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柴宝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李梓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
摘要：“领导力”的相关研究与理论主要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支撑，将其引入其他领域，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研究范式进行调整。跨文化语境下，“领导力”概念的应用也需进行本土化调整。在中国的领导力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天然占据特殊地位。然而想要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还需要将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力”进行比较分析，从历史基础、资源禀赋与党的结构特点3个维度对“党的领导力”的来源进行梳理，锚定“党的领导力”的内涵。只有以规范的政治学学科范式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才能将领导力概念政治学化、将党的领导力概念规范化、将党的领导力研究实践化，真正使这一概念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关键词：领导力 本土化 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
一、领导力：一个组织行为学概念的诞生和演进
“领导力”是一切领导关系中的关键要素，因而在东西方漫长的历史中均产生了大量涉及领导力的相关自发性论述。此类自发性论述不将领导力视作一种严谨的概念，未意识到领导力内涵相对于具体领导实践的独立性，将领导力与领导关系中的其它要素不做明确区分。传统领导力论述大致可分为4类（具体区分见表1）。第一类理性导向的领导力论述强调应当立足经验，将领导力置于群体视角内，认同应当以理性整合经验，将理性的群体和理性的领导者同时视作提升领导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如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其理想社会的相关论述。第二类宗教导向的领导力论述主张某一群体对神明的信仰既是领导力的来源又是领导力的目的，领导力的基础是群体的信仰，领导力的实现条件是某一个体更虔诚的信仰。第三类权术导向的领导力论述要求在充分把握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将领导力的实现集中于领导者个体，权术是领导力的根本和唯一内容，通过使用权术实现领导力，如马基雅维利、韩非子等对君主行为的相关论述。第四类伦理导向的领导力论述认为伦理是领导力的重要来源，伦理对个人的约束是普遍性的，但是只有完美实现伦理要求的个人才能最好实现领导力，被领导者对伦理规范的实现程度不具有主动性，在领导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不影响领导关系的根本性质，如儒家学派的相关论述。
而作为学术概念的“领导力”，则通常而言被认为来自西方学界。“领导力”这一概念从英文词源来看，与“领导”同为“Leadership”，然而两者之间并非单纯并列的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作为行为范畴的“领导”的实现天然需要作为能力范畴的“领导力”，“领导力”发挥效力的过程归属于领导行为的一部分或一环节；而将“领导”视为一种关系时，“领导力”是领导关系维系不可或缺的能力。因而可以说，“领导力”是领导研究的重要部分。
在以往的英文文献中，领导力和领导均以“Leadership”概而称之，缺乏明显的区分标志，在中文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依据语境来进行区分。“领导”和“领导力”虽然同属于行为主义范式下的概念，但领导作为一种关系时，显然是偏静态的概念；而按照偏动态的行为方向来理解，动态的领导行为必然受到具体的领导力的调节。“领导力”虽可以概括为作为领导者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对客体的影响力，但其更多地在具体的行为中得到实现、增强或减弱，因而具有动态特征，可以用高、低等表示程度的词语进行刻画。据此，可以对“领导”和“领导力”做出相对明确的区分。
然而无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作为领导力的“Leadership”一词，均非纯然的管理学概念，科特（Kotter）在20世纪90年代将“领导”与“管理”区分开来，这使对领导的研究进一步从管理学中剥离（约翰·科特，1998）；而领导力这一晚近出现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紧密关涉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工作情境和绩效，无疑更偏向组织行为学的范畴。但是，作为组织行为学中“最模糊、最混沌”（大卫·V.戴等，2015）的理论，“领导力”处于一个“丛林”中，本尼斯（Bennis）将其定义为“赋予组织以愿景，以及将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本尼斯，2016）；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C. Maxwell）则认为领导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约翰·麦克斯韦尔，2012）；科特（Kotter）作为领导力理论的集大成者，则将领导力直接等同于变革力（约翰·科特，1998）。然而，综合这些概念可以总结出，领导力是领导者（可以是个体、群体或组织）指向组织目标、愿景和变革的一种影响力。
除了诸多对领导力内涵的定义，众多领导力理论构成了其庞大的外延。追溯“领导力”发展的历程，领导力理论可以以来源为依据，辅以历史发展线索进行划分。
显而易见，领导力的主体是作为领导者的个体、群体或组织，想要拥有对组织未来的影响力，领导者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共同构成这种领导力的来源，换言之，领导力取决于领导者的正式和非正式条件。正式条件主要指的是领导者的正式职位，职位天然赋予领导者领导地位与领导者行为的合理性，规定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与领导者施行领导力的情境，使领导者获得相应的信息资源与处理条件。在正式条件下，领导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领导行为、作风，行为是区分有效领导与无效领导的关键；领导者选取、利用情境因素，如领导—成员关系、职位权力、任务结构等，其不同组合带来不同的绩效结果，也展现了领导力的强弱程度。换言之，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主要基于正式条件，对领导力进行分析与刻画。非正式条件则相对简单，主要强调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特征，对应的理论则是领导特质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键是性格特质，强大的领导力也来源于此——外倾性、随和性、经验开放性、情绪稳定性与责任心，这意味着领导者应擅长社交、自信果断，善于合作并具有利他、信任等特性，长于创新，能抗重压，责任心强。领导者满足的特质越多，领导力也就越强。类似的还有对变革型领导与魅力型领导的区分、对伦理型领导的研究等。
