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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君、马璇: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发布时间:2021-05-06 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2期 浏览次数:

    作者介绍:

    郑建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马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助理。

    摘要: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

    【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

    【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关键词】村社认同 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 个人传统性 跨层级分析

    【政策之窗】

    ·公民对所在村或社区的认同心理形成,有助于激活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参与热情与行动。

    ·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增强政民互动与接触,有利于将指向村社的认同进一步转化为对政治系统各构件的合作意愿与信任。

    ·转变治理实践中的行政单一主导传统,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培育多元主体的参与意识,提升其参与能力,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转变为提升政治信任的动能。


    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运行的信念或信心(李艳霞,2013),是民众针对政府可信度所采取的一种信任判断或政治评价。作为支撑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变量之一,政治信任是维持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基础来源,能够有效节省政策成本、提升治理效率和质量(梅立润、陶建武,2018;熊美娟,2010)。已有研究涉及政治信任影响机制的分析,集中探讨了政府绩效、腐败感知、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胡荣,2007;田北海、王彩云,2017; Dong & Kuebler,2018; Espinal et al.,2006; Kim,2005),而从认同角度切入、基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尝试通过公民治理参与来探讨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在村社层级的生成机制及作用条件。

    村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和治理终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村社不仅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它还“承担着接应国家治理任务和回应社区内生需求的双重功能”(王德福,2019;杨敏,2007)。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村社面临着治理转型问题,即需要在村社层级形成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达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然而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资本流失,村社日益面临异质化、凝聚力降低和认同不足等现实困境(柴梅等,2017;闵学勤,2008;舒晓虎等,2013)。村社认同的缺失会减损政治信任吗?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探析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终身学习模型整合了有关政治信任的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解释框架,将个人的政治信任发展看作一个持续过程,即它是由一系列个人经历以及态度变化组成的因果序列,人们在时间序列上经历不同的事件,并由此改变自身的态度(Mishler & Rose,2001)。按照认同理论的观点,认同是沟通个体认知与社会结构的关键,个人深刻感受到隶属于某群体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这会强烈地影响其知觉、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2006)。于个人而言,村社生活是个体互动关系从家庭到一定地域范围的拓展,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缔结和强化,构成个人最初的信任半径空间。个人社会化经历中更早形成的村社认同态度,会在后续社会化经历中强化或弱化其政治信任。对公民来说,村社象征着地域依附与情感依恋,是社会交往和人情关系的肇始,个体自然形成的基于村社的认同感反映了人们指向村社的一种归属与身份体验。有研究表明,高村社认同的个体更有热情参与村社集体事务(谢治菊,2012),而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村社公共生活的重要动力(颜玉凡、叶南客,2019)。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参与能培育牢固的普遍互惠规范,有助于加强和积累社区合作和信任,形成乐于合作和信任的氛围,最终增进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使社会信任传导到政府机构(Putnam, 1993)。从村社认同到政治信任,公民参与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一主观意识转变过程中生成的是认同型信任,即“经由长期的互动合作和愉快体验而内化的一种感性的情感认知”(马子博、张成福,2016)。相比其他行政层级,村社是公民与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高频接触点,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公民与政府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互动,达成基于价值认同和行为合作的关系性信任。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了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价值观变量——个人传统性,将其作为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的调节变量。价值观支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行为模式具有预测作用。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威-服从关系情境中,个人传统性在削弱公民参与动机的同时,对其服从动机具有增强作用。因而,较之高传统性者,低传统性者更有可能参与村社事务与治理。

    本文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认同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试图于村社场域中建构出认同-参与-信任模型来阐释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将公民参与作为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考察公民和政府的互动逻辑,探究其对话机制;同时,以个人传统性作为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的调节变量,讨论两者关系的边界效应。与以往有关村社认同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搭建了跨层次分析框架,这能显著提升研究结论的效度,增加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

