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始终紧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恢复、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日益稳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初见规模,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本搭建完成,基础理论不断夯实,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专业人才茁壮成长。
在党的100周年之际,《政言》编辑部对话中国政治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杨海蛟研究员,希望能从政治发展角度梳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历程,并以此理解、窥探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政言》:
杨海蛟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一起成长的学者,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政治学发展这一历程呢?
杨海蛟:
在中国,政治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之所以说是古老的学科,是因为先哲们留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典籍,之所以说是新兴学科,是因为政治学的专门研究曾经一度中断。恢复4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现实、国际交流等方面成就斐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
我认为,恢复之后的中国政治学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1979年到1985年的恢复和重建阶段。其次,是1986年到1989年的快速发展阶段。然后,是1989年到1991年的全面深刻反思阶段。最后,是1992年至今的深入发展阶段。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正在焕发勃勃生机,面对当今国际形势,中国政治学应更加全面地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地掌握话语权、阐释新现象、阐发新思想,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言》:
您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在您来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成就体现在了哪些方面?有什么突出成果吗?
杨海蛟: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品质与话语影响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基础性学科。我认为,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日益稳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初见规模。我们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阐发越发清晰、越发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工人阶级政治观的集中体现,我们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上坚持反映民意、追踪民生、增进民主、团结民心,始终为增进社会福祉出谋划策,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是,政治学体系的建设方向日益清晰。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搭建完成,学术视野不断拓宽,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体系正在形成。
三是,政治学基础理论不断夯实、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厚。政治哲学得到复兴,这代表这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具备了扎实的基础,开始进入良性、高度、深度发展阶段。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围绕现实政治发展需要,将研究的视野拓展至几乎所有社会政治领域。在夯实基础和拓展领域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前沿性研究不断推进。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从研究整体特征上呈现出“取经”“效仿”“自觉”“本土化”等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四是,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不断创新。中国政治学在坚持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传统方法论的基础上,借鉴了当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尤其对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借鉴,使得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具备了学术对话的平台。同时,政治学作为兼容并蓄之学,从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不断借鉴和学习了新兴研究方法。
五是,学术交流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日益加强。自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我们关注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成果,实现对中西方政治传统更加客观的理解,为在坚持中国立场基础上批判性借鉴西方政治学优秀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此同时,我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世界性和区域性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合作与交往方面,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学术研究自主性与学术交流开放性相统一的道路。
《政言》:
您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以传播为导向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政治学得以扩大影响的新兴特色与优势”。您能简要谈谈当下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情况吗?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杨海蛟:
这四十年来,我们以增强内在解释力的方式带动了话语体系发展。构建于中国实践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高速发展为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有力的逻辑支撑。中国政治学不断提升本土化水平,改善了以往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的政治话语没有充足发展空间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政治文明、协商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新范畴,为中国本土政治话语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中国政治话语一方面全力思考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好”“中国梦为什么能实现”等重大问题,驳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背后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通过传播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标志性概念,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成果用于国际交流与学术争论,切实做到在场、论理和传播的结合,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话语传播提供行之有效的顶层设计。从效果上看,这些创新发展的成果都标志着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凸显学术自觉、文化自觉品质的新阶段。
《政言》:
政治文明建设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环境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怎么评价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情况?
杨海蛟:
我把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特点表现概括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坚持与创新的统一,单独推进与全面协调的统一。
展望中国政治文明未来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只要坚持四个统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能够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定性所设定的路径,与其他文明协调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政言》:
本土化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我们的政治学者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辩。您怎么看待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
杨海蛟:
首先,西方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学习当代政治文明体系来探索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价值与制度架构,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这一历史进程。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完成为标志,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化发展境界,以最为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切有益经验。这样启示我们,要与其他政治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学习开阔眼界和思路,认识和把握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与发展的规律。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学习中超越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不意味着要将在所有具体问题上抛开既有经验而独辟蹊径。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奠定其政治制度架构基础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上述理论自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在反思其他形态的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尽量避免重蹈闭关锁国的历史覆辙。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学发展都需要提高本土化水平,并坚持以提升本土化水平来进一步带动话语体系发展。在过去的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的政治话语没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者一方面揭露西方政治话语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构建了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国家、阶级、民主、社会、政党、治理、文明、现代化、共同体等话语,提出了政治文明、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通俗易懂、鞭辟入里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为中国本土政治话语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可以说,当我们吸收西方政治文明发展成果后,这些成熟的经验又进一步倒逼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问题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要点就在于既把握好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整体趋势,又注意寻找融入这一趋势的中国化发展道路。
《政言》:
作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您认为,中国政治学持续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
杨海蛟: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是其基本经验。为了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答时代之问和回应人民之需,积极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充分彰显其意义与价值。
《政言》:
您在文章中提到,“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探索前进与发展成熟的历程可以用‘持续创新发展’来概括”。请问您认为,从中国政治学持续创新发展的过程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呢?
杨海蛟:
方向正确是中国政治学持续创新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政治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优化中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政治学能反思而不改弦更张、善自省而不妄自菲薄的鲜明特点。问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表现。中国政治学是一门典型的“问题学”,是在不断揭示、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中深化理论、构建体系和实现创新的。坚持问题导向业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基本共识,以问题为核心的科研导向是中国政治学最突出的理论品格。学术与政治的有机统一是政治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政治为根,学术为本,脱离政治实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无的放矢,脱离学术思辨的政治诠释只能空洞无物。历史证明,始终追求“学术—政治”的共同发展已经是指引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方向的定航标。
服务大局是中国政治学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实践反复证明,中国政治学只有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服务政治现实、解决政治问题,才能具有不竭动力并充满活力。我们为实现更好的社会制度及其与之相应的政治建设方案的任务从未改变,这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不断进步的鲜明特征。
经世致用是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价值目标。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济用的大学问,必须贴近现实政治,必须能够有效阐释现实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性成果,并不断形成理论形态。学术研究终归是要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尤其是对于政治学而言,皓首穷经式的“纯学术”无异于孤芳自赏,既不能做到学以致用,也谈不上用以促学。回顾几十年的历史,我认为,什么时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国政治学就能够焕发蓬勃生机,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话语能力就会得到大幅提升;反之,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将政治学研究与实际相剥离,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遭受重大挫折。
《政言》:
近年来,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这个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您一直很关注政治发展这一话题,也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很有研究。我们很期待得到您对“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
杨海蛟:
我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景离不开对前沿性政治内容的不懈探索。做好了对前沿性政治内容的探索,也就回答好了“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这些探索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探索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并将其介绍给世界;
二是,在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弥合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二元分立的前提下,持续扎根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统合从宏观问题到微观问题、从重大问题到具体问题、从长远问题到眼前问题、从类型问题到典型问题的“问题框架”,不断创新阐释并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前沿性理论;
三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基础上,不断运用新的概念、新的工具、新的视角、新的理念对经典学说进行创新阐释,实现经典学术的“旧邦新命”;
四是,在透过变革时代层出不穷的“前沿”现象的条件下,科学分析国际格局和政治脉络,把握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矛盾,追踪本质性的前沿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不为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始终发挥引领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