于“政党”的功能界定大相径庭，但“政党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就是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基本共识。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表现出的利益分化特征就越是明显，社会多样性的背后必然客观地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意见的分歧与理想的冲突，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政党则充当了提炼、表达、自我维护这些差异、分歧和冲突的角色。多样性和多党制是紧密联系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普遍的政党观念。对此，萨托利解释称：“如果政党不是部分，它就是一个伪政党；如果整体被确认为只是一个政党，它就是一个伪整体”。
即便如此，社会的多样性仍然是整体的部分，国家作为无差别实现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利益共赢和价值共识的政治共同体，对于维持内在统一性具有天然的要求。李普塞特认为，关照社会生存和国家发展的整合功能也应该由政党来承担，“无论整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视作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也就是说，即使在竞争型的政党体制里，政党也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和反映其所代表的部分，无论是在争夺政权还是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都要求政党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根据制度设计，西方政党多以裹挟民意、强化分歧制造执政机会，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宪法确认的。党的十九大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初心”和“使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强调政党本质上的“人民本位观”和作用上的“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更加意味着党的领导迫切需要整合各类群体利益作为工作抓手。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历史和实践证明，统一战线在超越部分、巩固团结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发挥了使命型政党“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的功能。
二、党的统战工作理念：整合社会政治力量
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程中，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基本成型，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有效整合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各领域、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力量，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两个共同体”理念贯通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各项工作的充分开展创造了必要前提。
（一）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
“党的统一战线所整合的力量，有时要大大超出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这个范畴”“但其核心点时刻没有离开过‘人民’范畴内的人民力量的联合与团结。”统一战线作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首要前提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实现和加强自身的团结统一。时至今日，党领导百年统战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既得益于中国无产阶级联合的历史必然性，更得益于无产阶级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党的领导确保无产阶级始终保持内部的紧密联系。早在党的统战工作尚处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一开端时期，党中央就针对无产阶级内部战线建设提出了“联合战线不但要行之各阶级间，并且要行之工人阶级之本身”，还要“切实讲求整个的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即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宗教工人群众联合战线之必要”的具体要求。此时，党对无产阶级统战对象的认识直接继承了列宁基于俄国革命形成的“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思想。旧社会的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条件下，农民阶级同工人阶级在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状态的革命要求上是根本一致的。党系统分析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得出了“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的正确论断，工农联盟从此成为无产阶级战线内部的核心力量。
党的领导确保无产阶级永远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以及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是实现党的初心使命的根本保证。但是，无产阶级队伍分散、孤立的特点要求“必须依靠一个代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这个政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要牢牢掌握领导权”。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取得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准确把握上层阶级的妥协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后，摆脱国民党的统治独自领导革命，历经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实现的。党通过教育、组织无产阶级率先完成大团结大联合，实现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组建更为广泛的政治联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二）统筹“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国民经济发展迎来了新机遇，迸发了新活力，也给社会秩序和综合治理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党和国家带来了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这期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新要素不断涌入，我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而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现代国家的三根支柱，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也为党的统战工作创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一方面，党的领导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平公正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都有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有索取资源的诉求。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强势地位，部分因为政府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调和矛盾冲突的责任并拥有与责任适配的强制力；社会在资源获取方面常常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阶层分化，新兴社会阶层力量不足；而市场受到资本逐利性的影响，往往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和“冲突的发起方”。如果三者之间缺少宏观调控和协同互动，就会导致掌握权力的政府与掌握财富的市场中的某一资源优势方过于强势或社会过于羸弱进而衍化为国家治理的不稳定因素。此时，在“政府—市场”的二元关系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对市场经济的综合治理”，而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也被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型政党纳入利益整合中去，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沟通、监督等作用，这样，“政府—市场—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就会产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党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互动巩固自身领导核心地位。新时代，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政府、市场、社会都是党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组织载体，任何具体目标都无法依托单个组织实现，必须调动三者协同互动。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处在国家治理活动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总揽全局的、规定战略走向的顶层整体设计需要通过由各层级、各部门结合而成的纵横交错的政府体系运用公共权力和权威去落实；需要通过渗透在生产、交换、积累、消费活动中的市场体系运用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及时、有效地配置资源来实现；需要通过作为主人的公众个体和志愿联合而成的社会组织积极有序的参与才能最终得到体现”。在此基础上，党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才能落实到实践中，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更加稳固。
（三）贯通“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