    社区包含四个要素,即具体地理空间、人口、互动形成的关系丛和社区认同(黎熙元、陈福平,2008;王志立,2019)。结合已有研究对社区认同的定义(唐有财、胡兵,2016;辛自强、凌喜欢,2015),我们认为,村社认同是个体基于利益相关、居住时间、历史记忆、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一种指向村(或社区)的态度体验,具体表现为个体对村(或社区)功能状况的认同程度以及个体与村(或社区)的情感联结强度,是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心理变量。在与其他居民的频繁交往和互动中,村社认同得到巩固和加强,成为凝聚村社的黏合剂。高村社认同的公民会更愿意参与村社公共事务(孙璐,2006;唐有财、胡兵,2016;吴理财,2011;谢治菊,2012),高参与意愿则更可能指向与村社其他居民和政治体系的高频互动,易于形成稳定的关系联结。信任本身反映的是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团体(机构)之间的关系性状态(Levi & Stoker, 2000),政治信任体现了公民和政治体系基于互动形成的双向关系。对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文化主义视角,认为政治信任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文化的长久且根深蒂固的信仰,这些信仰根植于文化规范并通过早期的社会化传播;作为人际信任的一种延伸,政治信任是个体生命早期所习得的信任关系在后期投射到政治机构上的表现。二是制度主义视角,认为政治信任来源于以政府为代表的政治绩效,是公民理性评价的结果;政治社会化和客观的政治绩效,都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上述解释路径却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即信任是习得的,且与个体既往经历存在一定关联。基于此,有关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将个体的政治信任发展看作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是借由在时间序列上所经历的不同事件而改变自身的价值和态度的结果表现(Mishler & Rose,2001)。人们的政治信任,一方面受到早期社会化经历、文化规范和价值内化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其程度还会因后期的经历和对政治绩效的体验而有所增强或减损。具体到本研究,基于村社层面的认同感知,其巩固或削弱势必会对个体所生成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是公民在体验村社生活中的各种互动时形成的主观态度,探究两者关联要考虑到中国村社的特殊性,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党政力量牢牢扎根于基层,密切参与村社的公共生活的治理实践;二是以关系差序和认同型信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文化背景。村社虽然是国家治理实践的终端,但也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强影响,党政组织在村社中的高度嵌入增加了公民与其互动的概率。在与党政力量的持续互动中,当公民感受到他们是在为村社谋福并且拥有良好的治理绩效时,关心村社发展的公民就更容易产生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有研究表明,中国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认同型信任水平(Zhao et al., 2017)。认同型信任的形成不基于利益成本计算,而是根据信任对象的可信度特征予以判断。正是出于对村社自治组织和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绩效的认同,高村社认同的公民倾向于将其划拨到“自己人”阵营,由此产生认同型信任。此外,村社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巩固了党政力量与公民的互动和信任关系。亲疏有别的人情关系网在村社的社会交往和事务处理上发挥着特殊作用。在频繁互动中产生的曝光效应,使公职人员能够介入村社日常生活运行的网络,拉近与公民的距离并达成稳定的信息交流和行为合作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认同型信任的形成过程。在前述背景之下,公民越是认同和关心村社,就越可能主动地参与村社事务,与政府的接触和互动就会更多,更易形成日常频繁互动的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公民形成了基于治理绩效和关系情感的认同,这会对他们的政治信任产生积极影响(田北海、王彩云,2017)。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村社认同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公民参与的中介作用

    公民参与又称公共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参与渠道,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的行动过程”(党秀云,2003)。公民参与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行政的应有之义与必然之选,也是实现“参与式治理”的核心要件(王建国、刘小萌,2019)。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每个社区公民都能为社区的公共利益决策和付出,实现福利共享和责任共担。根据认同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公民参与的内在心理动力是公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唐有财、王天夫,2017),而参与行为能促进社区内部的合作和信任。认同和信任都是主观建构的心理变量,从村社认同到政治信任的认知改变须经由实质性互动行为才能实现。

    之前的大量研究佐证了村社认同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村社公共事务的假设(唐有财、胡兵,2016;吴理财,2011;谢治菊,2012)。村社认同促进公民参与的逻辑在于,村社认同包括功能和情感两个维度。一方面,因为社区功能状况与公民利益的捆绑,公民出于维护社区功能运作和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会选择参与村社集体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公民在长期居住和村社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关系性情感联结和认同型信任网络,促使公民有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参与村社治理,而且关系友好的邻里伙伴的参与也会打消他们的顾虑,增强其参与意愿。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态度来自他们自身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参与是获取直接经验的主要途径,在直接的行动参与和互动过程中产生政治信任,使政治资本得以增值(徐勇,2004)。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取公共事务的相关信息,知悉政府的能力和道德水平。特别是通过更多的直接接触和互动,公民能贴近决策和选举过程,增进对政府决策的理解。适当的公共参与有助于增强管理者与公众的互信,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误解和对立,缓解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李艳霞,2011)。

