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摘要
本文基于中外政治学研究方法演进历程的文献综述与中外政治学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文与外文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实证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一种趋势；我国政治学的混合研究方法有待提升，具体研究方法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我国未来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提升：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共同发展；不能陷入“唯方法论”的泥潭；增加期刊对专著介绍的版块；研究方法的运用应朝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命运与国家战略安排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苏联模式”，将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并于1952年取消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学逐渐恢复，1980年复旦大学率先恢复政治学专业，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学会也相继建立，政治学的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版。随后，我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专业队伍、学术刊物等方面的发展取得诸多成果。
国际现代政治学的建立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建立，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赫拉尔多·L.蒙克（Gerardo L. 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将政治学的发展分为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政治学领域的每一次变革大都围绕着研究方法领域的巨大争论，而每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都伴随着研究方法领域的革新。新世纪以降，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中实现了新的发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准。此外，研究方法也是影响人们对研究认可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谢尔顿·S.沃林（Sheldon S. Wolin）所说，“一个人接受或者拒绝关于社会生活论述的最终标准是它们被收集的方法”。在西方的语境下，研究方法有方法论（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径（approach）三种表述。方法论是体系化的方法，指导着研究实践；方法和路径则是具体化的程序和方式。由此可见，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对厘清政治学的演进逻辑以及展望其前沿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21世纪以来，国际层面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各自呈现何种发展趋势？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相比存在哪些差异？今后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指向何方？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一）国际层面的演进历程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学科的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新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新革命”参考了程同顺等人在《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一文中的提法。下文将重点梳理不同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变迁。
1.学科建立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期-20世纪20年代）
在政治学的学科建立时期，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为主。以下研究者的研究即为典型。露和莫里斯（Low, A. Maurice）对美国参议院的权力转移进行了论述，认为共和党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参议院的权力构成威胁。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吉伯特·托马斯（Gilbert Thomas）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南方法律中的种族差异。哈特和阿尔伯特·布什内尔（Hart, Albert Bushnell）运用历史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的局限，认为美国政府民主运作的理论是非理论化的，在自由、平等、自治等原则下美国民主约束官员的权威，以及赋予他们治理国民生活必要的权力。本特利在1908年出版《政治过程：一项关于社会压力集团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政府过程进行研究的主张，以利益集团的角度描绘美国现实政治图景。
在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由原来国家主义范式下的正式机构和制度逐渐转向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等。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科学在20世纪初开始关注现实情境，为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较少关注研究方法，历史分析、叙事分析等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传统占主导地位，缺乏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反思和发展。
2.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的扉页引用了美国数学家J.威拉德·吉布斯（J. Willard Gibbs）的话“数学是一种语言”（Mathematics Is a Language）。20世纪60年代，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数学作为语言也被运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阿尔蒙德（G. A. Almond）在书中写道，“社会科学最近最重要的发展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这一革命依赖于数据被收集和分析的技术”。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将行为主义定义为以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并且宣传自由的多元主义的主张。奥利佛·加尔赛奥（Oliver Garceau）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政治过程的研究》（“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一文，被公认为是行为主义的宣言。斯图亚特·Ａ.赖斯（Stuart A. Rice）论述了统计原理与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1951年，戴维·杜鲁门（David B. Truman）对本特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团体理论进一步完善，运用大量的经验分析方法，通过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大量案例分析，论述了政府过程的复杂性。