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治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世界政治、比较政治。主要代表作有：《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突破西方世界固守的理论教条和逻辑束缚，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不仅推动中国创造了诸多历史奇迹，也为世界发展以及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崭新的逻辑框架和价值遵循。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主性、内生性发展实践。中国发展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统治和市场至上的逻辑，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张力，解决了西式教条下难以化解的市场化、民主化等逻辑悖论，克服了西方模式中资本唯利是图、选票至上、利益集团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

在性质上，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色。在实践方式和实现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共同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民为本、以发展为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关键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坚持“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而实现发展合力最大化；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做到社会发展的协调有序。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多民族统一、人口众多大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原则，更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内涵，蕴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年国庆主题花坛。杜建坡 摄

二、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中国之治新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可以总结为“中国之治”。“治”在汉语中既有管理、处理的行为指向，也有安定、有序的境界含义。“天下大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一系列要素有序发展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以全面而协同的发展格局统合多重价值目标，追求执政与民心、法治与德治、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廉洁与效能、发展与安全等政治价值和治理要素的有机统一，有效避免了西式民主赤字、自由透支、政治失能、社会失序、治理失效等困境。

其一，注重稳定性与秩序性的统一。邓小平说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有效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当代中国得以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法治与民主并行，意味着将政治发展的价值要素——民主与秩序相融合、相平衡，使人民群众公平、自由、发展的权利得以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并有利于权力监督、遏制腐败。有效治理体现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既能抵御环境挑战、冲击，能吸纳意见诉求、有制度韧性，又能实施高质量、见成效的政治管理，还能解决公共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其二，注重发展性与协调性的统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按照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部署进行。一方面，始终与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保持同步，另一方面，政治发展也有自身的战略、规划、步骤，依照规划逐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单兵突进，更不能庸俗化和简单化，演绎成类似西方选举式、快餐式的“短视政治”。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致力于政治领域的各项发展目标，而且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可实现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

其三，注重制度性与政策性的协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国家制度架构为“四梁八柱”，以党的领导为系统中枢，以实践中的体制、机制、规矩、原则来组织和链接各子系统，将资源、组织和个体等要素有机统合并协同运行的复杂系统。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还依赖于灵活的政策机制，特别是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主体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有机统一。

航拍贵州省晴隆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阿妹戚托小镇。瞿宏伦摄

三、中国之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中国之治是大党强国之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领导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构成和关键性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这有利于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调配与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避免因利益分裂、社会冲突消耗改革发展的认同与合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为当代中国推进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

中国共产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开展自我革命，以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展开和深入的过程。

其次，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质和深厚底色，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与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面临西方强势围堵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集中民力民智建设新中国，改变了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70多年来，人民群众作为新中国的主人投身国家建设，在政治权利得以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了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六个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2022年11月，市民在北京展览馆展出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参观拍照。赵文宇摄

最后，中国之治是文明复兴之治。多少年来，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被认为是普世的、永恒的，是全人类“幸福的归宿”。然而，30多年前，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在长期“冷战”中或分崩离析、或改弦易辙，带给人民不是幸福，而是极大痛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陷入困境，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政治的缺陷。

中国的政治实践没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论提出的所谓“政治现代化”路径，没有照搬照抄他国政治模式，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历史悠久的中华政治文明中汲取营养，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批判继承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新创造，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跳出了西方传统政治发展及政治转型理论的窠臼，顺利实现了自身发展目标。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着深厚的价值底蕴和人文关怀，创造了独特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质朴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

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所形塑的新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世界观，构成了令世界瞩目的新政治观，不仅为中国社会全面而协调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保障，在世界范围内，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