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需要从理论源流、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四个维度做系统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源流，包括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近代中西社会思潮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基于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理论框架，决定着研究路径必须基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展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兼容阶级分析法、专题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与数字时代的交叉学科研究法、数据分析法与智能计算法，实现多学科的平衡与融合。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能够为当下政治理论的创新与政治实践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有助于推动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本土化转型，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政治实践
正文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身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也是“常常更新流动的”。有古代政治思想史、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然就有当代政治思想史。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思想史学科重新起步，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不断提出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关注点始终侧重古代政治哲学、理论、思想的研究，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在历史学学科，且年代较远。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发展与本土化转型的宏观视角，就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流、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及方法、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解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理性价值，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推动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深入发展与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流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流”，不仅关涉其所承继的思想理论资源，更是学术研究范式的立论基础与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只有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脉络，才能准确把握它的现实政治逻辑，进而构建具有解释力与生命力的研究范式。因而，厘清源流不仅是政治思想史考察的起点，更是研究范式生成的根基，是推动学科自主发展与范式自觉建构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古典时代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承续、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线索的政治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化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流，从总体上表现为三个组成部分：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中西社会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其中，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根基与政治筋脉；近代中西思潮推动了现代国家意识与新型政治体制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整合前两者的基础上，确立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主导方向、体系框架与理论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存在着主体与内涵两个认识维度。从认识的主体看，主要包括思想家、政论家的“个人”政治思想与普遍性的“时代”政治思想两大类,孔孟的礼治与仁政，韩非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法、术、势，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能，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与国家政体论”以及王安石改革更易的政治调节主张，都属于思想家、政论家个人的政治思想；而商周革命之际的敬天保民思想，秦汉的皇权专制与大一统理论，唐宋之际的封建郡县之论,以及北宋强化皇权的若干政治主张，都属于普遍性的时代政治思想。思想家、政论家个人的政治思想未必能够付诸政治实践，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如先秦道家的小国寡民理念；但普遍性的时代政治思想，反映的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向，是基于现实政治实践产生，经由社会化的理论塑造，成为时代政治发展的主流脉络。
从认识的内涵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主要包括政治伦理与政治设计两个层面。政治伦理是现实政治实践的价值观阐释，而政治设计是现实政治实践的直接指导思想。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对“礼”的阐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学说，东汉的谶纬思想以及宋金元的“夷夏之辨”，都属于政治伦理的层面。而先秦法家“耕战为本的基本国策”，柳宗元“对郡县制度的全面辩护”等，都属于政治设计的层面。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并未因时代更迭、朝代兴替而断裂，它所承载的政治伦理规范与国家治理理念，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基因之中，决定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例如古代的民本思想，直接影响着当代“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形成。民本思想导源于先秦理性精神的发扬，最早可追溯至殷周革命之际“敬天保民”思想的诞生。汉以后，经由儒学的发展而逐渐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的主流价值理念，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表述均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阶级社会的民本思想虽有着一定的虚伪成分，但它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不但直接影响着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立国宗旨的确立，更直接影响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民江山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本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文明，具有突出的现代化价值，是推动当代中国完成现代化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力。
除了政治理念的古今延续，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主要通过继承性的政治概念来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与研究，化用了大量古代政治思想的学术概念与话语表达体系，如“仁政”“善治”等。凝聚着特定时代含义的学术概念，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相对稳定的要素”,经由特定话语体系的阐释被重新激活，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表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概念互释与衔接的若干障碍,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所构建的若干学术概念与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诸多热门话题，比如国家治理研究、“大一统”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等等，都或多或少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
