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睿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摘 要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政治学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有效破解，是对西方政治学霸权的积极回应，是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努力，符合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和发展规律。长期以来，学界在创造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的探索中，形成了理论建构型、从实求知型、回应拓展型和返本开新型等基本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方法论层面把握价值取向、厚植理论基础、彰显现实观照，以中国性为根本，以超越性为关键，以包容性为依托，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政治学基础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公共政策优化、比较政治等自主知识生长点。

关键词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生长点

引 言

“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这两篇内涵丰富、相互呼应的重要讲话深刻表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总领主线和成果产出，“三大体系”建设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和基础工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锚定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是中国政治学人的历史担当。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积极回应，是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努力，是传承中华文明基因的学术工程。首先，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地域性，其普遍性格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强。面对中国独特的发展经历与政治形态，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难以应对。其次，从现实层面看，非西方国家争取自立自强的政治斗争和反抗“学术殖民主义”的文化运动是相呼应的。一直以来，中国以知识移植为主的知识生产机制具有较强的西方化倾向，这意味着西方知识体系在竭力为我们设计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显然，这种知识生产机制难以匹配新时代的中国。最后，更深一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为了保持自身的导航能力，不断吸收和内化外来思想资源，进行自我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是为了保证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性的活力，而非突破这一文明的生存阈限，使其走向解构和消亡。[4]就此而言，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学术层面接续和活化中华文明及其当代形态所孕育的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

与上述逻辑基本一致，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政治学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破局，是与西方政治学霸权的对局，是阐释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努力。同时，中国政治学的独特属性也使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更具意义。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是顶天立地和经世致用之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本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学术能量，要求中国政治学提供自主性知识产品。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学问，这一特质为自主性和本土化知识的发掘提供了广阔空间。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符合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从译介和学习西方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到运用其理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再到从中国治理的独特性中走向自觉自主，遵循了从学术积累到自主创新的规律。此外，正如罗伯森提出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e），全球化过程中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互动是普遍现象。[5]同样，各国都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探寻着政治学的自主发展之路。

本文首先对学术史上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讨论和基本进路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生长点展开探讨，以期找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优化的路径。

学界关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

对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讨论，最早可溯及近代以来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外来文化的回应，如体用论争。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学术经历大转型，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问题开始在处理“中西马”的关系上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特色”“本土化”和“文化自觉”等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化。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最高层面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主题和走向作出了结论。政治学也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学界在一个时期以来对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是以其他表述形式呈现的，新时代的相关讨论则主要在建设“三大体系”的进程中展开，并在新提法明确后加速发展。

（一）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先声

在维新运动中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以西方政治学基本内容为主体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随着对西方政治学的进一步消化，学界也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探讨，并十分可贵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的知识创新。[6]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从意识形态和理论资源上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嵌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但是政治学学科在这一时期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学界对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讨论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等论题中展开。在恢复之初，奠基一代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即一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和解决中国和世界上存在的政治问题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学。[7]在研究方法方面，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理为基础，对国外的研究方法进行有鉴别地采纳，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8]由于中国政治学是在补课中起步的，故而其自主性的确立与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息息相关。有的学者看到，我们进行政治分析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价值“辐射”过的，但是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离开这个逻辑便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而要打扫自己的价值系统，[9]进而从引进走向建构，真正实现政治学的“中国化”。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有选择地应用西方政治学来研究中国政治，另一方面要用中国的政治实践去检验西方政治学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然后将中国的政治实践结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原理，去提出政治学上新的个别概括和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学。[10]随着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相互给予更加深入，实现政治学“本土化”的主张日渐强烈，呼吁从我们的独特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考察，成为思想的生产者。[11]

（二）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广泛讨论

在新时代，使命型引导、实践性驱动、本土化需要和新技术催化等因素，推动中国政治学进入了自主发展、综合创新的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对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依据、动力、症结、内容和着力点的讨论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4·25”重要讲话后全面加速推进。