行为主义革命也孕育了政策科学这一新的学科，哈珀·丁伯根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欧洲的选举行为，对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与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之最近发展》一书被视为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该书提出功能过程理论，主张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重建一门新的学科，即政策科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有着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将事实与价值进行区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事实部分，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定量方法数字化特征的优势，促进著作的大量产生以及项目基金的踊跃申报，政治科学获得了空前发展。但是定量研究占主导的研究取向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定量方法易忽视社会或政治背景的影响以及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等，且因为数据收集和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等造成解释力度的下降。其次是忽视了研究的伦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
3.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90代）
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定量研究进行了反思，出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1971年的《政治学方法手册》，对政治科学领域的定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除了当时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还介绍了一些高级的数理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旨在为研究者提供指导作用。此书既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也促进了学者对定量研究现状的深入思考。阿兰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法与实验法、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区分，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小样本下的数理统计方法，由于小样本与多变量的限制，比较政治学应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两种方法。阿兰德·利普哈特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对于案例研究与数理统计结合的具体研究路径并未加以说明。
1994年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学术界简称KKV，为三人姓氏的缩写）出版《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该书认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逻辑，因而应该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用定量方法来优化定性研究，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学性。此书成为采用定量研究的政治学者的方法论“圣经”。该书的三位作者已是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加之定量与定性之争已有端倪（例如曼迪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便已出现定性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趋势），因而该书的出版也掀起了对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传统的定性方法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一阶段的争论仍以一种二分法的论调为主，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不足，定量方法仍占据主流地位，这从KKV倡导定量方法的书的影响力中可见一斑。
4.新革命时期（21世纪以来）
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邮件批判定量研究充斥政治科学的现状，呼吁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贡献和价值。Perestroika一词在历史上特指戈尔巴乔夫改革，这封邮件也正如这个署名一样成为政治学科改革的导火索。
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出版《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 in Politics）期刊，推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为定性研究文章的发表提供平台。2002年美国成立“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中心”（Center for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Inquiry, CQMI），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也专门成立了“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分论坛，推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亨利·布兰迪（Henry E. Brady）、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对KKV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主流定量方法（mainstream quantitative methods）进行深入反思，认为它在因果评估中存在局限，且由于对定性方法的忽视导致ＫＫＶ的书的子标题（定性研究的科学推断）名不副实。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罗格斯·Ｍ.史密斯（Rogers M. Smith）和塔瑞克·Ｅ.马桑德（Tarek E. Masoud）出版《政治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一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世界上杰出学者关于政治学方法论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科学是什么以及应致力于哪些方面的研究的论点。大卫·派恩-柏林（David Pion-Berlin）和丹·克林瑞（Dan Cleary）对1991年到2000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的论文进行分类，发现大约53％的论文属于数理统计分析，21％使用数学模型，25％属于规范理论，而仅仅1％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维斯（Vis）运用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府在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中扩大支出的数据集，对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与回归分析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学界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加强。
