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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君,刘静: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的影响机制:基于公众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与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发布时间:2026-10-26 来源: 浏览次数:

    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浣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政府权威是推进各项政策执行到位与促进现代政府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保障,但既有研究鲜有从政民互动的角度对这一主题展开探讨。基于善治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构建政府回应性与公众政府权威感知之间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步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000份有效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有正向预测作用;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治价值观不仅正向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政府回应性的间接效应,支持了两阶段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为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增加公众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感知、营造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氛围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复杂动荡,我国亦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鉴于此,为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把握机遇、迎接挑战,需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持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与执行力。政府权威作为政府高效运行的基础,能够有效降低政府的治理难度与成本,在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完善和优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权威是确保各项政策执行到位的基本前提,有利于政府协调各类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2]。

    政府权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通过合法使用国家权力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约束与服从的关系;二是政府通过履行自身职能及有效维护公众利益所获得的民众的肯定和认同[3]。国外既有研究对政府权威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有关政府权威正当性的探索[4]、对具体国家政府权威状况的分析以及对政府权威影响因素的检验[5]。国内关于政府权威的探讨,主要聚焦于相关因素与政府权威的影响关系。从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出发,学界重点分析了法令制度和行政道德[6]、政府自身建设等在政府权威形塑中的作用[7];从外部因素切入,则主要关注了社会成员利益和需要的满足程度[8]、互联网使用[9]、社会发展获得感[10]、政府公信力等与政府权威的关系[11]。现有研究鲜有能够结合政民互动的效能来深入解析政府权威的微观生成路径,而这正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恰如已有研究指出的,政府的权威性是在长期的政府与社会、人民的政策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2]。善治理论为理解这种互动关系提供了宏观的规范性视角,该理论强调回应性是构成善治的基础性要素之一,政府回应的程度体现了良好治理的实现水平[13]。因此,政府回应性作为反映政府治理现状以及政民互动关系的重要指标,研究其对公众的政府权威感知产生何种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对于把握政府权威影响机制、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权威感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善治理论构成了本研究的宏观政治语境,那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则构成了解释政府回应性影响政府权威具体过程的微观框架。该理论指出,个体作为适应性生物,会根据其社会背景以及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与现实情况来调整态度、行为及信仰[14]。政府信任是一种信任关系,是公众在期望和感知层面上对政府所持的心理状态和态度[15]。这种信任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合作关系[16]。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环境信息和现实状况会影响公众态度的建立与调整。具体来看,一方面,作为一种外部信息,政府回应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既有态度,公众的政府信任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其对政府权威的感知水平。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回应性会通过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而促进政府权威。

    此外,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也认为,个体过去的认知结构与选择也会影响其态度和行为。那么,政治价值观作为个体在早期社会化阶段就已基本定型的深层次价值标准[17],体现了公众个体对于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的判断倾向与偏好选择[18],这种已有的价值选择则可能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公众政治态度的形成、巩固和改变。正如已有研究指出,公众的政治态度会受到包括政治价值观在内的一系列深层次心理要素的影响[19]。因此,本文认为,政治价值观有可能对政府回应性、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并据此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政府回应:政府权威的一种增强路径

    政府回应是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过程,是政府与公众关系中的核心环节[20]。进一步来看,政府回应性则是指政府对公众关于政策变革等的需求作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态度解决问题的程度[21]。据此,可以将政府回应性理解为公众对政府或政治体系对其诉求、意愿和利益的回应过程及其效果的主观感知[22],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关键特征[23],也是探索政治制度本质的重要路径[24]。作为政府与公众关系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既体现了现代政治系统的运行机制,也是善治理念在政府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善治理论指出,政府回应是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其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机构必须对公众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还应在必要时定期、主动地向公众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并回答问题。具体而言,政府的回应性程度越高、效果越好,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13]。据此逻辑,当政府能够积极与公众互动沟通并快捷、准确地回应公众的需求和疑虑时,公众往往会认为政府是高效的、可信赖的。这种感知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和支持度,从而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一方面,打造回应性政府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举措[25],而且回应性政府也应是一个有为政府,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巩固其权威特质的重要前提[26];另一方面,政府在政民互动过程中的不足可能会带来或加剧个体的政治不信任,这也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原因,而政府公信力往往是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和体现[11]。

