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映和知识结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与经济强劲发展和综合实力相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有很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还存在着八个方面的不足和短板，提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我们迫切需要用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话语和学术逻辑去解释中国国家的发展现实，发展中国学术，弘扬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构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一、中国政治学自主化是必然之路

与“本土”“自主”相对的是“外来”“拿来”，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处在“外来”输入阶段，通过译介、套用等方式，用外来的理论填补中国的理论空白，用外来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发展现状。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政治标准来看待中国，不出意料，所得结果往往是，中国是东方式的“专制国家”“没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然而这些明显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西方的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缘环境，也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抓住提高原创能力这个关键，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好服务决策、服务大局。为此，我们要从自身的发展现实中去提炼本土化的理论，用自主化、中国化的理论来认识中国、解释中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是中国的发展奇迹、远景、未来征程中的风险，需要政治学提供理论逻辑解释与知识应对。中国的发展奇迹需要本土化的理论解释。在世界上，一方面，经济较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另一方面，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创造的历史性奇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高速发展，近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均超过30%。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中国一枝独秀，足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5G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也为世界瞩目。中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治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而这些成就都需要本土化的政治理论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年来，比如，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欧美主流媒体围绕“新时代中国”进行了密集报道。他们以“中国醒来了”“中国崛起了”“中国赢了”等叙事方式展开。这表明，包括西方在内对中国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期待，希望了解、借鉴甚至学习中国发展和治国理政的经验。这些都进一步提振了我们用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解释发展成就的信心。[1]

中国的发展远景目标需要政治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我们国家未来三十年发展的阶段目标，即从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春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再次重申并细化第一阶段目标，比如明确提出了“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要命题。这些目标的制定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综合考量，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还需要完备的制度和科学有效的政策支撑，而这些都需要政治学者提供知识供给和智力支持。政治学者要提出多种方案，综合比较得出哪种方案制度化结果和政策效果最为有效。

中国政治学者应顶天立地，中国政治学应经世济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政治学者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学习，政治学者提出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和话语，讲清楚中国发展的道理、学理和哲理。通过学习，促进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使理论与学术和具体的制度机制、科学而专业的政策相结合，上下齐心，顽强拼搏，为实现治国安邦和强国富民的历史伟业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让同行尊重、让世界瞩目、可以彪炳史册的答卷。

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问题需要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反思。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落实好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提到，“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而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西方的政党理论是基于多党轮流执政提出的问题，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以“网络治理”为例，近年来网络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总书记曾提到“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中国加强网络治理，却不被西方国家认可，提出的“网络主权”也被诬称是对言论自由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学者要加强相关研究，不断创新、充实、完善网络治理理论，提出一套基于中国现实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有关政府、主权、资本、媒体、互联网等相互关系的治理理论。

二是西方的政治理论适用于特定场域，解释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或现象存在缺陷，其理论输出有着鲜明的霸权主义底色。任何理论的适用都有特定条件。西方政治学理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顾自身条件，園囹吞枣，盲目照搬，拾人牙慧，只会让自己陷入思维矛盾，或落入逻辑陷阱，或进入死胡同，让自身与中国的现实越离越远，或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孤芳自赏、放荡不羁。以西方的民主理论为例，“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它的理论普遍适用于中世纪之后人的身份平等的逐步确立，在“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下，形成政治契约：以“一人一票”的形式投票选出“主”，通过“选主”代行权力，将民主简单化，将民主政治与投票划等号，民主成为几年一次的选举。倘若用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来认识或度量中国，完全违背中国的实际，只会带来各种混乱。西方社会政治理念主张不信任他人，更不信任政府，依靠法律或契约将权力关系固定下来，政治运作强调竞争和选举。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家国情怀，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是事业型、使命型的政治组织，带领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90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筑起一道道民族的脊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走群众路线”等工作方法汇集民意，汇集民情，汇聚民智，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福祉。人民政协更是中国协商式民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的独特平台。与西方对抗性、争斗式党派关系不同，中国政治文化讲究“遇事来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大家一起来商量”。人民政协具有同心同向的政治优势、凝心聚力的团结优势、平等合作的民主优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协调关系的功能优势、联系广泛的代表优势，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意见代表的广泛性相结合，推动集中力量办大事和集思广益商量事、凝心聚力办成事相统一，为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西方政治理论暗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底色和地缘政治私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蓄意在国际社会“倾销民主”，借由“民主自由”等口号鼓吹街头政治，煽动颜色革命。然而，这种“倾销”和“策动”行为没能给对象国带去所谓的民主，世界一些地方却相继出现了宗教种族冲突、恐怖主义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可见，西式民主“普世观”及推行逻辑是世界失序的乱源。