根据主要内容区分，领导力理论主要从正式条件与非正式条件对其来源做出了解释，不同的来源影响着领导力的强度和作用方式。
除了上述理论外，还有探讨领导力的起源与存在的领导力怀疑理论、生物与进化理论，这些理论在预设上即不同于其他理论，在此笔者并不将其归于“领导力”的外延。
从领导力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初心理科学的进步、领导危机的出现推动了领导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对领导力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传统的研究集中于领导行为、领导特质、情境因素与领导力的关系，而新型领导理论则更强调“价值”，如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将领导与下属的关系看做交换关系，领导者的领导力与下属的绩效、成就、晋升机遇皆源于这种交换关系，这是一种物质性的价值，能够在交换中实现；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与伦理型领导主要通过精神上的价值激励，展现领导者的领导力（简文祥、王革，2014）。
除此之外，近年来领导力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思路，尤其是研究对象方面的创新：对负性领导的研究一反过去研究积极行为对领导力的提升作用，转而研究可能削弱领导力的消极行为，从反向为领导力研究提供思路；日益重视追随者在领导力研究中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将领导力视为社会建构过程，认为领导力来源于追随者的认同、服从等方面，将领导视角与被领导视角整合起来；涓滴模式则将研究重点转向领导力对组织中不同层级的渗透，不同于过去领导—下属的单一关系研究，更强调领导力作用的系统性与关联性（李明、毛军权，2015）。
考察领导力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领导力理论经历了由聚焦于领导自身到关注领导—下属关系再到以被领导者相关因素对领导进行补充的演进过程，传统领导理论关注领导自身的行为、特质等因素与领导力的关系；新型领导理论的外延相比传统领导理论则得到了扩大，领导—下属关系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多为补充作用，在过去的领导力理论基础上探讨了更多变量与领导力的相关关系，尤其注重考察被领导者的相关因素对领导力的作用，可以说，领导力理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外扩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该理论不断实现要素整合、不断系统化的过程。
上述研究与理论主要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支撑，从大类来说属于组织行为学的范畴，当“领导力”这一概念引入其他领域，其解释力无疑受到挑战，需要根据不同学科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延伸和调整。此外，跨文化语境下，“领导力”概念的应用更需要经历本土化过程——领导效能必然且已然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
二、跨学科发展与本土化历程
作为概念的领导力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因而其内在诸要素的关系必然在现实中展开为具体的、实际的领导行为，这既是建构意义上的逻辑需要，也是理论见诸实践意义上的实然性需要。因此，这一特征直接体现为领导力与具体、实际的领导行为密不可分，换言之，“领导力”具有宽泛的概括性与适用性。然而，不同学科视域下，“领导力”的侧重有所不同，这也意味着，想要维护这一概念的解释力，还需依据具体的学科语境加以调整。
不同学科中，领导力来源、展现形式及其强弱程度的判断依据都存在着差异。本文选取与领导力紧密联系的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3个学科，探究领导力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侧重。
管理学虽与组织行为学有着学术进路与理论内涵的紧密联系，共享有关研究对象的若干重要观点与结论，但管理学关注的“领导力”概念依然存在自身鲜明特点，尤以对领袖特质与组织文化的关注著称。管理学对于领导和领导力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区分，其语境下的“领导力”更偏向“有效领导的可能性”，因而管理学视域下的领导力来源及展现偏向“要素论”，尤其关注有利于实现有效领导的各类要素：领导者的性格特质、环境因素如组织文化、组织纪律、组织目标等，高领导力来自于领导人的魅力、责任心等特质，经由强有力的组织文化、纪律得到强化和展现，而组织文化和纪律受到广泛认同、组织目标的实现又是领导力的产物。这一过程也即领导力在组织中的社会化过程。
经济学则采取截然不同的学术进路，对领导力的研究多以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中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为理论基础。在经济学理性选择预设的约束下，领导力的实现需要克服显著存在的矛盾、创造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理性人理论将组织中的人都视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同为理性人的条件下，领导者决策与被领导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往往存在距离，此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恰恰是领导力的展现。当领导者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套激励相容机制，作为理性人的被领导者将主动奔赴组织的既定目标。
