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政治发展与民主建设”项目组首席研究员。政治学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民主与民主化理论研究。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参与撰写论著10部。

一、为什么要读书？

古人常言：“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自古就有崇文重教、惜时劝学传统的农耕中国，“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传世信仰。然而，曾几何时，随着国门打开，世俗化和功利化甚嚣尘上，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无时不在挤压着国人的读书时间。为何读书？读书何用？时常受人质疑，甚至“读书无用论”时有泛滥。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公民整体素质，成为亟需国家推进的战略行动，由此，为何读书？读书何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人的素质的提升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的鲜明标志。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离不开知识视野的开拓和科学知识的积累，离不开最基本的读书和学习。而这是人从“胎教”开始到“活到老、学到老”，终其一生的相伴行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智慧行为。

中国人自古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指人生修炼和素质提升的两条基本路径，而“读万卷书”则是人生修炼的起始之基和终身之功。

读书学习是提升素质的起始之基。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专业化社会，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决定着一个人的修养和功业，所以，重视教育和学习，是每一位家长和孩子的头等大事。从十月怀胎时的“胎教”，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选择和学习，甚至节假日“校外班”的“附加学习”，都离不开最基本的读书学习。这是人类文明渐进和公民素质提升的基本之功，也是其后人生修炼和终身学习的基础之功。

读书学习是成本最低的素质提升路径。人们常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说的就是读书学习的机会成本和实施成本。“读万卷书”，只需要一本书和一颗平静的心，而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随时进行。古人有“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在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今人则可以坐飞机读、坐高铁读、坐地铁读，只要你有一颗爱读会读的“读书心”就行。

读书学习是需要终身躬行的修炼路径。“活到老、学到老”是中国人的古老信仰，“终身学习，跟上知识社会的前进步伐”，则是新时代的紧迫要求。虽说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通过读书学习得到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是实际躬行和应对问题的分析指南和知识基础。只有在知识与实践的互动互进中，一个人的知识修养和公民素质才能得以不断提升。

二、读书学习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

读书学习，既是每一位公民的个体化行为，也是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化行为，既需要个体发奋读书的内在行为激励，也需要尊重知识、力倡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

读书学习需要正向的社会激励氛围。终身读书，是一个民族良好素质的体现，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正向激励。根据国民阅读调查，2019年中国成人公民人均阅读纸质书籍4.65本，而另据调查，以色列年人均读书60本，日本人均40本，韩国人均11本。如果知识得不到尊重，人才得不到尊重，如果还像当年那样“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果年轻人追捧“网红”，热衷于“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则全民阅读的社会氛围就难以形成。中宣部及时发布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正当其时，必将助推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社会风尚。

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的社会氛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大力倡导，更需要稳固持续的组织化支撑。建构专家教授发布学习教材、评定知识职称、评价科研成果、制定知识政策的“专家委员会”机制，是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关键路径。坚决遏制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行政化”趋势，消除“知识依附权力”的“从属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知识社会”的核心组织机制，也是形成良好读书学习正向激励的组织保障。

读书学习需要构建正向激励的舆论环境。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舆论导向和舆论环境是影响读书激励的重要变量。2018年，“快递小哥”雷海为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并成功实现人生转折，之后担任一所学校的语文教师，就能形成“知识改变命运”的强大社会氛围。而如果我们的电视上、网络上充斥着“伪历史”的抗日神剧，充斥着“一夜爆红”的网络明星，充斥着勾心斗角的“后宫秘史”，而具有科学理性的专家院士、科研团队很少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就很难形成正向激励的读书氛围。

三、我们能读到什么？

有了良好的全民阅读的舆论环境，“读什么？”“能够读到什么？”就成为每一位读书人直接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次中宣部发布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就是很有针对性和执行力的落地实施举措。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可能有着不同的“读书时间”和“读书成本”。

对于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可能身边不缺乏读物，购书成本也不算高。但如果他们深陷“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状态，忙于应付各种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被迫应对写不完的表格台账，身心疲惫之后，读书可能就成为奢望之举了。

此外，对于2亿之多的城乡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购书成本不小，很可能成为阻碍农民工阅读的现实障碍。所以，有序开放公立图书馆，建设就近便利的读书服务体系，就成为本次《意见》落地实施的关键。例如，可有效开发现有图书资源，如各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都有海量的图书资料文献，但有些并没有得到高效利用，如果能够在保证本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下，合理有序向全社会开放，每一位公民凭借身份证，都能到附近的大专院校自由借阅图书，将会极大地降低整个社会的“阅读成本”。又如，在公共空间中，建设面向大众的普惠性读书服务，使任何公民个体都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够就近便利地得到可读之物。如成都建设的“公园驿站+书亭”“绿道驿站+书吧”等便民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公共空间中的阅读条件。再如，合理利用基本建成的覆盖所有乡村的“农家书屋”，开办方便外出就学、务工农民的借阅机制，延长借阅期限，可能会极大激励农民工的读书热情。同时，针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及时补充更新“农家书屋”的书籍类型和品质，保持“农家书屋”吸引力，也是助推广大乡村民众读书热情的重要条件。

另外，事关“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全民阅读”极可能“异化”为“全面浏览”：随着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12亿之多的手机上网用户，成为被手机“绑定”的俘虏，日趋严重地深陷在“表象阅读”“碎片阅读”之中。眼不离机、机不离手，成为绝大部分“机民”的生活常态。然而，碎片化、散点状、浅层单一的浏览并不能代替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度阅读”，长此以往，不仅会深刻地改变每一位公民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效果，也会深刻地改变公共交往和公共理性，更可能影响到每一位公民的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