冷战结束后不久，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是西式价值观推行的对象国出现各种问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内部也是问题频发：经济低迷、就业率持续走低，复苏艰难。一些国家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对抗加剧，民粹主义现象普遍。而在西方世界，政治生态持续恶化，政党撕裂、政治对抗成为常态。冷战后30年来，伴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难民潮的发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相反却造成了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诸多政治难题。以香港修例风波为例，美西方政客、御用学者的影子无处不在，他们炒作“人权”“民主”“自由”等话题，煽动示威者走上街头，借机干涉中国内政，香港一度陷入“黑暴”横行的混乱之中。

西方政治理论也面临着多重困境。近年来西方的民主理论充分暴露出自身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它不仅自身陷入理论困境和逻辑悖论，更不能被视为是完美无缺、巍峨矗立、金光闪闪的全世界“样板儿”。2020年美国大选暴露出的攻占国会等一系列政治乱象，更充分表明，美国政治已经漏洞百岀、病毒肆虐，美式民主政治理论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连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也不得不承认，美式民主不再是世界“灯塔”，受到打击和质疑，在来自中国系统性挑战的目前，美国民主有成为“历史残余”的可能。

其实，早在30多年前，中国政治学人已经敏锐观察到，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西式自由民主政治取得了“完胜”，必须从学理上有力回击西方“中国社会主义已成为最后的孤岛”“中国崩溃在即”等政治叫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政治生态乱象丛生。西方阵营出现了政治对抗、民主赤字、治理短缺、决策不畅等问题，金钱政治、黑箱政治等现象频频曝光。西方社会政治思潮极化，政治力量分化，西方政治阵营出现分裂。与此同时，其所奉行的核心政治理念也正在遭受质疑。一项欧洲民意调查表明，截至2017年5月，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在被调查的民众中就有超过一半以上受访者不再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面对民主乱象与政治困局，《金融时报》在2016年连续刊文称，“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呼吁做空“全球民主”。[4]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甚至发出“西方民主已死”的哀叹。西方政治理论在本国遭遇解释困境，西方政客行为为民意所不齿，那这样的民主理论和政治教科书又如何适用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呢？

二、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一是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重要讲话中提到的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期许，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学。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当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第二，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水平不高；第三，学术原创能力不强；第四，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学体系不健全；第五，学术评价体系还不够科学；第六，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第七，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最后他说，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一些学风问题比较突岀。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这八方面的不足，尽最大的努力去补齐这些短板。

二是政治学本土概念供给不足。现代知识体系是由西方学者建立的，政治学同样如此，这必然导致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有大量生长于西方社会土壤的政治概念，这也就导致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概念运用存在先天不足，以此来理解中国政治学也就容易出现歧义。我们不仅有核心概念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盲目运用的问题，我们将“主权、国家、人民”等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弃之如敝履，相反却将西式“自由观、民主模式”等当作普世的、通用的、无所不能的信条，试图用这些来解释中国。我们要基于中国政治现实提出原创性的政治学概念，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论证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建设的原则

政治学是分析政治现象、研究政治规律的科学，它内涵着阶级性，它要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在中国，政治学人应紧紧围绕治国安邦、治国理政、强国富民等主题开展研究。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设势必要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它要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提供指导意见。为此，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坚持五大原则。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走上改革和建设之路，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学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才能保证不脱离中国实际。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走向成功的关键。政治学作为治国之学，它的发展必须围绕这个最大的实际展开，这样才能保证理论有现实指导意义，有生命力。在政治学研究中，坚持党的领导不仅要体现在政治导向的正确性上，还必须体现在思考党应该如何有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十四五”规划的目标。

