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赵东东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8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及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未来。为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和特征，本研究通过两轮开放式问卷调查的质性分析，构建、开发了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与初始问卷；同时，通过三轮调查收集了超万人次的数据资料，形成了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最终问卷，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进行了验证，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其整体特点和群际差异。结果表明：(1)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是一个由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等七个因素构成的多维结构体系；(2)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内涵进行总结提炼，可以将其总体特征概括为“济世兴邦”，其中既包含心系苍生的胸怀理想，也显现出强国富民的抱负志向；(3)对济世兴邦总体特征和七个维度的得分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群体表现出明显的群际差异，但群体差异的具体趋势，还需在多样本数据分析中进一步验证。

一、引言

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根本在于核心价值观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其所代表的文化先进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世界先进文明有益成分的吸纳性，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不仅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具有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同时在推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润泽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领域内的展现，政治价值观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等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如在欧美国家内部由种族矛盾、难民问题等造成政治分歧的议题背后都有政治价值分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能否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决定着该国家的发展前景。一个典型且生动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渗透和本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失误，使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加速崩溃、瓦解。因此，有必要对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开展系统性研究。

围绕政治价值观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均已开展过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政治价值观在现实中的影响作用。西方学者重点关注政治价值观对选民在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影响机制，而国内学者则重点关注政治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及其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影响。然而，对既有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题存在明显偏好，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关注政治价值观在现实中的应用和作用，一些学者忽略了与政治价值观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最为突出的是，目前有关政治价值观的概念内涵、结构划分和测量等基础研究成果呈现出浅而杂乱、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概念内涵方面，相关研究将政治信任、政治认同等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政治支持等政治行为纳入政治价值观的范畴，混淆了价值观与态度、行为的从属关系与边界;第二，在结构与测量方面，针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存在样本群体单一、构成维度逻辑不严谨、信效度等测量学指标缺乏等问题;第三，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政治价值观的解释性理论探讨路径，缺乏实证性方法的运用和数据资料的支撑，特别是缺乏有关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特征的概括性总结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以下内容展开研究:一是在对政治价值观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开放式问卷的质性研究，获取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及内涵;二是编制量表，发展出具有良好信效度标准、可供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三是基于本研究所获得的大样本数据，对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现状与总体特征进行概括与总结。

二、文献综述

（一）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和测量

政治价值观是公民个体对于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反映了个体对所处政治系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它不仅是个体形成政治态度的基础性观念，同时也是推动个体与政治系统互动和行为发生的指导性原则。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和测量，国内外研究存在显著差别。在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划分方面，平等、公民自由、传统道德等在国外的研究量表中出现频率最高；并且，西方学者经常依据政治倾向对政治价值观进行划分，将平等、公民自由、宽容等视为左翼政治价值观，而将传统道德、社会秩序、爱国主义、权力等视为右翼政治价值观。国内学者对政治价值观的划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从认知与评价层面测量民众对当今中国政治现状与发展的态度。如夏凌翔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应该是由两个取向(传统取向和现代取向)和7个维度(政治立场、政治价值判断、政治认同、政治满意度、政治宽容、政治偏好、政治预期)构成的心理结构，唐昆雄和赵春风、青少年价值观测评指标体系模型研究课题组以及李路路等，也均使用此类维度划分方式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进行研究。这种划分方式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地探知个体对政治的认知和评价情况，却无法了解个体的政治理想以及个体对政治事件的判断标准，并且将个体的政治价值观与其外在表现和行为方式相混淆，明显不符合政治价值观的内涵。另一种类型则是从文化和观念层面了解中国公民的政治理想以及公民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标准。燕继荣认为，正义、权利、自由、自治、民主、平等、宽容是现代政治生活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是构成政治价值体系最基本的要素，而自由、平等、民主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政治价值观。国内学者依据这种政治观念对政治价值观进行测量和研究的主要有赵波文、赵孟营和肖唐镖等，其中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是众多研究中涉及最多的。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中国公民期待构建怎样的社会和国家，但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中的测量较为粗糙，难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也无法概括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念的全貌。

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测量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使用李克特量表对每一维度进行单独计分，这是在国内外研究中使用最广的一种测量方式；二是使用排序法要求被试将确定的几个政治价值观根据优先顺序进行排序；三是使用实验方法来确定个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如通过言语操纵(例如阅读文稿)将政策和特定价值观相联系。对于后两种测量方式，国内政治价值观研究较少涉及，未来相关研究也可对此进行尝试。