人以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为纽带，通过结成共同体的方式参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血缘和地缘的相近性为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初步便利。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普遍形式的共同体范畴，无论是受制于民族国家在资源禀赋、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局限，还是避免文明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势力倾轧，共同体理念都不能止步于构建国家认同的初级阶段，而要向区域化和全球化丰富理论内涵。共产党人的共同体思想具有天然的世界历史属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把无差别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关怀，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理念贯通了“民族的共同体”和“世界的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统战工作和国际关系构建中，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经历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具体体现为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领导将统战工作中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取得的先进经验上升到国际社会层面，不仅在于依托海外华侨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更加“注重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互动”，从实践角度实现了“两个共同体”建设的内外融通，有效回应了当今世界“强权政治、民粹主义、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网络安全、气候骤变、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扩散蔓延”的种种乱象。
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党的领导把国内各民族、世界各国家休戚与共的命运逻辑贯通于统一战线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一体化构建“两个共同体”有助于为统战工作提供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也为统战对象在各自领域开展活动营造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
三、党的统战关系构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2006年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个方面关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深化拓展了这一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的具体任务，形成了价值内涵新、机制标准新、工作方法新的新型“五大关系”。
（一）依靠协商合作，构建新型政党关系
政党关系与党的统战工作相伴而生。统一战线思想在萌芽时期，即以“民主联合战线”的形式出现时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不仅在于早期党的力量尚未壮大，不足以独立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更在于民主党派长期发挥了联系各个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重要功能。此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引才聚智、建言献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和谐政党关系仍然支撑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全面认识新时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需要从多个角度辨明三对关系。
一是厘清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取得执政地位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首要前提。而经历了由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段，党也完成了从“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使命转型，进而担负起整合和领导民主党派的历史责任。对应来看，民主党派存在一定的阶级或社会局限，其组织发展、政治纲领难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决定了其实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时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协商与合作的议题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主题主线，参政内容也在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二是厘清新型政党关系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新型政党关系服务于新时代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本质特征是在共同奋斗中形成亲密友党关系，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具体表现为长期执政和主动参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执行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二者统一于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并且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新型政党关系为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凝聚合力，奠定了制度建设的组织基础；而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子结构，在利益代表、凝聚共识、科学决策、资源配置等方面，为党领导下的党政体制提供了诸多中观的体制机制”，以便“更好地吸收、整合新生社会利益群体”。由此，构建新型政党关系需要在实践层面完善制度设计，协同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三是厘清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关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两翼”，共同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运行特点。就二者内在关系而言，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基本方式包括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政党协商由“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直接开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党在人民政协开展协商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就是说，政治协商的适用范围和功能边界应处于多党合作的工作目标之内。多党合作还涉及党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的职责履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统战工作形式的广泛性和权利的真实性。
（二）围绕团结进步，构建新型民族关系
积极建设民族关系、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始终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核心任务。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主义既源自基于历史、文化的主观建构，更是应对侵略和民族压迫的被动选择。不同于“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中华思想”即以五族共和、共同繁荣作为中国近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积极的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反侵略战争中加以完善——《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表明，“团结”和“进步”已经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党领导大统战格局下的民族工作的基本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土地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阶级剥削基本被消灭，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据此，党领导下的民族统战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如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进程、社会发展进程、民族发展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创造性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线，全面推进了党的民族工作守正创新。具体来看，党的民族政策可以划分为“带有原则性质的总体上的政策”“与贯彻落实总体政策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和专门的政策”“在工作实践中实施总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具体政策”三个层次，特别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撑。思想上的政治认同、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文化上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社会上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行动目标，并以预防和打击犯罪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必要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战工作把思想宣传摆在民族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学习教育，根本在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始终一脉相承、同根同源，民族团结进步需要确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地位，依靠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以凝聚精神力量。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又一实践创新，能够在尊重差异性、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实现各民族人民的深度交融，同时有效化解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民族思想、经济和文化工作提供空间便利。