除了定性与定量方法之争，政治科学也呈现混合研究的趋势。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的论文提出比较分析中混合研究方法的嵌套研究设计，将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进行系统结合，但是仅关注方法论意义上的重构，忽视了理论指导。德克·伯格－施洛塞尔（Dirk Berg-Schlos-ser）提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详细程序，认为在进行混合研究时应重视理论指导而不能仅仅考虑便利性 。Jon Nyhlén和Gustav Lidén在决策分析领域提出框架路径，该路径考虑了因果机制的建立以及技术分析的运用。马卡坦·汉弗莱（Macartan Humphrey）和艾兰·Ｍ.雅各斯（Alan M. Jacobs）提出了混合研究的定量与定性数据的贝叶斯整合分析（BIQQ），论述了这一路径如何在不同研究条件下推动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组合。爱克兰布姆（Eykelenboom）等人运用混合方法系统综述（mided-method 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对含糖饮料税的政治和政策接受度进行了分析。
新革命时期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呈现优势互补、积极融合的态势，从相关分析到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的识别成为普遍趋势。此外，方法的科学化、精准化和开放化也成为新革命的重要特征，许多先进的研究方法如模糊集、贝叶斯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国内层面的演进历程
我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国外百年历程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大有兼收并蓄之象，因而很难厘清具体的演进历程。王中原、郭苏建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分为恢复调整、全面发展以及精细化发展三个阶段，梳理了各个阶段学科体系、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就，但是这一划分难以体现研究方法的演进，作者也并未详细阐述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变迁。韩冬临、释启鹏按照不同研究方法而不是时间脉络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梳理，但是参考的研究成果大多是21世纪以来的，对政治学恢复初期的研究涉及较少，且难以体现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本文将研究方法的演进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希望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历程。
1.研究方法的兴起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对研究方法给予关注，并逐步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景跃进、王国勤将研究方法界定为方法和技术、研究途径和范式以及哲学假设三个维度，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国逐渐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主义、制度主义、政治系统理论等方法论。谢宗范对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和演进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但是论述过程缺乏参考文献，文章只引用了戴维·伊斯顿在1988年5月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这不免令说服力有所下降。陈明明认为，行为主义革命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分析模式的出现，从而促进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倪星对投票行为中的理性选择进行了述评，认为选民参加投票是基于个人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并且认为只有改变制度才能提升政治活动的效率，但并没有对政治选举制度进行详细的论述。房宁将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分为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对二者的特点以及不同点等进行了论述。但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不利于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深入学习，且定性研究应属于实证研究的一种，不应是规范研究。
此外，学界采用规范分析或实证研究的方式对国内外的理论或问题进行了论述。王沪宁对现当代西方主权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述评，阐释了西方理论界否认主权与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主权的论争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沈仁道对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徐功敏对我国事业单位的内涵、特点及其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分析。鲁振祥运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对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评介，认为乡建运动属于改良主义的运动，应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但是文章所用的案例研究的方法较为粗浅，且大量引用二手资料，规范性与科学性稍显不足。王沪宁出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乡村进行村落家族文化的研究。作者对全国多地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最终选取了15个案例编入书籍，该书的案例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和规范，此书也荣获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86年陆红军运用情景模拟法对不同企业中管理干部选拔问题进行了研究，这篇文章采用了定性模型与定量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涉及定量研究的文章，不过文章虽发表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但是研究内容更侧重企业的管理问题。
这一时期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积极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并且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对国内外理论与现实进行研究。然而，学界在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时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对理性选择理论较为关注，而对其他研究范式关注较少。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为定性研究。孙嘉明在1986年对政治学运用定量研究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并且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定量方法，然而这里提到的定量方法仅停留在问卷调查、描述统计等层面，较为简单。