（二）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表现的二重性: 传统与现代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在社会意识上的集中反映，并受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其相关研究发现，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公众的政治价值观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构件，政治价值观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并发挥影响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往往又会受到其所处社会转型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当代中国公民的核心价值观既有对品格、功名等传统价值的偏好与重视，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逐渐显现出对金钱权力和公共利益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受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政治体制不断完善以及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向现代化转变的趋势。从整体看，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正经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情绪化向理性化、从盲目依附向独立自主、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的转变与发展。

但是，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并未经历整体性的变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受传统政治文化中“大一统”“天下为民”“和合”等思想的影响，“国家统一”“有效治理”“社会和谐”等观念依旧在现代中国人政治价值观中占据优先地位。中国公众对于民主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由于民本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依旧深刻；中国公民对国家和政府仍存有较高期待，并展现出较高水平的政府信任。

由此可见，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表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且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趋势。然而，有关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特征的判断与分析，多基于研究者的理论思辨，缺乏充足的实证证据支持；而且现有的实证研究，多采用二手数据，缺乏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议题的专门性研究，且关注点集中于“民主观”“权利观”“政党观”等内容，其测量工具的选取及分析没有立足本土文化环境，也忽视了中国人政治心理和思维的独特性。此外，对于政治价值观的结构维度和量表开发，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得到广泛共识的结构划分和权威量表。因此，探索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内涵和特征表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旨在通过确定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并据此开发、验证测量工具，归纳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特征表现，以填补以上研究空白。

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指向对象

根据政治价值观的定义可知，政治价值观反映了公民对所处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和偏好，而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这是需要在厘清其内涵、构建其结构之前必须明确的。本研究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民众对于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认知，以便于为探索政治价值观的内涵和结构奠定基础。

1.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本研究有关公众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认知的开放式调查，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条件限制，采用网络调查的形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及其家人进行收集，由此尽可能收集到不同区域、省份、学历、年龄、职业等群体的数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18份。其中，男性48人(40.70%)、女性70人(59.30%);在民族方面，汉族115人(97.46%)、少数民族3人(2.54%);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29人、共青团员67人、民主党派1人、群众21人，其所占比例分别为24.57%、56.78%、0.85%、17.80%。

（2）研究过程。为调查民众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认知，问卷设置了两道开放式问题:一是结合实际生活，您认为“政治系统”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请至少说出5点。二是结合实际生活，您认为“社会政治环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请至少说出5点。问卷收回后，首先，对回答的内容进行词频分析，根据各自总条目数50%的标准，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具体包含的内容进行挑选。然后，邀请政治学专业的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对上述词汇进行筛选归类。最后，对被归类词汇再次进行词频分析，根据各自总条目数50%的标准得出“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具体条目。

2.质性分析结果。首先进行词频分析，根据各自总条目数50%的标准，在“政治系统”方面挑选出以下词汇:政治、政府、机关、制度、行政、机构、政治制度、组织、政党、人大、司法、中央、思想、政协、生态、立法、公民、权力、领导、文化;在“社会政治环境”方面挑选出以下词汇:政治、环境、政策、政府、舆论、方针、文化、经济、政治环境、制度、稳定、意识形态、公民、民主、方针政策、监督、自由、组织、国际。然后删掉无意义的词汇(如“政治”“环境”等)，对其余词汇进行筛选归类，以使最后确定的词汇能分别代表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并能够刺激研究对象针对确定词汇联想出政治价值观，以进行下一步的问卷调查。11名硕、博研究生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词汇的筛选结果见表1。最后，根据11名硕、博研究生归类的词汇再次进行词频分析，按照各自总条目数50%的标准确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最终条目。其中，“政治系统”的具体条目为:政治制度、政府、政党、权力、人大;“社会政治环境”的具体条目为:意识形态、方针政策、舆论、国际、公民。

（二）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政治价值观的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中国民众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的看法，归纳整理其政治价值观的特征，为探索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和内涵奠定基础。

1. 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对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的原型条目收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形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在校学生向其亲友转发，由此尽可能收集到不同区域、省份、学历、年龄、职业等群体的数据，共收回开放式问卷 309 份; 将空白过多、反馈内容与问题明显不符的问卷剔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301 份( 有效率 97. 41% ) 。其中，男性 109 人( 36. 21% ) 、女性 192 人( 63. 79% ) ，平均年龄 25. 82 岁( SD = 11. 53) ; 在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的被试分别为 27 人、211 人、63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8. 97% 、70. 10% 、20. 93% ; 在政治面貌分布方面，中共党员 66 人、共青团员 200 人、民主党派 1人、群众 34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21. 93% 、66. 44% 、0. 33% 和 11. 30% 。