    据此,提出假设H1: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作为公众政治态度的一部分,政府信任一般是指发生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性社会关系,是公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制度的结果符合预期的信心反映[27]。政府信任不仅事关政府体系与公共权力有效运作的合法性,还具有“社会资本式”的治理润滑剂功能[28]。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民良性互动是国家宝贵的治理财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建构社会能量的纽带[29]。已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关键因素[30],提高政府回应性有利于塑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31]。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微观解释框架。该理论指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个体对外部环境信息进行解读与加工的结果[14]。在此框架下,政府对公众的积极回应不再仅仅是一项行政动作,同时也成为一种外部治理信息。这些回应向公众传递了“政府是否关注我的诉求”“政府是否在有效行动”等关键信号。公众通过各种渠道接收到这些信息后,会将其与自身的先验期望进行比较,当感知到的回应质量达到或超出期望时,公众就会形成正向的期望确认,进而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反之,回应不足或失当则可能导致期望未确认,信任下降。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强调,个体并不是对所有信息都进行等效解读,而是倾向于选择与自身处境高度相关的特定社会信息进行加工,继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并进行适应性调整。当公众对政府形成初始信任后,这一过程会进一步触发深层的心理传导机制。受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认知图式驱动,公众会倾向于检索并记忆与自身信任感相一致的积极信息,而本能地过滤或弱化不一致的线索[32]。这种信息的再加工不仅巩固了原有的信任倾向,也为权威感知提供了关键的政治转化契机。伴随着信任的不断确立与自我强化,政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心理契约”。在此契约作用下,公众的积极合作意愿实现了从情感态度向政治认同的实质性跃升。这种由信任催生的合作与支持,本质上是公众在微观层面自发向政府进行“正当性赋权”。政府的权力不再表现为外部的单向影响,而是内化为公众内心深处对政治系统及其运行规则的主动遵从与合法性确认。正如既有研究指出,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合法性关系到政府治理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忠诚度[33]。高水平的政府信任能够有效促成公权力的正当性内化,塑造坚实的政府权威,并有效降低政府治理的难度与成本;反之,则可能导致政府难以履行职能,致使其治理效能降低、稳定性减弱,甚至丧失其权威性和合法性[1]。由此我们推测,政府信任可能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2: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政治价值观反映了公众对所处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和偏好[34],指导着公众在政治生活中作出的各种选择,比如以何种态度来看待政府以及个人与政府的关系[35]。新近研究将中国公众的政治价值观特征概括为“济世兴邦”,持有该政治价值观的个体在潜意识中往往将“有担当、有作为,能够有效快速为民众解决各类难题的政府”[34]作为其评价社会政治系统的重要参照标准。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个体以往作出的选择同样会对其当前的态度与行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14]。据此,公众已有的政治价值偏好构成了他们评估政府行为的内在基准。当政府展现出高水平的回应性时,这种外部的积极治理信息会与高“济世兴邦”取向者内在期盼的“有为政府”认知图式产生高度的价值契合与情感共鸣。这种价值维度的深度契合能够起到信息加工的“加速器”作用,极大降低公众对政府行为的防御性审视,促使积极的回应信息能够以更高质量、更低损耗的方式转化为公众对政府的正向态度反馈。恰如有研究指出,政府信任反映了民众对于政府机构、政府官员、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认知与信心,与个体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28]。

    进一步而言,以济世兴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价值观构成了推动公众政府信任向政府权威转变的强大驱动力。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确立是政府公信力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36],而这种公信力是政府权威和动员能力的重要支撑[11]。然而,信任态度要跨越情感边界,转化为对公共权力的实质认同,离不开个体的行动自觉。作为深嵌于中国本土语境的理念,“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蕴含着对国家发展的强烈关切。具有该政治价值观的公众往往具有高度的共同体责任感,一旦他们对政府产生深厚信任,便容易将这份信任付诸实际。在他们的认知中,主动配合值得信赖的有为政府正是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国家复兴目标的必由之路。这种基于信任激发出的行动自觉与秩序遵从,在实质上完成了对政府权威的深度确认。