2.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时期（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我国积极吸纳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并且重视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首先，定量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马骏、林慕华运用问卷法以及回归分析等对人大预算监督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受制于样本数量的限制，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较弱。刘启君对各级各地人民法院1978年至2012年期间审理结案的贪污腐败案件进行收集整理，并据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此文以收集的一万一千多个案例为数据来源，并且对案例按照指标进行了逐一的分解与统计，有助于把握案件细节，深入了解腐败案件的特性；但根据作者估算，收集的案例仅占当时全部腐败案件的1％，代表性方面稍显不足。任中平以四川嘉陵区社区主导型发展的项目为例，对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机结合进行了分析。作者对嘉陵区的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但缺乏理论视角，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足。祁玲玲运用定量定性混合分析方法对1974年以来的91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选举数据进行分析。夏瑛以Ａ市重复集体信访为例，解释信访制度政治与行政的双重制度逻辑。该文以Ａ市的信访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具有代表性，对信访制度的双重逻辑进行了学理与现实意义上的阐释。杨冠琼、刘雯雯运用博弈论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治理应关注影响社会各领域与个体互动的制度规则。博弈论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文章运用博弈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论述，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科学性以及使用的规范性程度都较高。包刚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1973-2013年间的选举制度及其效应进行研究，但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为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等，较为简单。郑石明、张大维、张春满等人运用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对国外政治学进行了研究。
其次，国内也出现了对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反思。2015年《公共行政评论》推出专栏，围绕KKV撰写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一书探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方法论问题。盛智明认为定性研究应借鉴定量的方法，提高定性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陈玮、耿署等人认为这本书在变量和案例选取以及测量偏误方面提出的原则对定性与定量研究都有所裨益。陈硕认为实证研究需要严谨的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唐世平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各有千秋，不应只强调运用定量方法寻求因果解释。朱天飚认为定性研究远超出科学的范畴，研究者认识世界的角度决定了研究采取定量还是定性的范式。陈那波呼吁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取向。青觉提出定性与定量方法相融合的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二者融合的建构过程并未深入论述，且对于定量研究仍停留在较浅的回归分析层面。学界对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反思与争论，有助于促进对方法论认识的深化，推动方法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降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对定量与定性方法既有发展也有反思，同时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动态，积极借鉴新兴研究方法。但是当前学界也存在重定量贬定性之势，重视定量研究方法而轻视定性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一）数据来源
分析期刊论文对了解学科演进与前沿具有重要意义，文献计量又十分适用于大样本文献的分析，运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期刊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的研究动态。
为了分析国内外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本文选取了16本国内外重要的政治学研究专业期刊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包括8本外文SSCI期刊与8本国内CSSCI期刊。8本外文SSCI期刊分别是：《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以下简称AJP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简称APSR）、《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以下简称CPS）、《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简称EP）、《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简称GEP）、《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GIJPAI）、《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以下简称IEAPLE）、《Policy Studies Journal》（以下简称PSJ）；8本国内CSSCI期刊分别是：《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公共行政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论坛》和《探索》。
（二）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2001-2016年。考虑到期刊论文的篇数总体量较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为了节省工作量又保持研究的严谨性，通过抽样与全样本结合的方式对需要统计的期刊进行处理。思路是：外文与中文各选取3本期刊对2001-2015年（或2001-2016年）论文进行全样本分析；剩余的5本外文期刊与5本中文期刊则抽取了其中的5年进行分析，分别是2001年、2006年、2011年、2013年、2015年，这样就可以反映政治学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
本文将所有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类别。进一步地，又将实证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混合方法研究。为了确定论文所属的研究类型，首先，确定每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结合论文摘要、论文全文内容进行摘取；其次，将具体的研究方法按照相同、相近、类似以及尽可能少类别的原则进行归类合并，全部根据人工统计与归类合并；在初步确定论文的具体方法与所属研究类型后，再经过研究者的反复把关与审核。这些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研究数据的收集过程，以回归方法为例进行演示说明。首先，根据论文摘要与论文全文搜索，数据搜集人员搜集到的具体的回归方法包括：OLS回归、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广义估计方程模型、logistic回归、logistic多层多项回归、负二项回归模型、贝叶斯回归、工具变量（ＩＶ）法、二阶最小二乘法、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稳健标准误回归、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种类不下30种。这些具体方法的关键词中，有些是与数据类型相关的，有些是与估计方法相关的，有些是论文中用到较多的，有些是论文中少有用到的等。根据相同、相近、类似以及尽可能少类别的原则，最后确定本文的回归方法分为：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面板回归分析、多层回归分析、空间计量法5类。
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与工作量之间的平衡，本文对中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还选取了以下指标：研究主题、作者数量、外文第一作者国家等指标。