正确把握本土化和国际化、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使得普遍性得到正确理解，特殊性获得更大包容，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提供了合理的立场和依据。[12]时代需要则提供了根本动力，“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13]一方面，中国实践积累的治理成效与经验已经相对成熟但仍面临不少挑战，西方政治学的适用性问题和霸权底色愈加凸显，[14]要求中国政治学提供自主性理论。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特色不彰、数量不足、质量不够，处于自主知识的短缺状态。这种自主知识的供需矛盾驱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转向理论供给，更加关注理论创新的主体性。[15]

理论和现实的大势所趋，推动学界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形成了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线图”：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将之作为观察问题的立场、学术分析的角度、研究问题的方法、表述问题的话语和判断成果的标准，[16]同时也要正确地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的关系，避免政策思维压倒学术思维、意识形态取代科学方法；[17]在发展坐标上，把握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逻辑，大胆突破西方话语，自主自为自强地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全新叙事和知识体系；[18]在演进路径上，明确了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的发生环节，即提出说明新现象的新概念，形成新的修正性或补充性命题，创造出对原有理论进行重大修改的中层理论，重构原有知识框架的范式革命；[19]在自身定位上，主张跳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的“问题陷阱”，更规范、更深入地立足中国建构“中国性”学说，进而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政治学界设置议题；[20]在重要论域上，以“三大体系”建设为依托，聚焦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国政治实践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21]此外，为知识建构提供完整的成功政治发展周期，通过对话平衡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术与学术之间的张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方法创新发展等也得到了倡导。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进路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对创造自主知识展开了多个维度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进路，包括理论建构型、从实求知型、回应拓展型和返本开新型。

（一）理论建构型：在元理论层面建构基础性自主知识

理论建构型的进路，是从政治学的概念、命题、假设、原理等要素入手，在元理论层面对政治现象及其本质形成新的系统性认识。王浦劬等学者建构的利益政治学是这一进路的典范。该理论对社会利益的两重性进行剖析，进而揭示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本质和特性，并依循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两条线索，对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方面展开阐述。[22]利益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基础，有助于找到走出政治迷宫的“阿莉阿德尼线”，揭示人类政治活动背后“动力的动力”。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理论建构型自主创新提供了丰富资源。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研究阐释，形成了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运行样态、具体机制和重大意义的系统化认识，进一步突破了西方自由民主叙事的桎梏，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学理上完善了中国政治学自主性民主理论。再如，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治国理政实践，形成了中国语境中的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基础理论，建构了中国政治学自主性治理理论。

上述较为成功的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的有效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注重从社会经济基础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体系。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就有力地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立住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二）从实求知型：在“经验的世界”中提炼自主知识

从实求知型的进路，注重对政治实践进行深入系统的调研，从中总结经验、归纳知识、发现规律、提炼理论。采取这一进路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调查研究一直被视为党的传家宝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功，这一点也对政治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时代背景的要求，在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发展转型期，政治学应更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23]三是人类学等学科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开发已经相对成熟，使政治学者能在较高起点上运用。多年以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以调查研究立所和立身，探索出了定点观察法和走读观察法等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其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领衔的对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长时段调研，在政治体系结构、政治发展动力、政治发展策略、社会结构问题和制度核心价值等方面形成了自主知识，创造了权利与权力“对冲”机制、“生产性激励”与“分配性激励”“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等标识性概念。[24]十几年来，以田野政治学为特色的“华中学派”进行的自主知识创新蔚为大观，依照从具体的人到家户、经由村庄再到国家的路径，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如“农民理性扩张”“关系叠加”“家户制”“韧性小农”和“祖赋人权”等，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扩展。[25]

从实求知型的建构进路，一方面直面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通过实际调研为自主知识创新提供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则在事实充分、可信和意义连贯的情况下，遵循或建构具有通约性的分析框架。这种实践属性与学理属性兼具的知识建构进路，极具本土意蕴和中国风格，有效地加强了政治学自主知识的供给。