(2) 研究过程。根据所确定的公众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环境”认知的具体条目进行开放式问卷编制，共有“您认为，理想政治制度的最重要原则是 ”“您认为，衡量一个好政府最重要的标准是 ”等 13 道题目，用以收集民众有关政治价值观的原型条目。借鉴侯烜方等人的方法，首先，我们把有效的原始信息转化为单一条目，进行条目提取和信息编码; 然后，合并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条目，对所得条目进行合并同类项，计算每个条目重复出现的频次，并删除含义模糊的条目; 最后，对合并及精简后的条目进行归类和命名。

2. 质性分析结果。

(1) 提取条目。我们针对 301 份有效问卷进行条目提取，最终获得初始条目 3913 条。由于问卷中既包含具体的条目描述，也包含其他无效信息，课题组三名成员按照以下原则从问卷中提取条目: 一是直接保留含义清晰且单一的条目，例如，“平等”“自由”“民主”; 二是提炼、拆分清晰但包含多重意义的条目，例如，“公开廉洁，以人为本”拆分为“公开”“廉洁”“以人为本”; 三是直接删除明显偏离政治价值观内涵的条目，例如，“理性”“知识”“仁爱”等; 四是直接合并同一个人多次提到的含义相同的条目描述，不计算频次。据此，本研究从初始条目中共删除不符合要求的语句 641 条，拆分新增条目 1785 条，最终共提取和保留了 5057个含义单一的条目。

(2) 合并、精简同类项。首先，合并描述完全相同、表达重复的条目，并计算重复出现的频次，最终使条目缩减为 1203 个。然后，对内容相近仅以不同方式表达的条目进行二次合并，完成后共得到 87 个条目。接下来，邀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五位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含义模糊、与政治价值观联系不紧密的条目进行甄别删除，共获得 73 个条目。最后，删除频次不足 15 的条目，最终得到 47 个条目( 见表2) 。

(3) 条目归类及命名。为得到维度清晰的政治价值观结构，我们对以上 47 个条目进行归类和命名。我们邀请 3 名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所得条目进行归类，在归类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每个条目只能归到一个类别中; 二是不限制每类条目数量，只对条目进行适当归类;三是将无法归类的条目单独归为一类。在 47 个条目中，无法归类或 3 人归类完全不同的条目共22 个，直接删除这 22 个条目，剩余的 25 个条目最终形成 7 个类别，分别命名为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

(4)结构及内涵。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获得由7个因子构成的政治价值观结构，其内涵解释如下。

人民导向: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仅要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其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公共事务。

爱国主义:指一个国家中的民众对于国家的情感依恋和对本国利益的维护。从情感上讲，爱国主义表现为对国家的依恋和支持；在认知和行为方面，则表现为对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

崇尚法治:一方面指民众受到法律的规制，做到知法、守法，具体表现为尊重法律、熟悉法律、履行公民义务；另一方面则是指受到法律约束和限制的政府，具体表现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行使权力。

公平正义:其最大特征是平等。依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结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公平正义具体表现为平等对待所有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减少贫富差距，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

和平稳定:强调个人希望自己所处环境的安定与和谐。从国际层面来看，希望国家间能够规避战争、和平相处；从国内角度来说，希望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和谐有序，利益群体之间无重大冲突和对抗。

国富民强:指通过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等手段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幸福安康、国家繁荣昌盛，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政府有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有限政府”理念，中国公民心目中的理想政府要有担当、有作为，政府要在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有所作为，履行好政府应有的职责，能够有效快速地为民众解决各类难题。

(5)初始题目编制。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依据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参考国内外有关政治价值观测量的相关文献，本研究编制了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初始量表。初始量表共40道题目，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的题目分别6道、6道、6道、5道、6道、5道、6道。

（三）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为了更好地分析政治价值观的结构维度，本研究将通过两次问卷调查数据对政治价值观进行信度、效度检验。

1.预施测。

(1)研究样本。在预施测过程中，我们主要在北京城区及其远郊县进行随机问卷发放，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258份。其中，男性98人(38%)、女性160人(62%);平均年龄32.45岁(SD=11.53);在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被试分别为6人、39人、20人、28人、104人、61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33%、15.12%、7.75%、10.85%、40.31%、23.64%;在政治面貌方面，共产党员73人、共青团员85人、群众100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8.29%、32.95%、38.76%;在月收入方面，1500元及以下、1501～3000元、3001～5000元、5001～8000元、8000元以上的被试分别有94人、56人、49人、36人、23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6.43%、21.71%、18.99%、13.95%、8.92%。