四、文献统计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类型
1.中外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对比
统计显示，本文所统计的8本外文SSCI的发文量为2361篇。其中，881篇论文为规范研究，规范研究论文占比为37.3％；1480篇论文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为62.7％。在实证研究论文中，699篇论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719篇论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62篇论文使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
本文所统计的8本中文ＣSSCI的发文量为6600篇。其中，5362篇论文为规范研究，规范研究论文占比为81.2％；1280篇论文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为18.8％。在实证研究论文中，841篇论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383篇论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14篇论文使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
2.研究方法类型的趋势统计
统计显示，2001年，5本外文政治学期刊共发文205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79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73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52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达到61.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36.1％。至2015年，5本外文政治期刊共发文211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35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131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26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9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达到83.4％，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71.1％。另外，3本全样本外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从2001年25.3％上升至2015年的69.2％。
2001年，5本中文政治期刊共发文566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535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11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19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仅为5.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仅为2.1％。至2015年，5本中文政治学期刊共发文698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527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56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113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2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24.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8.3％。另外，3本全样本中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从2001年18.5％上升至2015年的39.2％、2016年的39.3％。
从6本全样本期刊来看，外文期刊中，ＥＰ、ＧＥＰ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从趋势来看，ＧＥＰ对实证方法的偏爱程度上升更快，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17.9％上升至2015年的81.5％；EP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26.7％呈波动状态上升至2015年的76.4％；而IEAPLE在早期就有较高的实证论文，但近10多年来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仅有小幅度上升，2013年实证方法运用比例达到最高的58.3％，但2015年又回落至36.4％。
中文期刊中，《公共行政评论》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相对比最高，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在实证方法的使用比例上与外文期刊不分上下，甚至比有的外文期刊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更高，2016年，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达79.6％。《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政治学研究》处于一个档次，自2014年左右开始，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有所提高。2015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政治学研究》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分别为31.3％、25.4％。另外，《政治学研究》自2015年开始，更频繁地选登了定量分析论文，在实证论文中的比例超过50％。
3.具体期刊在研究方法类型上的差异
不同政治学期刊对实证研究或者定量研究的偏好存在明显的差异。外文政治学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比例由7.7％至56.4％不等，其中，ＣＰＳ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比例最低，ＩＥＡＰＬＥ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比例最高；而中文政治学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由44.5％至95.6％不等，其中，《公共行政评论》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比例最低，实证研究比例最高，《行政论坛》期刊论文的规范研究比例最高，实证研究比例最低。不同期刊实证研究比例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与期刊的研究方向、所属学科有关，例如《国际政治研究》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大国关系、理论研究、外交政治与政策等相关方面的主题，而且论文的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政治影响力，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规范研究类的论文；另一方面，与期刊的定位及偏好也有关系，如《公共行政评论》一年六期，每期文章的数量均不多，大部分情况下一年的发文量不足50篇，对论文的篇幅、方法的使用均有较高的要求，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在所选的8本国内政治学期刊中是最高的，且近年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4.作者数量与研究方法类型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分析作者数量与政治学期刊论文研究方法类型之间的关系。统计显示，作者数量与政治学期刊论文的定量方法使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多人合作的政治学期刊论文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比例较高。