政治学视域下的领导力相对复杂，这主要体现在“权力”“权威”概念与“领导力”概念之间的区别于联系。“领导力”在政治学领域的使用频率远不及“权力”，这当然与其诞生历史较短、研究术语的使用习惯有关，但更关键的在于“权力”与“权威”的使用足以包容“领导力”这一晚近概念。比较三者之间的定义，一般认为领导者既拥有权力，又具备权威，在此语境下，领导力强调的是具备合法性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领导力研究是政治学视域下领导力研究的集中体现，然而这一概念具有显然独特的发生学逻辑。就范式内在结构而言，领导力在组织行为学中的相应逻辑位置显然在政治学范式内被“权力”“权威”等概念取代，适应其理论框架的研究对象也难以充分内嵌于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范式，因而“领导力”作为政治学范式下独立概念的适用性是显然成疑的。因此，基于组织行为学概念的相关研究多将组织行为学研究范式直接植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以研究对象为纽带实现研究的跨学科性。对于领导力研究而言，其内在逻辑要求只有将政治活动视为特定组织在特定资源的支持下通过特定方法实现特定目的，才能将作为学术概念的领导力引入政治学范式。
但是，“政治领导力”作为独立概念，其发生学逻辑不来源于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而来源于话语实践，并进而可分为两种类型，两类话语实践均呈现一定的自发性。第一种类型的话语实践是语言的自然组合，即在对“领导力”这一复合词进行多种组合以求建立新概念、扩大概念适用范围的过程中，通过将“政治”与“领导力”两个复合词相结合形成可供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名称，然而这种概念建构过程与上文所指出领导力概念在政治学框架下面临的尴尬一样，面临适用性不足的问题。第二种类型的话语实践以官方话语体系为起点，由文件、讲话等提出并随后通过政治宣传途径进入日常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中，“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因实践差异与话语内在的宽泛性而呈现为若干不同面向，进而“政治领导力”的多元话语在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中至少实现了表面的耦合。因此，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既容纳于政治学范式内，又必然与政治学范式存在距离。其发生学逻辑要求“政治领导力”概念只能通过政治权威得以确认或在学术话语实践中达成默认的共识，因此“政治领导力”在与作为学术概念的“政治”和“领导力”保持距离的同时又恰恰集中体现了“党的领导力”这一话语的核心特征。
学科之间的分野对领导力这一概念具有拓展性的意义，是理解领导力的“刻意为之”，而领导力引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受制于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得不为之”。不同的文化土壤下，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逻辑和路径自然不同。中国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家长式领导、CPM模型等独特的领导理论。家长式领导在中国十分盛行，其植根于儒家思想，融威权与仁慈为一体，其作用路径可以简化为“恩威并施”，利用权力使被领导者畏服，施加恩惠使其感恩、报答，其中隐含的逻辑置换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难以理解，既有的领导理论也并不能充分解释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风格类型理论。同样的还有凌文辁提出的CPM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中国人的领导行为包括C（Character and Moral）因素、P（Performance）因素与M（Maintenance）因素。C因素代表个人品德，P因素作用于目标达成，M因素则作用于团体维系，三者相辅相成，分别指向领导者本身、工作与被领导者（他人）。在中国，领导者想要最大程度地发挥领导力，必须正确处理工作、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充分发挥C、P、M这3种因素的作用（凌文辁等，1987）。在后续研究中，凌文辁指出，C因素也即道德因素对下属行为态度的影响最大，更重要的是，C因素对目标达成和团体维系有着增强型调节作用（李明等，2012）。而西方关于领导者道德对领导力影响的研究是在CPM理论提出20年后才展开的。这些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都在证明，由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制度背景，本土化对于提升领导力理论适用性和理论创新有着重要作用。
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来说，“领导力”的本土化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必须要考虑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因而在领导力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党的领导力天然占据特殊地位。“党政体制”长期存续且稳定，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中轴，“党的领导”也就成为中国党政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要素，因而党的领导力在政治学领域领导力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党的领导力研究，既具重要性，又存在特殊性。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决定了党的领导不同于一般组织的领导，甚至不同于政府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破解了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困局；党的领导亦是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其领导力实现的责任兜底为治理合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但绝非单纯的政治组织，其领导力并不止于决策、管理等组织层面，历史与实践更使得党部分成为“领袖”的集合名词，从而使党同时具有强大的社会领导力。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正式条件下、合法性赋予的组织领导力，更因其自身特点而具有领袖领导力。