    结合以上分析,从村社认同到政治信任,公民参与行为是其心态改变的关键桥接。本研究认为,公民参与村社公共生活和集体事务受村社认同的驱动,认同感越高则参与意愿越强。由于政府力量在村社一级的普遍深入,公民通过公共参与过程可以切实地成为村社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村社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维持着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更可能增进其政治信任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公民参与在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个人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传统性被认为是最能描绘中国人人格特质和文化价值观的概念之一,它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最常被观察到,是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愿,反映了个体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Farh et al.,2007; Yang, 200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形塑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但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尚存,因为信念体系具有出色的耐久性和韧性,价值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变化,但它们仍旧反映着社会的文化遗产(Inglehart & Baker, 2000)。有研究者将个人传统性划分成遵从权威(Submission to Authority)、孝亲敬祖(Filialpiety and Ancestral Worship)、安分守成(Conservatism and Endurance)、宿命自保(Fatalism and Defensiveness)、男性优越(Male Dominance)五个因素(Yang, 2003),其中遵从权威是个人传统性的关键要素(Farh et al., 1997)。较之低传统性个体,高传统性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更少受到权威人物如何对待他们的影响,他们社会角色所承载的期望和责任主导着其态度和行为(Gabrenya Jr. & Hang, 1996)。心理学和管理学的一些研究验证了在组织情境中传统性对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例如高传统性个体对主管的辱虐管理有更强的耐受力,传统性调节着不同风格的领导行为(如变革式领导、家长式领导、谦卑型领导等)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等(李晓玉等,2015;苏涛永等,2017;吴隆增等,2009;张永军等,2017)。

    相对于其他社会实践条件,政治情境中也同样存在人格特质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张平和周东禹在研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选举的促进因素时发现,社区居民人格倾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选举行为具有最强的间接效应(张平、周东禹,2019)。作为中国人的典型人格特质之一,个人传统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公民的政治心理,影响其社区参与行为。遵从权威要素体现了中国人的权威取向,在社会互动中表现为权威敏感、权威崇拜和权威依赖(杨国枢,2005)。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中,政府占据领导和主动地位,是公民逐渐习惯和仰赖的权威。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传统单中心治理模式或威权式治理模式的影响,由于行政权威的主导惯性,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等都易受到其影响,进而使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自治活力难以有效发挥(郑建君,2017a;周庆智,2016)。鉴于基层治理现状,本文认为公民参与村社公共事务的意愿及其表现,会同时受到其村社认同程度与传统性价值观念的影响。高传统性的个体习惯于服从权威,并且依赖于政府的领导和庇护以获取安全和福利,他们在村社公共事务中往往会顺从政府安排,缺乏参与的意识和动力,或者处于村社动员下的被动在场参与的状态;与之相反,低传统性的个体则更为开放,对权威的崇拜取向相对更低,主张以平等方式与村社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进行沟通和互动,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表现出更强的意愿与更积极的行动。

    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H3: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同时对村社认同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的间接效应也发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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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样本情况

    本研究在S省和Z省的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并邀请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且年满18周岁的村社居民参与问卷作答。最终,发放调查问卷5225份,收回有效数据5040份,有效数据的回收率为96.46%,单个村或社区的人数在33~110人之间。其中,男性3103人(61.57%),女性1916人(38.02%),信息缺失21人(0.41%);受访者年龄在18~89岁之间(M=43.89、SD=12.66);调查的有效数据在各行政村或城镇社区的人数分布在40~110人之间,平均人数为53人。在学历上,“初中及以下”学历2129人(42.24%),“高中(含高职、高专)”学历640人(12.70%),“大专及本科”学历2189人(43.43%),“研究生”学历32人(0.63%),信息缺失50人(0.99%);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1161人(23.04%),“共青团员”377人(7.48%),“群众及其他”3424人(67.94%),信息缺失78人(1.54%);在个人月均收入上,“1500元以下”者1245人(24.70%),“1501~3000元”者1366人(27.10%),“3001~5000元”者1838人(36.47%),“5000元以上”者460人(9.13%),信息缺失者131人(2.60%);在家庭年收入上,“1.5万元以下”893人(17.72%),“1.5万元~5万元”1198人(23.77%),“5万元~8万元”1327人(26.33%),“8万元~10万元”641人(12.72%)“10万元以上”889人(17.64%),信息缺失92人(1.82%)。