作者为1人时，中文政治学期刊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比例为2.9％，而当作者大于等于4人时，中文政治学期刊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比例上升至14.8％；作者为1人时，外文政治学期刊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比例为22.7％，而当作者为3人时，外文政治学期刊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比例上升至44.6％。当然，中外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外文政治学期刊作者数量大于等于2人后，定量方法的使用比例差异就不是特别明显了，而中文政治学期刊作者数量越多，使用定量方法的比例就越高。这可能与中国发表论文中比较看中资历、话语权有关。除了定量研究的论文需要更多研究者合作之外，定量论文要发表在高级别的中文期刊上，还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资历、话语权等。例如，如果论文作者中包括著名专家，则期刊编辑、审稿专家往往会更加慎重处理，稿件录用的概率也更高，因此，为了提高被录用的概率，论文写作者往往会寻找学科专家合作挂名。这一点从中外文期刊不同作者数量的比例也可以得到印证，中文期刊的单独作者比例为18.5％，而外文期刊的单独作者比例为58.8％，可见，中文期刊的作者署名中，很可能存在较严重的挂名不出力的情况。
另外，中文政治学期刊的作者数量与定性分析方法使用正相关关系也很明显，但外文政治学期刊在这方面的差异性不明显；混合方法研究的难度最大，因此作者数量相对也最多；规范研究论文的方法难度最小，因此，大部分的规范性研究论文都由1人独立完成。
5.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类型的关系
研究主题与所选期刊的类型有很大关系。统计显示，中文政治学期刊排在前20位的研究主题分别是：政治与行政伦理（1613），国际关系与制度（1155），政治与政府研究（461），公共政策与管理（451），国家层面议题（418），理论研究（277），军事，安全与政治（251），第三部门与政府（243），政党制度和组织（186），三农问题（146），公务员与干部组织（143），绩效管理（135），外交政治与政策（131），地方治理，城市治理与发展（128），公共财政（113），民主和发展（112），文化与政治（83），环境问题与政治（79），政府网络化与电子政务（66），传统思想与政治（66）。
外文政治学期刊排在前20位的研究主题分别是：环境问题与政治（440），第三部门与政府（226），气候政治（184），公共政策与管理（161），选举和投票行为（159），生态政治（120），国际关系与制度（118），政党制度和组织（105），政治与政府研究（96），国际环境治理（85），法律与政治（84），民主和发展（80），方法论（75），能源，资源与政治（72），经济与政治（68），规范性理论（41），政治与行政伦理（40），绿色公民权（27），移民与公民（26），军事，安全与政治（23）。
从中文政治学期刊前20大研究主题来看，公共财政的实证研究占比超过了40％，地方治理、城市治理与发展、绩效管理的实证研究占比超过了30％，环境问题与政治、三农问题、公共政策与管理、第三部门与政府、公务员与干部组织的实证研究占比均超过了20％。而政党制度和组织、传统思想与政治的实证研究占比均不超过10％。公共财政的定量研究占比也超过了20％，绩效管理、环境问题与政治、政府网络化与电子政务的定量研究占比则超过了10％，而文化与政治、理论研究、政党制度和组织、民主和发展、外交政治与政策、传统思想与政治5个主题的定量研究占比不超过3％。
从外文政治学期刊前20大研究主题来看，移民与公民、选举和投票行为、经济与政治三个主题的实证研究占比均超过了80％，国际环境治理、规范性理论的实证研究占比较低，不足30％。从定量研究占比来看，移民与公民超过了80％，选举和投票行为超过了75％，军事安全与政治、政党制度和组织、民主和发展、法律与政治均超过了50％。而气候政治、生态政治、国际环境治理、绿色公民权4个主题则不超过10％。
综上，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外文期刊中关于政党选举投票占据一定比例，这区别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我国论文几乎没有关于选举投票的研究。我国2001年左右的论文更多关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占较大比例，近十年来这类论文则明显减少，倾向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论文多起来。
（二）具体研究方法
由于存在运用混合方法做研究，在进行分析时，我们将混合方法归入具体的定量方法之中。
1.具体研究方法统计
统计显示，中文政治学期刊的论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的前10种方法分别是：个案研究、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OLS类回归、面板回归分析、综合评价相关方法、小样本研究、二值或多值回归、实验模拟法、网络分析法。使用个案研究方法的论文为595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48.8％；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的论文为200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16.4％；使用比较分析方法的论文为188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15.4％，前3种方法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80.6％。
外文政治学期刊的论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的前10种方法分别是：个案研究、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小样本研究、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面板回归分析、实验模拟法、网络分析法、田野实验或调查。其中，使用个案研究方法的论文为349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24.1％；使用OLS类回归方法的论文为216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14.9％；使用二值或多值回归方法的论文为173篇，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11.9％，前3种方法占实证研究方法论文的50.9％。
由统计分析的结果可知，国外政治学在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更加趋于多元化，前3种方法中定量分析方法占比超过一半；而国内的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少量几种常用方法中，且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虽然从总体水平上，国内政治学研究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偏低，但从更多样本（6600）的统计结果来看，国外政治学研究使用的相关方法在国内政治学论文中均有涉及。
2.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
由于实证研究方法种类过多，这里选择前10种方法，对其使用趋势进行分析。
统计显示，中文政治学期刊中，2001年所统计的论文总数为766篇，2015年所统计的论文总数为884篇。个案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在上升，2001年有28篇论文使用了个案研究方法，2015年则上升至126篇，为2001年的4.5倍；描述性统计方法的使用频率也有一定幅度的上升，2001年有24篇论文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2015年上升至36篇，中间年份还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回归分析方法从无到有，2001年，无一篇政治学方向的论文使用OLS类、面板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中的一种，2015年，有26篇论文使用相关的回归方法；大数据类分析方法从2013年开始，在研究论文中偶有涉及，2015年，使用大数据类分析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论文为5篇；其他如小样本研究、比较分析法、实验模拟法等，从2011年的数据开始看，在论文中的使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外文政治学期刊中，2001年所统计的论文总数为284篇，2015年所统计的论文总数为315篇。个案研究法在2006年左右达到高峰，随后使用频率基本保持不变；2001－2015年，OLS类回归分析在论文中的使用呈现出倒Ｕ型趋势，在2011年左右使用频率较高，为55次，2015年下降至39次；小样本研究方法使用频率有一定的上升，2001年为13次，2015年上升至19次；描述性统计方法没有呈现明显的趋势性，但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波动性；面板回归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在上升，2001年为5次，2015年为19次，中间也有一定的波动；实验模拟法的使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6次上升至2015年15次；网络分析法则在2013年达到使用的高峰，2015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田野实验或调查方法的使用频率从2013年开始有较明显的上升。