（三）坚持适应引导，构建新型宗教关系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清楚地说明了宗教的基本性质，即“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宗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现象，其演化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并未将宗教视为封建主义的贻害进行消除，而是作为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和人类发展的文化现象纳入统战工作范畴。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时就认识到，“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因为宗教具有“两面性”——既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又是“人民精神的麻醉剂”。即使在黏性降低的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和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我国近2亿的信教公民是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群众基础。然而，宗教也是积聚重大风险隐患的关键变量，不仅在于宗教信仰本身可能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或核心价值相背离，而且容易成为敌对势力传播极端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表明，“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
党的宗教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依托统一战线“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是加强政治上团结合作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而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基础上，需要遵循《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相关要求，排查和解决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区分宗教类型及其文化背景，采用恰当方法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体目标。
针对本土宗教，引导宗教信仰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矛盾。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没有形成宗教国家，因宗教是中华文明的次生文化且没能受到普遍的信仰，如今活跃的本土宗教更多与少数民族紧密相关，因此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也是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正确的宗教观”旨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信教群众。近年来，宗教界人士围绕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等重要精神而开展的学习会、交流会屡见不鲜。与此同时，深入基层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村两级责任制不断健全完善，本土宗教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有利于化解宗教领域矛盾、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针对外来宗教，引导宗教文化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系统防范外国势力干预。“外来宗教的入华，容易打破既有的宗教关系格局，乃至会影响现行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权力结构”。相比于本土宗教，外来宗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更漫长，不仅要坚持“导”与“和”，还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宗教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为宗教工作制止非法、打击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对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外来宗教提出了特别要求，如“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外来宗教也是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需要在党的统战工作中独立自主地同外国宗教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四）加强组织服务，构建新型阶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上不属于无产阶级范畴，又是各民主党派不能充分吸纳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党的领导需要依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造社会财富、积累生产要素，依靠知识分子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他们“是具有就业灵活、经济独立、专业化程度高、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的社会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党开展统战工作、改善阶层关系的重要对象。
“观念多元化与组织离心化的状态并存”是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要特征，也是统战工作的难点所在。他们的社会敏感性较强，但政治归属感较弱，虽然更加看重个体自由，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高层次社会性需求，相比于其他社会群体缺少清晰的、稳定的组织依托。对于上述情况，实现由“自由人”向“社会人”再向“组织人”的转变是凝聚阶层关系的有效路径。各类社会组织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源动员、参与政府决策和权力监督、增进社会沟通和自我管理等独特优势，有助于在服务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上发挥作用的同时，建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抓手。换言之，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构建新型阶层关系，就是要在分散状态下加强组织，在组织基础上做好服务。
从组织单位上看，不仅统战工作对象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应当落实主体责任，“联谊会”之于党外知识分子、“工商联”之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之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是发挥联系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从而确保渠道畅通、覆盖广泛。从组织方法上看，除了召开联谊活动、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等传统社会化工作方法，“网络化统战”已经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当前，构建“统战工作网络化平台”“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模式”等为统战干部和各阶层人士之间的及时沟通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规范政治参与行为、了解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减少了困难和阻力，提高了新型阶层关系的统战工作实效。
就服务目标而言，各个阶层的多元构成奠定了其服务社会的综合优势。相关规定明确提出了“支持发挥作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统战工作目标，为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功立业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增进了解、巩固信任的前提下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就服务内容而言，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条例》要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夯实服务型工商联建设；面向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启动实施培训计划；等等。可见，新时代新型阶层关系和谐发展的服务理念更加完备、服务举措更加丰富、服务模式更加灵活，注重分类分众施策，统战工作的组织力与亲和力得到明显提升。
（五）鼓励社会融入，构建新型海内外同胞关系