可以说，党的组织领导力来源于党的执政地位、来源于党政体制，并通过党政体制实现了对党内各层级、对各级政府的领导；党的领袖领导力则使党在社会动员、思想引领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既有的领导理论或缺乏本土化视野而难以分析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或以学校、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为理论研究对象，其理论完备性与针对性尚待进一步的考察，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研究。这迫切要求对党的领导力进行谨慎研究与科学界定，构建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框架。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源与流：概念锚定与理论建构
上文已经表明，党的领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是实现了中国国家建构、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亦是党政关系中的主导性因素。从拟制到落地的过程需要行为上的“党的领导”，但仅有领导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作为中继器与调节变量。将领导力概而论之，作为指向愿景实现、目标达成的影响力，其将促使领导意志不断向下渗透，成为各层级共同的目标与行动指引，从而使得“领导”得到实现。
如果说，党的领导意味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那么党的领导力就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外在表现形式是可视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测定的，换言之，党的领导力意味着党的权力的运行水平以及管辖的全方位程度，这意味着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方面的高效统筹，这种统筹不仅仅是权力的嵌入，更包括利用权力合理分配各类资源，保证权力运行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此外，“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权力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而全方位领导意味着以党的领导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显然不同于组织行为学、经济学或管理学意义上的领导力，这些学科中所说的领导力无论基于何种理论，都主要强调人对人的影响力是如何实现绩效目标的，而党的领导力在政治意义上更进一步，不仅仅指向人对人的影响关系，更强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党是如何对各方力量、各个领域进行统筹、整合与协调，从而发挥自身影响力以实现国家建设等宏观上的目标。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实际上是党总揽全局的支配力、协调各方的掌控力。
党的领导有其历史渊源、现实要求和理论支撑，党的领导力亦非无源之水，它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基础、资源禀赋与党自身的结构特点。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形成要经历政治拟制、民族建构、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4个过程，四者在逻辑上存在相对严格的顺序，并在实践中得到表达（任剑涛，2019）。近代中国曾出现多种政治拟制，但大多因无力解决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民族独立等方面的困境而止步于拟制阶段；照搬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则忽略了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张力，在没有完成两者的建构之前便尝试进行国家建设与治理，其结果同样是失败。然而，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破局者，通过话语上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事实上的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一举弥合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之间的张力，从而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与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而在历史之中成长起来的领导能力也就合理且必然地成为了最高政治领导力。
如果说历史进程赋予党的领导力以正当性，那么党的领导力的强大则主要来源于党掌握的关键资源，来源于党自身的结构与党政体制。作为执政党，党首先掌握军队指挥权与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这两者无疑都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基础资源，也是政治动员所必须的条件；在国家建设阶段，按照规划，党逐步掌握了经济命脉、教育资源等，并通过自身的政治地位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以党员、团员身份进行维系，实现了人力资源的筛选、集中与迭代。党集中掌握着这些关键资源，因而党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无疑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换言之，党的领导力得到了增强。党自身结构特点与党政体制同样也是提升党的领导力重要的加速器。党首先由具有相当政治觉悟与政治意识的“先进分子”也即党员构成，需要注意的是，“党员”作为一种身份，与“职业”在个体层面可以实现两分，而这种两分也就使党的领导力平行嵌入各类工作单位提供了可能；更显而易见的是，中央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的强力领导则使党的领导力在党组织内部实现了从上而下的嵌入，这种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党的领导真正落地的重要措施（王炳权、彭冲，2015）。党政体制的运作机制则使党的领导力得到了外显性的增强。党政体制中，作为规范或者说默契的党委（党组）领导、归口管理、党管干部、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协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景跃进等，2016）无疑将党置于权力轴心，党的领导力无疑在其中发挥着统摄作用，这就实现了党的领导力从内向外的覆盖，使之全面影响着国家与社会。