对比中外政治学期刊实证研究方法使用趋势的差异，可以看出，中文政治学期刊在定性方法的普及性方面有所上升，而外文政治学期刊倾向于使用更难的、对数据质量要求更高的定量研究方法，如面板回归分析、logit回归、probit回归、贝叶斯回归、空间计量方法等。
3.作者数量与具体研究方法的关系
我们分析作者数量与具体实证方法的关系时，将回归方法合并为一类，同时将方法数量较少的类别合并为其他类。结果见表7。
统计显示，在中文政治学期刊中，运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一般均有2人及以上的作者署名。运用个案研究、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方法的论文有一定比例的作者数量为1人的情况；运用回归分析、综合评价相关方法、小样本研究、实验模拟法等其他方法的论文很少有单个作者的情况出现，其中，小样本研究、实验模拟法、网络分析法相关论文作者数量为1人的频次为0。回归分析、综合评价相关方法等多为定量分析方法，而国内政治学研究作者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但定量分析能力偏弱，因此，发表实证论文特别是定量分析论文多以合作的方式实现。
在外文政治学期刊中，实证研究论文有很大的比例是由单独作者所完成的，其中，使用定性分析方法或者简单的定量分析进行研究的论文，单独作者的比例更高，如使用个案研究、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的论文，作者数量为1人的比例超过或者接近60％，而对数据、方法要求较高的定量分析方法，单独作者的比例相对要低一点，使用回归分析方法的论文，单独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38.1％，使用生存分析方法的论文，单独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31.8％，使用实验模拟方法的论文，单独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28.3％。
国内政治学研究者与国外政治学研究者在实证方法上（特别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要提高国内政治学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的水平，各大期刊需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导向，充分调动政治学研究者的积极性，提高学科交叉性，促使这些研究者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应用数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合作，招收这些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下一代理论与方法优势兼具的政治学研究者。
4.研究主题与具体研究方法的关系
本文对论文的研究主题与具体研究方法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统计。这里选择前20个主题、前7类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分析。
统计显示，个案研究广泛应用于各类政治学研究主题，在政治与行政伦理、环境问题与政治、气候政治、地方治理及城市治理与发展等主题上有着较频繁的使用，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与政治的主题上的发文量为519篇，个案研究的使用量达到了117次，使用比例达到23％。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在选举与投票行为、公务员与干部组织、国家层面议题、绩效管理等主题上的使用比例为6％－9％；比较分析方法较为平均地应用于各个主题，没有出现使用比例超过5％的主题。小样本研究方法主要使用于环境问题与政治、气候政治、生态政治三个主题上，且这三个主题有较强的相关性。
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方法在选举和投票行为、民主和发展、第三部门与政府三个主题上有较高的使用比例。其中，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方法在选举和投票行为主题的使用比例上达到25％与27％。选举和投票行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特色，数据的可获得性高，且在选举中是否获胜主要以逻辑值进行判断，因而二值或多值回归方法使用比例偏高；面板回归分析方法则在公共财政主题上有着比较高的使用比例，中文期刊论文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5.第一作者国家与具体研究方法
统计显示，在8本外文政治学期刊中，美国学者发表论文的优势明显，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总发文量为1139篇，远高于排名第2的英国（306篇）。ＡＪＰＳ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论文篇数为250篇，占比为88.3％；ＰＳＪ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论文篇数为153篇，占比为86.4％；ＡＰＳＲ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论文篇数为207篇，占比为85.5％。另外，ＣＰＳ的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论文占比也接近70％。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的论文数量在7本政治学期刊中排名第一，除了ＥＰ所刊论文第一作者为英国高于美国。在环境政治学方面，第一作者为美国的论文占比相对较低。
另外，第一作者排名前10的国家均是西方国家，其中，除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其余7个均是欧洲国家。
综上分析可得，目前，国际顶尖政治学期刊的话语权主要把握在美国手中，除此之外，欧洲由于自办了一些政治学期刊，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顶尖政治学期刊的发文量很小，与其政治学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有一定关系。
统计显示，在8本外文政治学期刊中，由于第一作者国家为美国所刊发的论文在数量级上领先，因此，美国作者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在数量上也更多。但美国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几种主要的定性分析方法，如个案研究、比较分析、小样本研究等，美国学者在该类方法的运用上占比均不超过40％；而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上，美国学者的运用比例较高，如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面板回归分析、实验模拟法、生存分析法、多层回归分析、空间计量法，美国学者在该类方法上的占比远高于50％，除了二值或多值回归分析占比为68.2％，其余均在70％以上。以上分析进一步印证了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具有定量分析方法上的优势。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对研究方法类型、具体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作者数量、外文第一作者国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计量分析，从整体上呈现出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影响因素，形成以下基本结论，并对研究方法的前沿趋势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一）结论