    (二)变量测量

    除人口学变量外,本研究重点考察的核心变量有四个,分别是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和个人传统性,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1.村社认同

    采用辛自强和凌喜欢(2015)编制的《社区认同量表》,共8个题目,李克特6点计分,包含有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在本研究中,施测对象包含有城乡居民两大群体(农村和城镇社区),故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删去了“情感认同”维度中的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针对调查对象对个别表述进行了调整。为此,对修订后的《村社认同量表》进行了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χ2=331.302,df=13,CFI=0.99,TLI=0.98,RMSEA=0.07,SRMR=0.015,各题目的载荷在0.66~0.88之间;在本研究中,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0.84,问卷的总体信度系数为0.93。

    2.公民参与

    采用郑建君(2017b)编制的《公民参与量表》,该量表共有4个题目,分属于参与认知和参与行为两个维度,便采用7点计分,由“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并对所有题目的得分加总取均值。在本研究中,参与认知和参与行为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0.89,问卷的总体信度系数为0.91。

    3.政治信任

    采用和借鉴孙昕等人(2007)编制的《政治信任量表》,该量表共计5个题目,所有题目均为6点正向计分,备选编号“1到6”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所有题目的分数加总取均值,得分越高表明其表现出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4.个人传统性

    采用Farh等人(1997)开发的《中国人传统性量表(简版)》,该量表为单一维度,由5个题目组成;同时,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由“1到5”分别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为了更好地适应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我们对量表中的个别表述进行了调整,例如将原量表中的“要避免发生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听从长者的话”调整为“避免错误的最好方法就是遵从有威望长辈的经验和建议”;对修订后的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5个题目汇聚为一个因素后,能够解释方差总变异的53.7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三)统计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中包含有两个层级的变量,其中个体层级的变量为公民参与、政治信任和个人传统性,而村(社区)层级的变量为村社认同。对于村社认同的数据,是将被试报告的其对所在村或社区的认同评价得分聚合到更高的村(社区)层级。为确定该测量作为村(社区)层级变量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Rwg、ICC(1)和ICC(2)三个指标对数据进行聚合检验,结果显示Rwg为0.95(大于0.7)、ICC(1)为0.22(大于0.05)、ICC(2)为0.96(大于0.5),这表明村社认同满足高一层级变量要求。从上述结果可知,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可以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技术(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MSEM)和贝叶斯(Bayesian Analysis)可信区间估计方法进行检验。此外,在具体的个体层级及跨层级分析过程中,为避免对村社层级变量效应估计时出现共相关的影响干扰,本研究对相关变量数据均进行了总均值中心化(Grand Mean Centering)处理。


    四、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及变量区分效度的检验

    除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严格调查施测程序、对各变量的测量采用差异化计分方式外,为确认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带来的干扰,在假设的验证阶段还对其程度进行了检验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Podsakoff et al.,2003)。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4个变量的21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抽取了5个因素(其总的方差解释了75.70%的变异);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了总变异的23.90%,且在未旋转的情况下也未出现测量题目明显汇聚在一个因素上的结果。其次,通过Mplus7.0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基准模型和其他竞争备选模型进行了检验(见表1),结果显示,基准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模型,且单因素模型的拟合表现欠佳,说明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影响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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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涉及的核心变量及人口学变量指标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三个核心变量——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与个人传统性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同时,学历、政治面貌及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等,也与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三个核心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显著相关。考虑到个人经济状况包含于家庭经济状况信息之中,故在后续检验中选择学历、政治面貌和个人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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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假设检验