从来源上看，党的领导力显然不足以用既有的理论进行锚定。相比于企业等组织，党的领导力则难以用正式条件与非正式条件进行分析解释：党领导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切实的历史，并不存在先验的规范使领导资格可以被授予，即使存在约定俗成的默契，但也并非物质性的约束，而是一种应然的设计；非正式条件的不适用则体现在党的非人格化，党的领袖诚然展现出超凡的领导力，但正如党的领袖并不等同于党，领袖领导力并不是党的领导力的全部。应该说，考察党的领导力来源，可以借鉴既有理论的分析框架，但不能将其作为界定来源的准确依据，将党的领导力源头问题置于中国语境、中国背景之下考察，在历史基础、现实条件、制度要求的约束下全面观察党的领导力的合法性、资源禀赋、制度环境问题。
除了党的领导力的来源问题，“党的领导力”这一概念也需进一步锚定。在前文探讨的过程中，沿用“党具有的实现政治目标与愿景的影响力”这一定义来刻画党的领导力。然而，这一概念虽与“党领导一切”的应然要求与实然条件相契合，但存在大而化之与过分模糊化的嫌疑，与应用范围更广、同样表示影响力的“权力”概念之间缺乏区分度，在面对为何不选取“权力”而使用“领导力”概念的问题时并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答案，这就与具体实践中党的领导力不断展现与增强的现实相矛盾，因而进一步锚定党的领导力的概念有着必要性与紧迫性。
比较研究视域下，对比其他类型领导力，党的领导力的特性是十分明显的。与经管领域的企业领导力相比，党的领导力首先不依赖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党本身掌握着对一套完整且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党的领导力部分来源于此，而在解释权的条件下释放出的解释力也恰恰是党的领导力的体现。换言之，党的领导力与理论上的预设条件不是简单的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党的领导力更为复杂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其次，企业领导力相当依赖作为个人的领导，尤其是在正式职位之外，企业领导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条件与特质；但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党的领导力不仅仅在于领袖领导力，更在于其对国家、社会、民主党派的整合，这种整合使党的领导力长期保持相当的强度。而相对于政治领域的“权力”概念，党的领导力首先有合法性的保证，除此之外，二者的扩散路径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同为影响力，权力更强调“强制”的性质，通常内嵌于由上至下的扩散路径；领导力的重点则在“领导”之上，不仅指代职级、职位差异造成的人对人的影响，先进理念、目标理想的归属同样也可以划定至领导的范围。基于中国政治实践、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可以说党的领导力并不局限于从上至下的扩散，还包括平级嵌入。当然，“权力”在语意的包容性上是大于“领导力”的，其差别也较细微，因而在许多场合两者混用的情况时常发生。
无疑，党的领导力在整合（Integrate）、控制（Control）与扩散（Diffuse）方面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并且形成了整合—控制—扩散的逻辑链，这条逻辑链展示了“党的领导力”所包含的内容，也展现了党的领导力发挥作用的机制。
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下，党的领导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整合“各方”，形成“全局”的状态得以建立与稳固。建国之前“统一战线”的战略使党扩大了自身社会基础，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此时的整合主要体现为革命同盟军，尚不能完全算作党的领导力的一个层次，直到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确定与稳固后，党的领导力的整合功能才真正展现。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党委（党组）的存在即发挥着这样一种整合作用。在这些单位工作的党员都要在党委（党组）的领导下过组织生活，并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约束下行使职权。这就借党对党员的领导实现了党对不同单位的领导，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相关单位统摄于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对多方力量的整合。
这种整合首先是以对党员的领导为核心的，由于成为党员要经过相对严格的选拔与长期考察，党员队伍总体素质水平始终保持在相对较高的位置。毋庸置疑的是，党员队伍中包含大量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这就使得党在人才与组织层面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不止于此，“党管干部”这一机制的存在使察人、选人、用人的权力归于党。同时，党员自觉认同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也使党的纪律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保障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进一步放大了党的领导力在“控制”维度的作用（蔡礼强，2019）。
