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枫叶如丹。10月18日晚，政府管理学院2022年高端学术系列讲座特邀请中国政法大学讲座教授（A层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阳教授，为社科大师生学子带来了一场名为“法家体制，还是儒家国家——‘大共同体本位’何以可能”的学术盛宴。本场前沿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王炳权教授主持。

杨阳教授首先回顾了上个世纪末刘泽华、秦晖两位先生对机械“租佃关系论”和单一“乡村和谐论”的批判发展，梳理了中国古代社会从“权力支配社会”到“王权主义”再到“大共同体本位”学说的流变历程，对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观点进行了有力的争鸣。杨阳教授提醒大家，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应该只囿于行政机构建制的层级变化或公共服务提供范围的大小更改之中，更应该从国家机器意志的实现程度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动态变化中、从国家与个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

“大共同体本位”的典型特征便是国家权力主导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在经济领域，政治权力支配生产要素的流通与配置，并把这个过程异化为统治阶层攫取财富的手段；在社会领域，国家权力划分了清晰的社会阶层与身份边界，并把持了阶层流动与评价系统；在宗教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握了意识形态解释权。

过往对“大共同体本位”的研究往往从法家体制出发，认为是古代中国国家的制度体系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大共同体本位”的基本特征。但越来越多的新历史材料的发掘使得“法家体制”对“大共同体本位”的解释力越来越弱：从横向延展来看，中国古代王朝往往拥有辽阔的疆域，可以“量入为出、吃饭财政”为特征的财税体制使得中央政府大多无法承受对边疆地区有效治理控制的成本；从纵向看，有限而简约的行政编制使得基层机构往往悬置空转，功能弥散，无法将国家权力下延至社会最基层。中国古代国家体制是如何在这一对尖锐的纵横矛盾交织中存续了千年？杨阳教授由此指出，“法家体制”是中国古代“大共同体本位”的外在体现，而“儒教国家”，即借助儒家意识形态来克服落后的财政能力与行政技术条件限制才是中国古代王朝实现低成本政治统治的奥秘所在。

“儒教国家”的具体涵义是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和儒家意识形态高度重叠、协同共构，且政治秩序建筑在文化秩序之上，塑造了皇帝——士大夫——士绅的政教一体化结构。在儒教国家中，负责国家行政运转和意识形态解释的是同一批人，即“士大夫——士绅”群体。这个群体具有相同的知识结构、相似的思维模式、相近的价值信念与行动方式，内部交流成本极低，官僚的等级身份和儒家的道德荣耀使其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成为嵌入国家体系中的隐形的利益集团。这个群体成员可以进仕为官，亦可退乡为绅，在这个弹性收缩过程中，群体成员时而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推行政令，使国家权力渗透滴入基层，时而又转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为地方抗衡国家意志的肆意剥凌，维持了地方和边疆社会的稳定。

杨阳教授点明了刚性的法家体制与柔性的儒教国家的相互嵌套才是古代中国能用极低的治理成本实现极为广大帝国统治的核心密码。儒家教义中本身就含有克己成仁、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带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期望建构等级分明、各安其位的礼制秩序。这种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封建王朝发展时期中一步步地与法家所强调的国家机器相融合，对官僚体系、法律体系、教育评价体系都实现了儒化。儒教中国由此便成为了可能。

这是一场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交响曲”，杨阳教授依照严密的理论逻辑娓娓道来，把千头万绪的历史细节删繁就简，将自身深厚的知识底蕴倾囊相授，使在场师生受益匪浅。课后，王炳权老师感谢了杨阳教授长期以来对政府管理学院教学研究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并邀请杨阳教授继续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展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