(2)研究工具。我们使用本研究编制的政治价值观初始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为“1”到“5”分，其中反向计分的题目有两道。

(3)问卷题目优化。我们依据两个原则进行问卷题目的优化，一是调整预施测中被试作答可能存在理解歧义的题目;二是通过项目分析删除能够对信度系数提升的题目。根据上述原则最终保留和确认题目34道，问卷整体的信度系数为0.93;其中，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69、0.91、0.82、0.78、0.78、0.89、0.89。

2.结构检验。

(1)研究样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本研究通过线上系统在全国范围进行问卷发放，共收集有效样本3840份;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1207人，除此之外，东部地区1015人，西部地区688人，中部地区746人，东北地区184人。具体来看，被试年龄在18～8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1岁(SD=9.03);在性别方面，男性1915人，占49.87%，女性1925人，占50.13%;在民族方面，汉族3576人，占93.12%，少数民族264人，占6.88%;在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被试分别为17人、161人、497人、710人、1864人、591人，所占比例分别为0.44%、4.19%、12.94%、18.50%、48.54%、15.39%;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1745人，占45.44%，已婚2095人，占54.56%;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群众的被试分别为1186人、1204人、183人和1267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0.89%、31.35%、4.77%和32.99%;在月收入方面，1500元及以下、1501～3000元、3001～5000元、5001～8000元、8000元以上的被试分别为620人、474人、1011人、1150人和585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6.15%、12.34%、26.33%、29.95%和15.23%;在户籍方面，城镇户籍2682人，占69.84%，农村户籍1158人，占30.16%。

(2)研究工具。我们使用预施测所确认的34道题目进行数据收集和效度检验，其中，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的题目分别为5道、6道、5道、5道、6道、3道、4道。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为“1”到“5”分，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题。

(3)效度分析。删除各维度中载荷值小于0.4的7道题目，最终问卷共计27道题目，除国富民强由3道题目构成外，其余6个维度均由4道题目构成。我们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政治价值观的7个维度进行结构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具体而言，RMSEA为0.056，GFI、NFI、NNFI、IFI、CFI分别为0.92、0.95、0.95、0.95、0.95。从拟合指数上看，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的七因素模型较为理想(具体题目及因子载荷值见表3)。

四、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表现与特征

（一）研究方法与步骤

1.研究样本。通过线上调查平台，本研究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问卷发放，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9239 份；其中，除西藏、青海和海南三地不足 50 份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数据量为 325 份( 信息缺失数据 140 份) 。样本信息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见表 4) : 被试年龄在 18 ～ 88 岁之间，平均年龄 34. 27 岁( SD = 8. 81) ；在性别方面，男性 5007 人，占 54. 19% ，女性 4232 人，占 45. 81% ；在民族方面，汉族 8754 人，占 94. 75% ，少数民族 485 人，占 5. 25% ；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 2908 人，占 31. 48% ，已婚 6331 人，占 68. 52% ；在学历构成方面，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的被试分别为 18 人、194 人、689 人、1335 人、5122 人和 1881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0. 19% 、2. 10% 、7. 46% 、14. 45% 、55. 44% 和 20. 36% 。

2.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由27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问卷，其包括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备选项从“1”到“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每个维度题目的得分加总求均值，得分越高表示该个体越支持此种政治价值观，最终得分在1～5之间。信度分析显示，问卷整体的信度系数为0.95;其中，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67、0.91、0.88、0.82、0.75、0.88、0.93。

（二）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整体特点

本研究对政治价值观7个维度下的所有题目得分加总求均值，进行维度间的比较，以便对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总体状况与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中国公民对政治价值观7个维度的认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政府有为(M=4.85)、崇尚法治(M=4.85)、爱国主义(M=4.84)、国富民强(M=4.84)、公平正义(M=4.68)、和平稳定(M=4.65)、人民导向(M=4.30)。中国公民对政治价值观7个维度的重视程度虽有差异，但各维度之间并无对立情形，且彼此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公民对政治价值观不同构面的认同评价具有一致性，故可将所有项目得分加总求均值作为其政治价值观的总分，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总分为4.71分(远高于其组中值)。

随后，我们对得分相邻的政治价值观各维度进行均值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6) : 中国公民对政府有为、崇尚法治、爱国主义、国富民强的认同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国富民强、公平正义、和平稳定、人民导向的认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三）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状况的群际差异