    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个体的村社认同不仅对其政治信任水平(γ=0.62,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村社认同对个体的参与认知与行为(γ=0.74,p<0.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此外,公民参与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γ=0.46,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加入中介变量后,村社认同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γ=0.28,p<0.001),这表明公民参与在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作为调节变量,个人传统性在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γ=-0.49,p<0.001)。同时,以M±SD为标准,依个人传统性得分高低将被试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并对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和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2所示)。对于个人传统性得分较低的群体,其村社认同对公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simpleslope=0.66,se=0.02,t=30.68,p<0.001);而对于个人传统性得分较高的群体,其村社认同同样对公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simpleslope=0.30,se=0.03,t=11.20,p<0.001)。进一步的斜率差异检验显示,相对于高分组,在个人传统性低分组的人群中,其村社认同对公民参与的正向影响更大,Z=9.98,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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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的结果显示,中介作用的效应值为0.33、p<0.001,其95%可信区间为[0.21,0.4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3.23%。具体来看,在个人传统性高分组,村社认同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显著,其中介效应(0.19)占该群体内总效应的48.45%,95%可信区间为[0.03,0.37];在个人传统性低分组,村社认同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显著,其中介效应(0.48)占该群体内总效应的69.06%,95%可信区间为[0.23,0.80]。


    五、讨论与总结

    (一)假设检验结果讨论

    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是公民的主观态度,前者向后者的互动转化需要特定的条件。促成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两者作用机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衔接“认同→参与”和“参与→信任”的研究思路,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认同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本国社会文化情境特征建构了“认同→参与→信任”模型,以此考察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村社认同对其政治信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公民参与在两者关系的形成中发挥有部分中介的作用。该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认同-参与-信任”逻辑,即高村社认同的公民具备更强的参与村社治理实践的动机,而多参与意味着多感知和多互动,这可能会增加其政治信任。公民参与在村社层面的基础性作用被凸显出来,它是促成“认同-信任”心理转变过程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会的特殊文化情境影响和制约着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中国人的关系取向和认同型信任倾向有益于从认同向信任的跨越。政治力量在村社关系网络中的嵌入和强烈存在,使得政治信任在参与中积累。其次,个人传统性是该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个人传统性大多用于探讨组织情境中的领导效能边界,本文将其引入政治心理领域,证明了个人传统性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个人传统性对“认同-参与”环节产生的是负向影响,即在传统性得分低的群体中,村社认同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人的权威取向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对政府权威的倚赖和服从会使他们更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最后,个人传统性调节着“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它不仅影响着认同与参与的关系形态,还影响着通过公民参与发生作用的“认同-信任”关系。在个人传统性的高分组和低分组,村社认同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综上所述,本研究用实证方式验证了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以跨层级分析填补了研究空白。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推动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促进基层治理转型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在村社治理过程中,需要培育公民的村社认同以破解公民自治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关注影响公民参与的文化心理因素,构建吸纳公民持续、有序参与制度化治理实践的有效机制。第二,本研究中得到印证的“认同-参与-信任”逻辑对政治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启示。村社居民对基层自治组织和乡镇政府/街道办的信任建立在长期性互动合作和价值认同上,镶嵌于地方性的关系性互动信任网络之中。为了维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公民参与村社事务,增加其接触和互动机会,在理解和认同的过程中达成信任;另一方面,要警惕因信息不对称或对个别公职人员的道德判断而导致的不信任扩散。第三,个人传统性的影响表明,行政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惯性主导局面需要逐步改变。政府要转变在基层治理中的权威话语角色,转向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激发公民参与的服务者角色,为基层自治保留充分空间。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研究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首先,采用被试的自评数据无可避免地会存在偏差影响,尽管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影响并不显著,但或多或少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和效度。其次,“认同-参与-信任”逻辑中从认同到信任的转变过程显然是长期性的,而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无法推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透视长期变化中的具体特征。未来研究可以设计纵贯研究或实验等来做深入探讨。最后,公民参与在村社认同和政治信任的关系中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说明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尚未被纳入研究框架(例如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和个人政治社会化经历等),今后可继续寻索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变量,以进一步完善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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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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