除了人事与组织层面的领导，党的领导力还深刻体现在对各类国家与社会事务和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从建国初期延续至今的“归口管理”实现了对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的全面领导，由党的领导小组分管各“口”干部和具体行政事务，党的领导力由此覆盖不同的工作领域，实现了对各类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全面领导。党对于人事、政治事务的领导可以通过具体化、实在化的领导行为展现出来，而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则是更根本、也更抽象的领导力内容。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强大的话语权与解释力，这首先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践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断得到推进，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多元价值共存的背景下，党有力领导着主流意识形态，并通过思想宣传和舆论阵地，使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在对面的整合与对点的控制之外，党的领导力的另一重要内容将面与点、横与纵向相关联，这也就是党的领导力的第三个层面——扩散。扩散意味着党的领导力不仅限于政治领域的整合与领导，意味着党的领导力实现了纵向的嵌入与横向的覆盖。党的领导力的扩散层面主要通过政治协商与社会动员得到展现。
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证明，“领导”并不意味着地位上的尊卑或权力上的绝对，在强制力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施加影响恰恰是领导力强度的展现，政治协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政治协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协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人士对国家大政方针、重要事务进行协商的过程，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化组织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这就实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沟通，在党把握总体方向的同时，使党的领导力更具弹性与活力。
作为坚持“群众路线”的党，党的领导力既来源于人民的认同，也通过人民的认同得以施展，党的领导“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同时，党也“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这就使得群众自发自愿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完成社会动员、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也即实现党的领导力、使之扩散到群众之中的过程。
整合—控制—扩散的逻辑链条使得党的领导力实现了全方位的释放，而在释放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力通过具体的领导行为得到了增强，换言之，这一链条既是党的领导力的内在层次，又展现了领导力发挥效力、不断增强的逻辑进路。
四、追溯与展望：党的领导力的历史与未来
“党的领导力”的具体内涵虽与组织行为学中的原初概念相去甚远，但就其泛化意义上来说，仍是一种实现愿景与目标的影响力，其主体并非企业而是作为中国政治中轴的中国共产党。因此，传统党的领导力研究多秉承简单范式转换的研究思路，以中国共产党取代组织行为学意义上领导力分析中作为主体的企业，将传统领导力研究移植为党的领导力研究。就现实需要而言，这一转换较好适应了迅速构建党的领导力理论的现实需要，短时间内该领域搭建起较为完备的学术框架并提供若干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也相对明显，即“领导力”概念范式转换的适用问题，以及“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力”作为近似概念的混用问题。
领导力概念产生较晚，且概念原初内嵌于组织行为学范式内，因此领导力虽成为跨学科的热点概念，但相关研究仍主要沿用组织行为学相关概念及方法，在跨学科研究中缺少不同学科对这一概念进行具有学科差异性的规范。从已有的对党的领导力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研究仍仅沿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进路，如重视“绩效”“领袖”等元素与领导力之间的关联。党的领导力研究作为领导力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在迅速引入并范式转换中缺乏政治学的学科化和中国实践的本土化，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割裂。这一割裂在抽象规范中呈现为组织行为学微观范式与宏观研究对象的割裂，在具体研究中呈现为作为理论基础的领导力概念与作为论证材料的党的历史之间的割裂。
将“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力”相混淆，同样是领导力概念研究之初未清晰锚定概念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党的领导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党的领导力是党的领导范畴中内在固有的一部分。然而，党的领导力则是相对狭窄的概念，它可以通过党的领导行为得以展现与增强，但并不以一个能力范畴的定义取代事实范畴的“党的领导”。混淆“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力”，既会导致学术研究的话语错位，也会导致政治实践中对党的领导这一关键问题认识不清等问题。
因而，利用规范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对党的领导力进行研究，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是厘清共产党领导力的本质与内涵的问题。这是避免过去党的领导力研究缺陷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考察共产党领导力作用机制的要求。前文中将党的领导力定义为“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外在表现形式”，按照此定义，党的领导力应天然包含政治领导力、经济领导力、文化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然而诚如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在性质与特点上存在天然分野，如何展现共产党领导力的独特性，无疑是明确共产党领导力的本质与内涵所需要承担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后，共产党领导力理论在解释政党认同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组织认同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作用机理方面方能展现其不可替代性，方能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需注意，对党的领导力的解释要跳出循环论证的“结构—功能”定势。