1. 性别。我们对不同性别被试在政治价值观 7 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7) : 女性在政府有为、崇尚法治、爱国主义、国富民强、和平稳定五个维度的得分和总分上，显著高于男性; 在公平正义和人民导向两个维度得分上，男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 婚姻。我们对不同婚姻状况被试在政治价值观 7 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8) : 已婚公民在政府有为、崇尚法治、爱国主义、国富民强、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和人民导向 7 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上，均显著高于未婚公民。

3.世代。对不同世代被试在政治价值观7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见表9):不同世代的公民在政府有为(F=57.91，p＜0.001)、崇尚法治(F=35.02，p＜0.001)、爱国主义(F=39.41，p＜0.001)、国富民强(F=44.33，p＜0.001)、公平正义(F=44.00，p＜0.001)、和平稳定(F=22.04，p＜0.001)、人民导向(F=25.67，p＜0.001)7个政治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和总分(F=51.95，p＜0.001)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政府有为和国富民强维度上，70前、70后和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且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低于70后公民得分;崇尚法治维度上，70前、70后和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且80后公民得分显著低于70前和70后公民得分;在爱国主义和和平稳定维度上，70前、70后和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同时7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80后公民得分，9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00后公民得分;在公平正义和人民导向维度上，70前和7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80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9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00后公民得分。在总分上，70前和7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80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80后公民的得分显著高于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

4.学历。我们对不同学历被试在政治价值观7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0):不同学历的公民在政府有为(F=176.38，p＜0.001)、崇尚法治(F=203.98，p＜0.001)、爱国主义(F=133.87，p＜0.001)、国富民强(F=140.54，p＜0.001)、公平正义(F=58.46，p＜0.001)、和平稳定(F=76.80，p＜0.001)、人民导向(F=52.84，p＜0.001)7个政治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和总分(F=156.25，p＜0.001)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政府有为、爱国主义和人民导向维度上，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公民得分显著高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专科的公民得分，并且“初中及以下与高中、大学专科”的公民与“高中与大学专科”的公民得分差异显著;在崇尚法治维度上，不同学历的公民间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国富民强和和平稳定维度上，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公民得分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学专科学历的公民得分，同时大学专科学历的公民得分高于初中及以下、高中学历的公民得分;在公平正义维度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公民得分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学历的公民得分。在总分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公民得分显著高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的公民得分，并且大学专科学历的公民得分显著低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公民得分。

五、讨论与总结

（一）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及内涵

本文通过对开放式问卷的质性研究，构建了由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和政府有为等7因子、共27道题目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问卷，并对具体维度内涵进行了界定;随后，通过10000多人次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7因素结构科学合理，测量工具表现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相较于以往政治价值观研究偏向于测量民众的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公平正义观等内容，本研究包含的政治价值观内容更加丰富。具体来看，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不仅表达了民众对于国家的热爱和维护、对政府持续作为的期望，也表现出了对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环境的期盼;此外，对平等、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等个人权利关联因素的追求，体现出了中国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社会及个人的价值偏好，较好地贴合了政治价值观的概念。本研究开发编制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问卷，为科学测量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工具。

在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中，首先是“政府有为”，说明政府在中国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公民对政府持有较高期待。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抚顺民心、为民谋利的政治传统，但其“爱民”“重民”“整顿吏治”“严肃风纪”等多以封建统治为目的。而如今，我们则强调在“权为民所赋、利必为民所谋”的基础上建立权力有限、能力突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在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其次是“崇尚法治”。虽然“人治”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但法治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诸子百家中，法家特别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为君主服务的，把法律当作治民的工具，目的是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而今天所提倡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则是在强调公民受法律约束、遵法守法的基础上，突出约束国家行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最终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第三是“爱国主义”，这与“上下一心，爱国如家”，“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等传统政治观念一脉相承。自先秦至晚清近代，爱国主义的形成发展虽历经几个阶段，但其基本内容和特点均包括维护统一、反抗外侮、忧国忧民、崇尚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和爱乡恋土敬祖。在当代，爱国主义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拥护和信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对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关心和维护。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感情的集中反映，能够激发民族成员形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维护民族利益。

