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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回顾 | 王震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结构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3-04-23 来源: 浏览次数:

    4月21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教授在图书馆笃学讲堂为政府管理学院学生做讲座,主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结构之关系》,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唐磊教授到场主持。

    王震中教授着眼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国家与民族之关系、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及其正统观念和“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作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由浅入深的讲解。

    1989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做学术报告,提出“中国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包含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组成,“一体”是指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多层次”实际上是两个层次,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是“高层”。

    王震中教授认为,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创新,但随着学术的深入,这一理论本身也有补充和修正的空间。他指出,费先生是从民族共同体本身讲的“多元与一体”,然而关于“一体”,也可以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着眼,即除了指整个中华民族外,亦指整个国家。也就是说,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体的。关于“多元”,当谈论到某种结构时,此“多元”之“元”乃“单元”之“元”;当阐述“一体”的形成过程时,可将“元”替换成“源流”之“源”,即“多源一体”。

    在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分,若要辨明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既往的研究中,王震中教授认为五帝时代的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社会形态是已经进入了国家的文明社会。而文明主要体现为文明社会,即进入了国家的社会的文化。当时的“万邦”、“万国”是两周时期人们对上古以来各种政治实体的称呼,如唐尧之邦、虞舜之邦这类代表性国家政治实体,说明了中国早期社会呈现“多元”和“多源”形态。“一体”形态则体现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两大景观上:万邦林立、族邦联盟。尧、舜、禹既是本邦国君,又是族邦联盟的盟主。王教授认为,权力更迭既有和平交接的方式,也有武力胁迫的情况,且当时禅让的只有族邦联盟的盟主之权位。

    从民族形成视角来看,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国家是部族国家。所谓部族,历史上比部落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是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带有血统特征的族共同体。既存在于原始社会后期,也存在于古代国家社会时期。因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血缘关系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随后,王震中教授介绍了自夏代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向“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演变,以及族共同体向民族的演变。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两大阶段。

    从秦汉到明清,国家形态结构演变为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在“中央-郡县”一元化的机制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王教授指出,郡县制解决了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这种由郡县制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综合,以及由作为国家文化的汉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则可以逐渐融化郡县制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进而走向民族融合。

    最后,王震中教授谈到,今天的中国是现代国家,但也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中华民族与中国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在面对民族地方问题、港澳台问题等,要充分发挥“中央-省市县”国家结构的优势,将国内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转化为国家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将民族问题转化为地方治理问题。首先建立对国家结构的认同,而后才能建立国家认同,从而维护国家结构的稳定和国家统一。

    王震中教授的讲述生动细致、鞭辟入里,立足历史与政治的交叉点为政府管理学院的师生呈现了一场盛大的思想盛宴。讲座临近尾声,在场师生意犹未尽地与王教授探讨了历史、政治相关领域及学科融合的各类问题,王教授一一耐心解答,为大家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观点和视野,在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期待与王震中教授的下一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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