    综上所述,公众政治价值观的济世兴邦特征倾向越强,其政府信任态度也就越容易转化为政府权威。据此,提出假设H3a: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H3b:政治价值观在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提出一个两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即政治价值观通过正向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正向调节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关系来调节中介效应。也就是说,政治价值观并不孤立地作用于中介路径的某一环节,而是系统性地调节着从政府回应到权威感知的整个影响链条的强度和流畅程度。具体而言,相较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不明显的公众,该政治价值观特征取向强的公众更容易捕捉到自身价值倾向与政府行为的一致性,更容易产生对政府的正向判断。并且,公众会在这种心理偏好及其营造的政治环境中持续强化这种信任态度,进而促进政府权威的形成。

    据此,提出假设H4: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政治价值观的两阶段调节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详见图1。

    图1研究假设模型

    三、数据与方法

    以上基于理论推演构建的研究假设需通过实证检验。为此,本研究拟采用分步回归、Boot-strap及PROCESS宏程序等方法,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调查项目收集的11000份有效样本展开定量分析,依次检验模型中的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一)样本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相关调查项目。该项目执行于2022年3月23日至31日,通过网络平台面向除港澳台以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年居民进行数据收集。在分层取样的基础上,项目组通过随机方式抽取受访对象,操作程序如下。首先,根据常住人口数确定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人数目标,明确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访者数量不少于300人;其次,除省会城市必选外,在各省随机抽取2~3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不少于100人;最后,在已确定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中随机抽取区(县)进行问卷推送。最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得有效数据11000份(分布比例情况见表1)。其中,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平均样本量为108人。

    表1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二)数据收集

    一是政府回应性。本研究采用王浦劬等人[37]关于政府回应性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单一维度的5道题目组成,主要询问受访者对“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政府公开信息的理解便捷度、政府对居民意见的重视程度、政府的回应程度、政府的回应时效性”五个方面的具体评价。问卷使用五点正向计分,“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五个选项分别对应1到5分。计算出所有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使用该问卷收集数据计算的α信度系数为0.67。

    二是政府权威。基于已有研究对政府权威概念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郑建君等人编制的调查问卷用于测量受访者对政府权威的感知状况[2][38]。问卷采用6点正向计分,备选项中“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到6分。计算所有题目的得分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对政府的权威感知评价越高。在本研究中,使用该问卷收集数据计算的α信度系数为0.74。

    三是政府信任。采用吕书鹏[39]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测量题目开展调查。该问卷由单一维度的2道题目组成,分别询问受访者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问卷采用6点正向计分,备选项从“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对应赋值1到6分。计算题目得分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使用该问卷收集数据计算的α信度系数为0.71。

    四是政治价值观。采用郑建君等人[34]编制的问卷来测量受访者的政治价值取向程度。该问卷由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和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的27道题目组成,除“国富民强”维度由3道题目构成外,其余6个维度均由4道题目构成。问卷采用5点正向计分,备选项中“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到5分。所有题目取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所具有的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越明显。复核效度检验结果显示:χ2=1766.44,df=303,CFI=0.97,TLI=0.97,RMSEA=0.021,SRMR=0.019。在本研究中,使用该问卷收集数据计算的α信度系数为0.88。

    (三)统计策略

    本研究使用SPSS26.0、PROCESS宏程序和Mplus8.30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所关注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及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予以检验;其次,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主效应、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再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展示其与政府回应性、政府信任的交互作用形态;最后,对双路径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所关注核心变量构念之间的区分效度。在运用Mplus8.30进行操作之前,分别采用先验问卷结构法和因子法两种策略对政治价值观、政府权威两个变量的测量题目进行打包处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具体结果见表2。在四因素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竞争备选模型,具体如下:模型A为三因素模型,将政府回应性与政治价值观合并;模型B为三因素模型,将政府信任与政治价值观合并;模型C为二因素模型,将政府回应性、政府信任和政治价值观合并。从表2所呈现的结果可知,由四个变量构成的基准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其他三个竞争备选模型。由此说明,本研究所关注核心变量分属于不同的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n=11000)