第四是“国富民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认为君臣应以富国富民为己任，统治者不能无节制地聚敛搜刮;并较早认识到，为发展经济，各行各业都应该发展，农、工、商要协调并进。当今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跌宕起伏的世界局势中，为保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科技，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国家富强必须伴随人民富裕，否则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提高人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是“公平正义”与“和平稳定”。儒家思想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明确地阐释了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目前，我们不仅要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使每一位公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有利于和谐稳定。并且，实现和平稳定还需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就是指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相处，减少战争的发生。第六是以人民为导向。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中国的民本思想不断被充实和丰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这与传统民本思想的确立目的在本质上存在差异。

（二）济世兴邦: 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特征

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构成(7个维度)和内涵可知，当前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具有惠世利民和兴国安邦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当代中国公民具有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博大胸怀，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国公民愈发肯定个体是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主体，并想要将这种自由和权利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充足信心，这说明爱国这一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在新时代，中国公民不仅承袭了至诚报国的精神力量，还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要求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双重目标。因此，本研究将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结构特征概括表述为“济世兴邦”。

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会逐渐由传统保守转向世俗理性，重视自由表达与个人自由。中国的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有关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已得到认可或检验。但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和诟病。

有学者在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时指出，进步时间观、循环时间观和多元时间观的复杂互动与力量态势对比，决定了文化变迁的方向与方式;当循环时间观起主导作用时，传统文化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正如“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与这些思想相对应，“国家统一”“有效治理”“社会和谐”的观念在现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许多传统因素在塑造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方面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如和谐理念、人格尊严、修身自持、以民为本、公平正义等)蕴含着超越时代的价值，与现代政治理念并不冲突。因此，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其强烈的历史延续性造就了稳定、持久牢固的民族政治思维和心理，使得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在今天能够依旧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杨国枢曾提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应将其视为两套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如上所述，许多从事中国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变迁研究的学者均承认，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但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变迁并未简单遵循现代化理论的预期，而是同时受到重要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先升后降，而私人领域价值观趋于开放。由此可知，从纵向变迁来看，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从横向构成来看，不同价值观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速度也不尽相同。这就说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中的传统成分和现代成分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基于本研究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结构的探索构建及现状描述分析，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已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表现出一定的现代特征，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依旧能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较好的契合度。与西方国家民众重视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平等、公民自由、自由企业、法律和秩序、传统道德、盲目的爱国主义)相比，中国公民对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政府有效治理方面有着更强烈的期盼和追求。这表明，中国公民受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组织模式影响形成的国家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依照政治倾向“左－右”光谱，将政治价值观分为左翼和右翼政治价值观，极易导致民众的价值观分裂;而中国公民对政治价值观不同构面的认同评价具有一致性，不存在价值观的矛盾和对立。

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可知，个体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个体对政治文化信息进行内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个体对政治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受社会环境和个体素质的影响。社会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导致的世代差异，以及婚姻生活经历和学历水平造成的个人生活境遇差异等，都会影响“政治人”对政治现实的认知、向往以及对政治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因此，性别、婚姻状况、世代和学历等因素会对个体政治价值观认同评价得分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政治价值观不同维度的得分在世代和学历上的差异并不一致，但总体而言，可归纳为:“70前”和“70后”公民得分＞“80后”公民得分＞“90后”和“00后”公民得分，“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公民得分＜“大学专科”公民得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公民得分。性别和婚姻状况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清晰和统一，具体来讲，在对政治价值观所有维度的评价认同上，女性比男性得分高，已婚者比未婚者得分高。但本文所用数据不涉及更多关于性别意识和婚姻家庭的信息，无法就二者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机制形成假设。因此，未来可对性别和婚育等与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变量，予以更多关注。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结构内涵和测量工具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概括了其总体特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第一，从数据及结构的稳定性来看，受研究资源及疫情影响，开放性问卷及政治价值观测量问卷的发放均采用线上收集方式，致使样本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化，特别是老年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同时，在数据获取上主要依赖被试的自我报告，而情境性关联设置相对缺乏。未来研究可在扩充样本规模基础上，采用不同批次被试数据对本研究所获得的7维度结构的稳定性予以检验，同时通过特定情境的创设提升研究生态效度，进一步探究7个维度在非静态条件下的排序位置，深化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取向的把握与理解。第二，本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出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与西方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或分裂模式不同;然而，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如何、与个体的政治行为之间的预测关系是否相对应等，还需结合具体案例和事件进行系统研究。第三，本研究对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特别是有关政治价值观对政治认同、国家稳定、政府信任与支持、公民合作行为等的影响机制，在本研究中尚未涉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上述领域予以关注，一方面强化政治价值观与相关变量的校标关联检验，另一方面逐步开展跨时空、跨文化对比研究，以探究其古今之常与变、中西之异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