三是坚持服务人民的原则。中国的政治学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学。西方政治学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思考的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罔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西方民主本身也不过是权贵者的游戏，通过投票制度，将普通民众的利益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5]中国的政治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政治学，它强调的是如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热点议题，比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这些话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质都是如何维护人民的利益问题。我们的政治学要一以贯之，继续做好人民的学问，走为时代著文章，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服务于人民，回馈人民群众，回应社会期盼。

四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坚持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西方政治学在中国面临解释困境，在其生长的土壤也面临着解释危机。中国政治学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即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自立、自主、自为、自强，坚持理论自信和学术创新，发展我们的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由此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精准把握制度、路线、政策以及党风政风等重要关节点，不断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力度。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就必须精准把握好从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的重要关节点。

五是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6]，坚持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一概弃之不顾。对待西方的政治理论，我们应善于取长补短，努力做到融贯中西，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学。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以通达的方式告诉世界，推动中国和世界联通的进程，促进文明互学互鉴。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奇迹”背后最显著的“政治密码”。它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在为世界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增光添彩。同时，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体现的也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以和为贵、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展现着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大国理念与风范。充分挖掘并阐释上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深刻意涵，对于我们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增强中国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中国的政治观与政治路： 由全面发展迈向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中有机，希望与挑战并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全球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排外主义、冷战思维等回潮，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造成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重大挑战，严重影响了世界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权利。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中国政治学应密切跟踪关注国内外发展最前沿和新趋势，勇于挺立时代潮头，把握时代脉搏，发时代先声。

民主、人权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但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又是多样的、历史的、发展的。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民意，探索适合自身现代化需要的政治发展道路。没有哪一种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理解及标准是绝对真理，也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垄断人类对于民主、人权和自由的追求。把一种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经验绝对化、一元化、模式化、普世化，是对人类共同价值多样化实现方式的遮蔽和无视，不利于人类文明大花园的百花齐放。

当下，中国实践积累起的治理成效与经验已经相对成熟，中国政治学界应在努力破除西方话语逻辑陷阱的基础之上，突破有基因缺陷的西式政治模式的天花板，实现政治学的自立、自主和自强。而目前这方面的尝试，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如何做”的问题。

近年来，西方政客极力将自由、民主“绝对化、一元化”，实际上玷污和败坏“民主”的名声，将自由、民主“武器化、工具化”，到处推销或用来打压别国，实际上将民主异化、劣质化。当前世界面临着西方大国掀起的新一轮的“政治战思想战”，西方政客妄图重新祭起“民主人权”的旗号，拉帮结伙，搞什么“民主同盟”，丧心病狂地企图拉起铁幕，发动新冷战。国际上所有理性并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及政治学者，决不能让西方少数偏执的狂人垄断对全人类民主人权等政治观的定义权。我们认为，除了民主、人权、自由，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追求还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能廉洁等。和平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公平是正义的基本要求，发展和正义是民主的检验标准，安全和秩序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效能和廉洁是民主的实践保障。为此，我们主张以全面、科学、务实的发展方略提高政治发展力，以持续、稳定的政治战略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与一些国家“单兵突进式民主化”不同，中国强调全面、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并且内嵌了一系列必要的要求，即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一定是要有利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一国全面而高质量的政治发展推动实现国际间的共同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政治实践视野开阔，使得研究者能够突破西式民主“一元论”的束缚，在政治全面发展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与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

注释：

[1]张树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爱德华•卢斯：《财富寡头在做空美国民主》，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22/c_126533006.htm，2020年12月20日。吉迪恩•拉赫曼：《全球民主大衰退》，http://www.xlglzx.org/lxml215123/vip_doc/3566722.html，2020年12月20日。

[5][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