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土壤，催生了近代以来数量丰富、体系繁杂的各类中西社会思潮，集中体现着1840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领域纷繁复杂的理论图景。其中，经世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与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较有影响力。这六类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经世主义思潮是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惨败的刺激下兴起的，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阶层，认为战胜洋人有八个字至为关键，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主张在器物层面开展革新运动。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主张革新制度以挽救危亡，于是引发了一场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长期争论。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勾勒的政治蓝图彻底失去了实践的可能性。知识阶层试图在思想文化层面扫荡旧传统、旧制度、旧道德的繁衍土壤，于是引发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类社会思潮相激互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生社会主义、新村建设等相继登场,一系列思想文化论战随即展开，如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等。
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中西社会思潮，虽未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但客观上推动了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为当代中国政治理念注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元素，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社会的舶来品，受到西方思想理论与政治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它们引入的“民族国家”“公民权利”“民主共和”“制度变革”等现代政治话语，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范式“内圣外王”“政伦双修”的思想局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正是在由器物至制度，再至于文化的连续探索进程中，近代中国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与历史主体意识逐步清晰，彻底改变了传统政治思想以“君权天授”为核心的权力正当性逻辑，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确立了“主权在民”等一系列现代化的逻辑基点。第二，近代以来各类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催生了多元化的政治话语体系，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民主”“科学”，中国知识界逐步建立起以批判性、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思想表达方式。近代以来在中西社会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学术概念、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界所继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学术表达。第三，诸多西方社会思潮呈现了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一面，强行在中国套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危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下的社会思潮，只有厘清当下诸多错误社会思潮的源流，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批判，尽可能地削弱它们的社会危害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期。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从根本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其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是特殊历史条件下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产物，是无数革命先驱不断探索、反思、实践的理论结晶。它深深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从根本上解决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深层矛盾，因而最终在各类思想体系中蔚为主流，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
近代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与初步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的深刻影响贯穿于新中国制度设计及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等诸多关键维度，因而不可或缺地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与发展的核心依据与关键源头。例如，革命年代党对军队、对边区政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基本原则深度贯彻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既是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新中国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决定性力量，更是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又比如，革命年代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和“三三制”原则，都直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应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系列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内容，皆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主干内容”。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在政治理念延续与政治概念继承两方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线索的中西社会思潮，为当代中国政治理念注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元素；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从根本上直接影响着新中国制度设计、权力结构及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等诸多关键维度，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最关键一源。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统一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中，共同塑造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
二、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政治思想史的学术体系中，研究内容的界定不仅关系着学科定位与发展方向，更直接关涉研究范式的构建逻辑。研究内容是范式内部理论命题设定、分析框架确立及方法论运用的逻辑起点，反映着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面貌、主要线索与发展趋向，进而决定着研究范式是否具有学理性与现实关照力。
立足于新时代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范化发展与本土化转型的新视角、新阶段，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类政治主体，围绕国家制度、治理理念、政治文化、政治权力结构及社会秩序构建等核心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观念、政治理论与价值主张，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传播、应用与影响过程。与学界传统观点相较，新视角下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从政治观念到政治理论、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实践、从政治视域到社会视域等诸多维度，既重视政治思想内容的历史溯源，也关注它的政治功能与现实意义，体现出历史性、系统性、实践性、思想性与政治性的高度统一。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各类政治思潮。
政治及政治思想发展的主线，决定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发展的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政治思想发展的主线，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引领思想文化积极稳健发展，为社会主义探索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文化支撑的历史。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是主流意识形态。
研究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研究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关键作用。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与价值、构成社会思想文化中枢与支柱的主导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
