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政府管理学院经典读书会系列讲座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老师，为同学们导读德国政治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的经典著作《战争论》。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姚啸宇老师主持。

傅正老师首先指出，《战争论》看似是一部军事学著作，与我们的政治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实则不然。比如大名鼎鼎的公法学家、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就极为重视克劳塞维茨，也正是在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下，他才提出了“政治的本质是决断敌我关系”的著名论断。而施米特所受的启发，正是来自于《战争论》中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然而，这句话看上去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谁都知道没有不为政治服务的战争。但是傅正老师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大家存在两个认识层面的误区：一是不了解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历史，二是不了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哲学基础。

接着，傅正老师开始为听众解释第一个问题，即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历史。其实，在欧洲历史上，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并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宗教的延续。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欧洲各政治体之间的激烈争斗，最激烈的体现就是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由教派纷争引发的大战为欧洲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是也由此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欧洲公法。从此以后“国家理由”代替了宗教理由，成为了战争的依据和目的。然而新的君主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是以君主个人和他的王朝来定义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既是德意志的皇帝，又是西班牙的国王，还是尼德兰的执政和墨西哥的皇帝。在这个阶段爆发的主要战争（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等）中，参战各方争夺的对象既不是民族利益，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王朝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前提是战争不再是宗教的延续，而是王权的延续。

傅正老师指出，在王朝战争阶段，欧洲各国的战争模式发生了改变。一个体现就是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后勤体系。在这之前的“三十年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供应补给主要依靠就地掠夺，因此敌军的到来会给平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在王朝战争中，由于建立了后勤体系，士兵不再需要依赖就地掠夺，四处抢劫反而是缺乏军事纪律的表现。因此，这时候的战争是有限的，仅限制在两国的军队之间，谁胜谁负反而与人民的关系不大了。

然而，战争的模式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巨变。法国大革命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它在法理层面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法国成为了法国人的法国；在治理层面，则打碎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中间层级，同一性的人民身份代替了其他封建身份或宗教身份，人民直接面对国家权力，中央政府可以进行全民动员参与战争。这种新的国家原则在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克劳塞维茨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他一方面持有王朝战争时期的看法，将战争视作一种政治的工具，一种外交手段；另一方面，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他也意识到，在战争中人民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战争也成为了民族意志的体现。

随后，傅正老师提醒我们注意民族战争与技术理性的关系。现代民族战争的出现促使人们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有机体和细胞”的关系。由于国家始终处于正在战争或准备战争的关系，为了自身安全，国家就需要随时随地把全体国民吸纳到生产体系当中。普通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统统成为了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需要随时受到国家治理技术的掌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生命政治”。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续，也反过来对政治进行塑造。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和人民深度结合，有限战争时期的古典战争法（严格区分军事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战争不涉及平民）也就不再适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战争形式，比如“非接触性战争”，以及一战、二战期间中为封锁敌方经济而采取的“无限制潜艇战”。战争不但针对敌方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也将敌国的工业设施和国民经济纳入打击范围。不仅如此，非接触性战争还大大降低了发动战争的法律门槛。比如美国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在针对伊拉克等国的战争中可以做到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不容易引起舆论反弹；总统则可以宣称这是一般军事治安行动，而非战争，以绕开国会；参战人员由于可以远程操作武器，不用亲临战争，也没有了危险和杀戮的感觉。这就为美国提出“新干涉主义”提供了条件，战争不再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由于非接触性战争大大降低了开战的成本，所以美国才可以将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问题也视为开启战端的理由。用施米特的话说：“今天的战争已经转变为一种打击罪犯、侵扰者和害虫的治安行为。”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傅正老师为我们阐释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他首先举了列宁的例子。一战爆发后，列宁在和第二国际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他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仅仅将战争视作国家间政治斗争的表现，而是将战争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和阶级之间的战争，“一战”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是因为列宁重新诠释了“政治”的内涵，认为政治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也体现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实体，具有整体性，资本扩张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而列宁给则认为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与国家政权高度绑定的阶段，资本扩张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才在《帝国主义论》当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他认为，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战”就是此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列宁才能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口号。

另一个在克劳塞维茨启发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就是毛泽东。1938年初，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期，毛泽东曾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究会，和同志们认真研读了《战争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部名著。在这两本书中，毛泽东都直接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命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尤其在《论持久战》中还专辟一章专门讨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些地方，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政治必须指导军事的原则，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体现群众路线，抗日战争的性质是人民战争的观点，进而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游击战理论。

最后，傅正老师提示同学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何为正义战争”的问题。从现代民族战争衍生出两种战争模式，前一种依赖工业和技术理性，后一种则是全民族的游击战争。与作为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正规军不同，游击队员总是相信战争是有正邪之分的，并且自己从事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只不过这种正义战争既不依赖于普世宗教或某种号称普世的意识形态，也不依赖于技术理性，其理由和依据是对故乡家园的天然热爱，以及对于入侵者的本能憎恶，概言之，是一种自然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自然正义的观念也正符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正义性的理解。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与傅正老师积极交流互动，傅正老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傅正老师对《战争论》的解读既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语言生动，层次清晰，使同学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