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是功能主义，其后才是结合功能的结构主义，其中的适应功能特指社会自发性活动，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模式维持功能则是更高层级的非自发性活动，因而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并不仅仅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范畴的一一对应。放到党的领导力研究领域中，列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结构特征，再将其与共产党领导力进行一一对应的过程，仅仅是表面上完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过程，实际上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原理相悖，而党的领导力发生作用的中介变量的研究不足更使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进一步下降。因而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结合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界定能够解释党的领导力作用过程的中间变量，结合制度主义、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供给，才是进一步提升党的领导力的理论解释力的应有之义。
此外，由于党的领导力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联系，党的领导力与党的领导所指向的目标、内容理应具有同构性，换言之，党的领导力理应为党的领导的目标服务，理应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服务。在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国家向现代化不断迈进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力需要确定明确的内容维度与指标体系，以此锚定党的领导力的作用方向与效力。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理论必然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在中国广泛的政治实践中、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探索天下为公、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与多元一体、和合共存的政党制度、政治实践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有机融合的作用方式，从特色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之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党的领导力理论的责任，也是中国政治学的责任；而让概念源自中国实际、让理论来自本土概念、让制度接受历史和实践检验并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就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责任。
而今正值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尤其是建国至今中国的发展，是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的明证，因而关于中国共产党何以领导、以何领导的问题更加受到关注，因此党的领导力研究在当下具有极其突出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政治领导力无疑是其中提纲挈领的存在。增强政治领导力，意味着要明确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整合政治力量，坚定政治领导力正是为思想引领、发动群众、号召社会锚定方向的关键因素、分配资源的必要力量。
一个研究热点的出现往往受到历史背景的牵引，而历史背景通常也为此类研究提供研究土壤。当下聚焦于党的领导力的研究多以党史为抓手，配合以当下政治实践的事实与经验，换言之，此类研究就其范式而言应属于历史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畴，政治学规范则较少呈现于具体研究中。这既与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更与“领导力”概念本身的局限有关。领导力最初是应用于企业等经济组织以考察其绩效的一个因素，在中观以下的组织或主体时可以得到较好的运用，但在中观以上的组织中，绩效往往只是其组织目标的一小部分；此外，“领导力”的跨领域、跨学科运用，也使其必须以符合学科范式要求的面貌出现。因而“领导力”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方面，都要重新被衡量，才能使其重新获得作为一个“概念”应有的解释力。而在“党的领导力”方面，这一点尤为关键，否则，党的领导力的研究将成为纯粹对党史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或依然是以组织行为学的视角试图解释政治学问题的研究。这是过去的研究理应反思、当下的研究理应切入、未来的研究理应拓展的关键，也是“党的领导力”持续保持解释力与生命力的关键。如何将领导力概念政治学化、如何将党的领导力概念规范化、如何将党的领导力研究实践化，是未来党的领导力研究必须解答的问题。厘清这些问题，是解决中国新型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存在的“失语”问题的一个面向，“党的领导力”这一概念及其来源、影响路径是始终贯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的，以这一概念为线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脉络、理论基础、基本架构、运行机制、主要特征、发展前景进行梳理，对于拓展“党的领导力”的解释力无疑是一种有益探索。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