    注:GR代表“政府回应性”、GT代表“政府信任”、GA代表“政府权威”、PV代表“政治价值观”;∗∗∗代表p<0.001。

    本研究数据收集采用受访者自主作答的方式进行,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假设检验带来严重干扰,分别采用两种操作对上述同源偏差进行检验。一是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四个变量的所有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的情况下,首个因子的总方差变异解释率为21.39%,远小于临界值40%。二是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将所有测量题目汇聚在潜在的方法因子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1713.63、df=103、CFI=0.97、TLI=0.97、RMSEA=0.038、SRMR=0.031。相较于基准模型,加入方法因子的模型拟合效果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据此说明,本研究所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进行后续的假设检验分析。

    (二)描述统计分析

    政府回应性、政府权威、政府信任和政治价值观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3。四个核心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所关注变量均显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后续假设检验需对其进行控制处理。

    表3描述统计结果(n=1100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性别(1=男、2=女)、教育水平[1=初中及以下、2=高中(含高职高专)、3=大学专科、4=大学本科、5=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月均收入(1=2000元以下、2=2001~5000元、3=5001~10000元、4=10000元以上)为类别变量。

    (三)主效应及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分步回归分析对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的主效应及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将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与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纳入模型。在进行统计分析前,对所关注核心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同时将人口统计学指标中的类别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关系的主效应显著(b=0.80、se=0.01、t=106.69、p<0.001);第二,政府回应性对政府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69、se=0.01、t=70.35、p<0.001);第三,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57、se=0.01、t=84.17、p<0.001);第四,同时将政府回应性和政府信任纳入模型,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的预测作用略有降低但依旧显著(b=0.60、se=0.01、t=71.38、p<0.001)。由此可知,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对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其效应值为0.208,标准误为0.007,95%CI为[0.195,0.222],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0.805)的25.84%。

    表4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步回归分析结果(n=11000)

    注:性别的参照组为“女”;∗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四)调节效应分析

    将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与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纳入模型,采用分步回归分析检验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两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相关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和虚拟变量转化处理,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回应性与政治价值观的交互项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05、se=0.02、t=2.28、p<0.05);政府信任与政治价值观的交互项对政府权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10、se=0.01、t=7.59、p<0.001)。由此可知,政治价值观在两组变量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表5关于政治价值观调节作用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n=11000)

    注:性别的参照组为“女”;∗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高低分组的划分,并对政治价值观在两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作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不论是政治价值观高分组(b=0.58、se=0.01、t=45.75、p<0.001),还是低分组(b=0.55、se=0.01、t=43.85、p<0.001),政府回应性均对政府信任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见图2);斜率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群体,在高水平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条件下,政府回应性对政府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显著(Z=2.12、p<0.05)。在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不论是政治价值观高分组(b=0.51、se=0.01、t=54.08、p<0.001),还是低分组(b=0.44、se=0.01、t=54.17、p<0.001),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均表现出显著的预测作用;斜率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群体,在高水平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条件下,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更强(Z=4.95、p<0.001)。

    图2政府信任与政治价值观的交互作用

    (五)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政治价值观划分为高低两组,使用宏程序PROCESS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对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低分组,政府回应性通过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间接预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33,95%CI为[0.117,0.150];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高分组,政府回应性通过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间接预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57,95%CI为[0.141,0.173];同时,在高低分组下,政府回应性通过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间接预测作用差异显著,差异值为0.024,95%CI为[0.001,0.048]。据此判定,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两组关系受到政治价值观的调节影响,在政治价值观高低水平下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差异显著,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表6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五、分析与总结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究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和条件,四个研究假设均获支持。在此基础上,将实证结果与既有理论文献展开对话,阐明各路径的学理意涵,继而从实践层面提炼政策启示并反思研究局限,指明未来改进方向。

    (一)结果讨论

    基于善治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分别以公众政府信任、政治价值观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构建了有关政府回应性如何影响政府权威的研究模型,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第二,公众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之间起中介作用;第三,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且当公众“济世兴邦”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倾向越强时,政府回应性对政府信任的预测作用越强;第四,政治价值观在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且当公众“济世兴邦”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倾向越强时,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的预测作用越强;第五,政治价值观通过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及通过调节政府信任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对中介模型的间接效应形成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较于低分组,政治价值观高分组条件下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更强。