开展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不但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背景，从总体上把握它的理论内核、政治主张、实践意义与时代价值；更要具体理解“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基本方略与价值导向。只有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理论主张与时代价值，才能准确领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确立国家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引导现实政治实践的关键作用，也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理论内核。
第二，研究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自我革新的发展历程，即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建设与改革，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化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从根本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新形势下的自我革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是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自我革新的重要表现，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根本着眼点。
第三，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中主要思想家的政治理论、观点与主张。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新内容与主体部分，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开创并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根本上规定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国家性质、制度设计、权力结构、发展进路、政策走向等有关政治与政治思想的一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只有从根本上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要义。
在政治思想的理论范畴内，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的，便是各类政治思潮。主流意识形态以高度凝练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国家权力合法性建构与国家治理运行提供思想支柱；政治思潮以“政治性”“运动性”为基本特征,作为一定时期意识形态整体状况的“风向标”,最为灵敏地反映着政治及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趋向。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之外，思想文化领域由特定社会阶层、政治团体或个人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所表达的非制度性、分散性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诉求，都属于政治思潮的理论范畴。其中，以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为代表的鲜明政治思潮，及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的政治侧重，是重点研究对象。
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潮，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研究各类政治思潮的理论内核、政治立场及价值倾向。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政治思潮是由“社会心态”“观念文化”“学术理论”以及群众性的“社会行为”组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表达特定政治立场及价值倾向的理论体系，是政治思潮演变、传播、发展及掌握群众的核心要素，是不同政治思潮勾勒理论边界、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指针。例如，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反对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普世价值观高度提倡西式的民主自由。两种政治思潮均以特定的理论体系与话语结构，在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帜之下，宣扬西方中心的霸权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集体主义，妄图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研究各类政治思潮的理论内核、政治立场及价值倾向，就是在准确把握其理论主张的基础上，准确识别潜隐其后的政治企图，洞悉它们赖以传播发展的深层动因，从根本上对政治思潮的理论主张、权力观念、政治功能与意识形态归属做系统性分析。
其次，研究各类政治思潮间、政治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互动。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政治思潮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相互激荡、相互影响，通过思想对话、理论交锋不断促进自身观点的成熟、完善与发展，勾勒出彼此之间清晰的理论界限。政治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呈现出主要与次要两个维度。从主要维度上讲，主流意识形态以自身的价值取向与理论体系，积极、主动地引领政治思潮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传播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批判，就是典型例证。从次要维度上讲，主流意识形态在回应政治思潮的过程中，通过对政治思潮中合理因素的吸收、整合、内化，实现理论上的自我调适与价值更新，增强其舆论主导力与群众认同感。政治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最终目的是形成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共同为现实政治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与文化支撑。
再次，研究政治思潮中代表性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与主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政治思潮理论内核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以学者、学派个体性的社会活动为载体，代表性的思想家对特定政治思潮理论框架的构建，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传播新自由主义，还有一些学者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宣扬现代新儒学，一度产生了一定的受众群体。同时，新自由主义的许多极端观点、新儒家对于儒家的过度或错误解读，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危害。
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展开研究，主要是对各类政治思潮所代表的学派、学者的理论、观点、主张展开系统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极端复杂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类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做性质上的类型划分与研究侧重，对那些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需要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反之必须予以坚决批判，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引导方式，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两方面，研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重点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政治思潮，需要在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核、政治立场及价值倾向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有效引领。只有准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研究框架，将各类政治思想、理论、观点纳入“主导之一元”与“共存之多元”和谐互动的理论体系中，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的主线与支线，推动新型研究范式的构建。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学界对于政治思想史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两组概念的定义，还有一些政治思想不能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研究框架，比如当代思想家对于古代思想家的相关研究等。一系列既属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但是又不能完全归纳于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范畴的政治思想，也应当属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
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与方法