修订后的《条例》将试行文件中“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一章拆分为“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和“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但仍将港澳台统战工作、海外与侨务统战工作统筹归纳为“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表明二者具有工作理念的同一性和工作方法的差异性。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作为统一战线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港澳台侨人士以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回乡服务团、募捐筹款、开展宣传等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曾在辜俊英纪念手册上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佐证了港澳台侨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华侨既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又是构成新中国政府代表力量之一”，爱国华侨的回归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改革开放后，港澳台侨人士“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嵌入到全球化的动态网络系统中，进而把祖籍地和居住地的资源结合起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骨干力量。由此可见，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通过对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充分参与和服务国家建设发展，“融入”始终是港澳台侨统战工作的核心理念，但根据不同的群体特点在工作方法上有所区别。
港澳统战工作以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鼓励港澳同胞“向内”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中国观”的文化认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吸引港澳同胞的“文化软实力”有赖于国内政治发展、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客观现实及其生动宣传，做好国家形象建设也是新时代港澳统战工作的有益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和谐”需要“利益和谐”为港澳同胞的社会融入增添动力，党把“争取人心”作为港澳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始终致力于帮助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维护当地长期繁荣稳定。
对台统战工作以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等为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我们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要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以国家硬实力为保障，鼓励海外侨胞“向外”融入当地社会，反哺民族复兴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也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领导的海外统战工作并不是单一地引导海外华人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而是把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和展示者，“充分展现守法诚信、举止文明、关爱社会、团结和谐的大国侨民形象”，也为华侨在住在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提供支持。在《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等侨务工作法规的总体部署下，惠侨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激发了大批海外华人回国就业创业的热情，更增进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扩大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民间力量。
四、党的统战行动保障：巩固广泛政治联盟新型
“五大关系”为爱国统一战线解决了人心和力量问题。新时代统战工作为发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还需要紧跟党的领导，依靠党的组织优势和自我革命，推动解决制度保障不健全、队伍建设不到位等制约统战工作的长期性问题，在党执政兴国的伟大实践中找准历史方位、巩固政治联盟，确保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前进。
（一）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覆盖广泛、活动领域不断拓展，需要借助党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统战工作部门则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配合多方主体搞好分工协作。
一是划分主体责任。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原则，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及其他部门、单位的党组（党委）作为统战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一战线工作第一责任人，中央和地方“一体同构”，地方党委设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同级党委书记担任组长，从顶层设计出发调动统战工作合力。二是健全体制机制。《条例》为全党的统战工作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地方党委有权有责组织实施针对性、指导性更强的地方性法规，统战工作部门与系统内各单位建立的联席工作会议制度、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的联谊交友制度等，都为树立“一盘棋”意识、培养“一家人”思想构建了密切联动的长效机制。三是吸纳党外人士。新时代统战工作将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引领和组织吸纳摆在突出位置，经过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将党外代表人士输送至党和国家各领域、各单位的领导岗位，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需要各级党委协调各方，并由统战部门牵头，为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和各项事业发展营造平等开放的政治环境。
（二）明确统战工作历史方位
新时代新征程统战工作的重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既然统战工作“要为共同目标和共同事业而奋斗，就必须始终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那么当前统战工作的中心大局，就是瞄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与党作出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同频共振。
在政治上，为协商民主甚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找准最大公约数，“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要求统战工作配合协商民主完成“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的战略任务，进一步团结和引导各领域的代表人士参与到协商民主体系中充分表达意见。在经济上，为高质量发展甚至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释放最大生产力，调动各界统战人士所联系的物质力量和社会资源，利用人才优势特别是非公经济人士和海外侨胞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链。在文化上，为百花齐放特别是中华文化影响力积累最大软实力，生产满足各个社会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借助统战对象的流动属性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在国际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社会上，为民生福祉特别是民族文明程度画出最大同心圆，基层统战工作搭建了人民群众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需求与公益服务及市场运营的对接桥梁，通过强化统战领域内的跨界合作增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进而提升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引领统战部门自身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也是化解风险隐患的内在动力。越是复杂的工作环境和队伍构成，就越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强化正风肃纪。统战部门处在复杂社会形势和各种利益群体的交汇点，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最为直接，亟须加强自身建设，清除损害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利因素。统战部门沿用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框架，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六个方面提出了强化自身建设的原则性要求，在实践中也针对不同问题、采取多种方式提升队伍的“精气神”。
一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以教育为核心工作要点。“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史学习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普遍开展，提高统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复杂形势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面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二是在能力素质方面，把干部培养的选人用人和交流锻炼相结合、严管和厚爱相结合。选派人员前往民主党派、民族宗教等有关单位熟悉基层一线实情，确保统战干部在与各阶层、各领域人士打交道时，具备坚定的政治意识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掌握面对不同统战对象时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和特殊性，同时完善考核体系、制定考核计划，激励统战干部追求进步。三是在工作作风方面，要求统战干部用“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的态度对待统战对象。通过常态化的走访调研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妥善处理“亲”和“清”、“公”和“私”的关系，依靠纪检监察单位进驻统战工作部门，监督统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而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面前认清底线、守住阵地。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