    首先,从善治视角探讨了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的积极作用。以往研究多从制度框架、政府表现或民众直观评价等单一角度探究政府权威的影响因素,而对多主体视角相关因素(如体现政府与公众互动状况的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作用的关注则付之阙如。本研究通过引入善治理论,发现政府回应性是增进政民合作、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塑造并巩固政府权威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先前对于政府回应性影响作用的探究,也大多集中在较为显性的治理绩效[20]、公众参与等层面[40],对更为隐性和抽象的深层次变量涉及较少。通过剖析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构建的作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尝试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回应、补充了既有相关研究的分析结论,即政府回应在政府公信力塑造中起到“供给侧”作用,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最直接来源[12]。

    其次,本研究从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证实了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关系中的“链桥”作用,揭示了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影响的过程机制。此前研究对该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单方面探讨政府回应性对政府信任的影响[41],或者强调政府信任对政府公信力、政治合法性乃至政府权威等宏观层面的重要性[42]。鉴于此,本研究将政府信任视为中介变量,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政府回应性→政府信任→政府权威”这一中介路径,详细探讨了政府回应性如何通过政府信任对政府权威产生影响,为深入理解政府权威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最后,本研究验证了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发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往针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公众政治价值观结构、特征及变迁趋势的探析[34];二是关于政治价值观影响因素的探索[43];三是政治价值观对相关变量的影响作用探究(例如公众政治效能感[19]、政治参与等[44])。但是,现有文献对政治价值观与其他因素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二者的直接影响作用,忽视了政治价值观作为边界条件对政治态度和政治稳定的潜在影响。本研究的模型构建以政治价值观为调节变量,强调公众既有价值偏好和心理预设对公众政治态度转化与升华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关于政治价值观影响作用及形态的认识、理解。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实践启示。第一,在加强政府回应意识与能力的基础上,应更加关注回应的实质效用。一方面,设置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捕捉公众意见并识别潜在诉求,推动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另一方面,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政府应通过民意调查、大数据分析、跨部门与社会力量协作等多元渠道系统汇集公众需求,实现资源精准配置,提升政策的落实效能和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第二,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信任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权威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依托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平台建立健全政民互动机制,及时公开政务信息并收集民众意见,在良性沟通中回应诉求,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同时,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专业能力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和评价,为此应加强其责任意识与服务能力培训,确保其在与公众的沟通交流中展现高效、专业、优质的服务水平。第三,政治价值观在政府信任和政府权威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等多元化途径系统开展公众教育,宣传、普及主流政治价值观。机关单位和党员干部应率先垂范,形成示范效应,在全社会培育与主流倡导的政治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社会舆论与实践氛围。

    (三)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第一,本研究基于善治理论考察了政府回应性对政府权威的影响作用,但善治理论所涵盖的治理理念和标准远不止于此。除了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政府回应性外,透明性、责任性、有效性等要素同样是构成良好治理和良性政民状态的关键要素。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从政府透明度、公共服务有效性等多元角度出发,深入挖掘这些变量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政府权威的构建和巩固提供更加全面和多元化的驱动因素参考,并进一步检验和扩展善治理论的解释力度和适用范围。第二,本研究涉及的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政府信任及政府权威)均根植于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深层领域,这些变量对于我们深入剖析政府治理机制和公众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因为它们的抽象性,在实际应用中若要充分捕捉利用其精髓,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未来研究可尝试从更为直接和具象化的视角出发,在政府回应性与政府信任、政府权威的关系中引入其他中介变量(例如公共服务满意度、获得感、政治参与等),以更加深入地揭示政府回应性如何影响公众的实际生活体验和政治行为选择以及后续的政治态度生成。第三,本研究立足于政治价值观的视角,挖掘并验证了这一深层心理要素对政府信任及权威形成的作用。但是,鉴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基于政治行为主体价值观的分析解读,仅展现了其微观层面主观因素的影响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将中宏观层面的情境因素纳入其中,考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因素、国际环境氛围等因素的调节影响机制,为研究变量关系提供更加丰富的解释视角和框架。

    来源:《探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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