研究政治思想史，路径与方法无疑是重点之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确立，不仅表现为科学共同体在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理论溯源、分析框架等方面达成共识，更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操作方法推动研究的最终落地，研究路径的科学选择与方法体系的规范建构，实际上构成了研究范式运作的制度化机制与技术性载体，研究路径是研究方法系统化、理论化的集中呈现，研究方法是研究路径的具体实践与展开，二者共同决定着研究范式的生成机制。只有选取科学、明确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才能建构起回应时代关切、反映学术规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研究框架，以及新时代政治学及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新要求”“新视阈”“新面貌”,都决定着研究路径必须基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展开。政治实践作为制度运行、政策落实与社会活动的集合体，能够能动地吸收、回应和重塑理论层面的政治思想，以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是政治、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发生、发展的不竭动力。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文本分析是基础，无论是观念史、概念史的观察视角，还是研究具体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政治思想，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文本阐释中。
但是，文本阐释若不能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便陷入了历史学“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窠臼中。政治思想史，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本质上不是历史，对它进行阐释的最终目的，不是历史学的“发掘历史真相”“复原历史事实”，而是服务现实，是“发现意义”,发现古代、近代或当代政治思想的当下现实意义，这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要有现实关照。就此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必须关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这既是由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容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研究框架所决定的，也是政治思想史特殊的学科本质所决定的。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是否关注政治实践的研究路径为判定标准，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研究方式与现代研究方式两类。
自百余年前梁启超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方式分析、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以来，学界已有的研究方式，统一性地以文本分析为核心，以材料梳理、概念考证、理论建构以及逻辑推演为基本抓手，尚未真正体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学科属性。但因上述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因此统称之为传统研究方式。传统研究方式又可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主要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在国家政权、社会制度、权力结构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主张、观念与理论体系，主张从社会阶级结构入手，揭示政治思想的阶级本质、社会根源与实践目标。二是专题研究法。专题研究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围绕特定人物、理论观念、思想流派或政治事件做集中性、系统性的学术考察，通过对某一专题的深入剖析，揭示政治思想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理论构成、思想延展与现实意义。三是逻辑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强调在系统梳理政治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对政治思想体系内部的逻辑结构、概念演化与推理机制做严密分析，与历史学本位的“归纳法”相较，逻辑分析更注重政治思想体系内部的逻辑理路，力求揭示特定政治理念背后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范式。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研究方式，是基于研究路径对政治实践的重点关注而提出的，它既继承了传统研究方式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研究基点，同时也体现了数字时代政治思想史学科崭新的发展趋向。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研究方式，总体上也分为三种：
一是交叉学科研究法。政治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起步以来，已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传统的学科边界、定位标准与分类框架，已经不再适用于研究视野、研究技术、研究逻辑日新月异的政治思想史学科，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而必须以当下交叉学科的新趋向、新特点来重新思考，将其视为融合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存在。
以交叉学科研究法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必须实现由“学科拼接”向“学科融合”的转型，真正践行以“交叉学科”为基础的知识整合与理论研究方式。传统的“跨学科”研究方式，立足于传统的学科分类体系，侧重学科间界限的突破与研究方法的互鉴，“交叉学科”研究法在研究理念、学科建构与范式逻辑上更趋成熟，它立足于单一学科的体系架构，真正打破了学科间的技术壁垒，不仅涵盖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还将大数据科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技术、分子人类学等理工科的研究方式纳入其中，真正“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实现规范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平衡与融合”。
实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必须从概念的衔接与互释入手，摆脱概念解读的形式逻辑缺陷，“采撷精彩论断”“选用合理定义”“弃置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概念”“构建逻辑自洽的学术概念体系”,实现多学科在范畴系统、理论模型与研究程序上的深度融合。譬如在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逻辑时，不仅需要政治学的制度视角，还需要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框架、传播学的媒介效应理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文本的自动编码与语义分类算法，实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互补结合。
二是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数据分析法。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典型的文献依赖性，基础在于海量思想文本的系统整合与动态分析。以数据库为技术抓手，能够突破传统文献分析的碎片化、非结构化弊端，为政治思想资源的时序梳理、逻辑分析与语义聚合提供基础支撑。目前，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主要形成三类代表性数据库：第一类是以承载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为核心的史料数据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四库全书数据库》等。第二类是以近代以来中西政治思潮为主轴的政治思潮数据库，主要包括《近代报刊索引》《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全文数据库》《〈申报〉全文数据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以及各类国家智库平台等。这类政治思潮数据库为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背景下多元政治思潮的生成机制、传播方式与政治表达提供了资料基础。第三类是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为核心的党建数据库，如《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文献信息数据库》《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等。党建数据库汇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类理论表达、制度构想与治国理念，是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认同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计算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政治思想史研究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知识交互生成能力，不仅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从量化到计算”转变的重要推动力,更是新时代“运用数学形式和模型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定量、模型化分析研究”的计算政治学的重要表现形式。2024年计算政治学被正式列为政治学二级学科，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