一是中文与外文的政治学相关期刊在研究方法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外文政治学期刊更注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比例远高于中文政治学期刊。从使用实证分析方法的论文来看，外文政治学期刊使用了更多的定量研究，而中文政治学期刊则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具体期刊来说，外文偏好定量方法的政治学期刊数量要高于中文政治学期刊，其中定量研究的论文数量也高于中文期刊。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与国外政治学研究相比，在方法使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除了国外顶级期刊的投稿来源具有全球范围的优势外，国内政治学学科在对科研人员研究方法培养上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国内政治学的研究与其他方法类学科（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数据科学等）的交叉性也不够，同时，国内大学与科研机构对科研成果的定量考核也加重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色彩，难以产生大量的高质量的定量研究论文。
二是从总体上来说，在政治学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或者定量分析方法是一种趋势，无论是国外的政治学研究还是国内政治学研究，都表现出了更多使用实证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的趋势。不同的是，国外顶级的政治学期刊实证方法使用的比例远高于国内的政治学期刊，且定量分析方法与混合方法研究使用的比例在上升，定性分析方法使用的比例在下降；而中国的政治学期刊由于与国外在方法上存在阶段性的差异，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使用比例提升的空间都很大。因此，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使用比例都是上升的。结合实际情况，2006年之前的中文政治学期刊论文总体质量停留在较低水平，很多文章甚至不能称之为研究型论文。但是近十年来文章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跳跃很明显，没有一个过渡期。多数文章逐渐有了来源于现实问题的议题，研究趋于规范。但是大部分文章还是不注重研究方法，除了实证文章会明确提到研究方法，大部分文章都是规范分析。而美国的研究论文从2001年到现在一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注重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
三是我国的混合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或者mixed method research）还较为缺乏，国外运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明显高于我国。21世纪以来关于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争论从未断过。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已跳出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二元争论，希望将二者进行整合。混合方法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混合方法研究期刊（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每年都会刊登各个学科领域关于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高水平的论文。我国混合方法研究的程度较低可能与合作程度低有关。混合方法研究需要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技术都有较高的要求，需要较多的合作者才能完成研究。不过近些年混合方法研究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自动文本分析、混合研究设计等成为研究者争相学习的目标，混合方法研究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四是我国政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种类相对比较单一，但研究方法都有所涉及。国外政治学在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更加趋于多元化，个案研究、OLS类回归以及二值或多值回归方法中定量分析方法占比超过一半；而国内的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少量几种常用方法中，且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虽然从总体水平上，国内政治学研究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偏低，但国外使用的相关方法，国内政治学论文均有所涉及，表明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水平与视角已经与国际接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学研究者接受了更多的方法论培训，中文政治学期刊的论文在使用方法的频率上与外文政治学期期刊将不断缩小差距。
（二）展望
首先，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一方面实证研究的水平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又过于推崇定量方法，甚至出现神话定量方法的趋势。今后我们在重视实证研究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应理性看待定量方法，正如杨光斌所说“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习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实现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共同发展。
其次，不能陷入“唯方法论”的泥潭。美国在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引入数理统计模型，一度出现了“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这也导致了之后关于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论争。赫世曼在20世纪70年代便呼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盲目的数字研究和盲目的理论化都会对政治现象的理解造成障碍。当前我国政治学领域也正在积极进行方法论的“补课”，这对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固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应注意方法学习的严密性和规范性与运用的严谨性和适用性。
再次，政治学期刊增加对相关专著介绍的版块，加大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力度。期刊文章由于精炼、传播快等优势成为学者重点关注所在，这很容易造成对专著的忽视，但是专著在研究方法的深度方面具有期刊文章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的期刊非常重视对专著的介绍，许多期刊，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都有固定的书评版块，而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对于专著的关注较少。《公共行政评论》期刊的书评专栏一直受到学界的好评，而政治学的领军期刊《政治学研究》并没有书评的固定版块。政治学期刊应增加对专著的介绍，更快地传播专著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最后，研究方法应朝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全球本土化”（“Glocalising”）的概念由郭苏建、王中原提出，主张整合全球化与本土化，发挥二者的优势互补。当前学界的本土化论调大有排斥国外研究方法之势。政治学不应闭门造车，应关注国际研究前沿，积极吸纳先进研究方法，再根据中国现实情境发展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为中国政治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