智能计算法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研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间复杂、密切的双向互动。在政治思想领域，智能计算法通过语料库构建与高频词分析，可以有效追踪不同政治思想在不同时段、不同话语载体中的表达方式与话语重心，研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对不同政治思想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如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高频政治词汇，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成脉络，以及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程度。在政治实践维度上，智能计算法可以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心，对网络舆情与热点事件进行精准识别，并及时介入处理，深度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以DeepSeek、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成果，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但能够为大规模的政治思想文本进行高效归纳、分类，大幅度提升关键信息提取的效率，而且能够辅助研究人员分析不同政治思想、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其独有的智能交互技术，与研究者进行思想碰撞、交流，打破传统知识结构的桎梏，提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元路径，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从经验归纳走向逻辑分析、范式重构与趋势预测，强化学科研究的前瞻性。因此可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人员的有力助手与学术搭档，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场景中的应用需要格外慎重，避免“信息质量风险”“欺诈舞弊风险”的发生。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区分为传统研究方式与现代研究方式，前者以文本分析为核心，主要包括阶级分析法、专题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后者基于研究路径的特殊性，主要包括交叉学科研究法、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数据分析法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计算法。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研究方式与现代研究方式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承继与发展的有机统一体。传统研究方式基于单一学科定位，以文本分析、历史溯源与理论解读为基础，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逻辑；现代研究方式基于交叉学科的特殊定位，引入数据库分析、智能计算等数字化工具，实现了研究手段的跃升。两者的关系并非取代与否定，而是发展与融合，这体现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从经典解读向智能交互、从文本考察向数据分析的动态演化过程。
余论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是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源流、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做有机整合的系统工程。理论源流为范式建构提供思想基础，研究内容构成范式运作的核心命题，研究路径指引着研究的逻辑方向与理论视野，研究方法是研究开展的技术手段。几个维度相辅相成，层层嵌套，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与实践基础。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基于交叉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范式，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学科分类在方法论、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上的局限性，强调将历史学的文献整理与分析、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体系、哲学的思辨逻辑、社会学的量化统计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大数据、计算语言、人工智能等多维度的理论方法进行有机整合，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学科身份困境”与“学科对话困境”；在研究路径上关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打通了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思潮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分析链条，就学科发展而言完成了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的时代转变,构建出凸显数字时代核心特征的研究范式，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范式自觉、自主发展的趋向。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建构，能够为当下政治理论的创新与政治实践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强调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潮二分的研究框架，不仅有助于梳理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更新的主流脉络，更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政治思潮，乃至于思想文化领域社会思潮的总体趋向，为数字时代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革新、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场域主导权”、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政治思潮发展、推动思想文化领域“一元主导、多元共存”良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路径，强调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双向互动，政治思想发展的新理论、新趋向、新特征能够为政策制定与国家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参照和决策依据，近年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基层社会事务中的全面覆盖，正是得益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思想的伟大创新，不仅是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自我革新的理论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新”,而政治思想史新型研究范式的构建，从学理上推动着政治思想理论的纵深发展。
最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构建，有助于推动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本土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参照。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果要走出以求融入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实现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必须基于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自身特色，以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重新界定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在继承中国本土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将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创新、政治实践发展与意识形态建构纳入本土研究视野，使中国政治思想史，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真正立足中国问题、阐释中国理论、体现中国经验、表达中国立场。进一步讲，政治思想史的本土化，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步，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政治思想领域的实践样本。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本土化，是“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努力”,不仅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学术自觉，更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智慧、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在数字时代的强劲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