（三）回应拓展型：在开放性对话中拓宽已有理论框架

回应拓展型的进路，是基于中国经验创造自主性理论，对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补充、修正甚至超越。采取这一进路的成果较为丰富，例如“依法抗争”、全面政治发展观、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和领土认同理论等。李连江、欧博文提出了“依法抗争”，用以概括农民通过援引相关政策和法律并有组织地对上级政府施压以抵制“土政策”和基层干部独断和腐败行为的现象。这一概念与既有理论构成连续谱，弥补了塔罗、蒂利等学者建构的抗争政治理论的不足。[26]张树华剖析了西方民主一元论的局限性，建构了升级版的民主研究路径，提出了全面政治发展观，认为政治发展是民主、法治与效能的平衡协调，反对“单兵突进式民主化”。[27]杨光斌指出，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形成了反映英美商人阶层为主导的社会中心论，反映德日官僚体系为主导的国家中心论，以及基于中国等国家建设经验形成的政党中心论。这三个范式的系统提出，扩展了国家建构和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挑战了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社会中心论。[28]周光辉、李虎认为，当代中国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现实凸显了以欧洲历史形成的民族认同和美国历史形成的制度认同为主体的传统国家认同理论的局限性，指出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发挥作用的前提，基于对三者关系的再认识，可以建构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国家认同理论。[29]

已有政治学知识在面对中国时“屡屡失灵”，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有理论框架的容纳量存在问题，没能有效容纳中国这个重要力量的存在。回应拓展型的进路秉持包容的心态和批判性思维，既不把表面现象轻信为事实，更不迷信既有理论，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形成自主性理论，实现对政治学已有理论框架的扩容升级。

（四）返本开新型：在重思历史中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

返本开新型的进路，是带着对现实政治的关照与历史对话，以今人的情感、观念和关怀去发掘历史所能提供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思想。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是这一进路的典范。该理论对周朝的天下概念和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克服了西方政治哲学缺少世界政治制度理念的缺陷，进而将政治学/政治哲学体系变为了“世界理论/国际理论/本国理论”，超越了西方建构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在解释全球化基础上的新政治问题和构思未来可能的世界政治制度上更具想象力和思想性。[30]通过对历史中的概念和理念进行创造性重构可以建构自主性理论，对历史进行新的概括和把握同样可以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术增量。例如，林尚立回顾了中国向现代政治转变的历史，认为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具体制度选择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实现了对于大一统思想的时代性阐发。[31]又如，王绍光追溯了中国和西方历代先哲的政治分析方式，认为西方形成了关注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的“政体思维”，中国则形成了关注治国理政的理想和方式的“政道思维”，后者在视野和内容上更为宽阔。[32]此外，杨光斌等学者倡导建构寻找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的历史政治学，认为其能够为理解当下中国政治与历史上的政治的关联性提供清晰的解释，是政治学学科的交汇区和知识增长点。[33]“返本开新”对于极具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通过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中实现“古为今用”，有助于建构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浓厚中国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上述四种进路的划分是一个大体概括，其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这些建构进路及其代表性成果，没有对西方政治学的价值取向、制度主张和学术理论采取简单移植、机械套用和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把中国作为知识建构的运行主体、创造主体和生命主体，辩证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术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科学性与人文性、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关系，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有效路径和宝贵资源。

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

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加以整体把握，使其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的理论根基、鲜明的现实观照和明确的发展方位。

（一）努力打好价值观基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价值取向和立场

学术为民、经世致用的优秀学术传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做学问的问题。对这一立场的坚持在现时代更具意义。中国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面临着贫富落差、利益摩擦和发展转型等挑战。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标榜“价值中立”苍白无力，反而更要把坚守人民性贯穿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全过程。一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说话而“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34]二是聚焦人民现实所需，关注美好政治生活的展开和政治实践的良性运转，以学术成果纾解人民急愁难盼的问题，避免知识“供需脱节”。三是深入人民群众生活，贯通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深入政治实践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中形成问题意识、获取鲜活材料、激发学术灵感、创造新知真知、去除学术泡沫。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要关注“穷人的政治学”。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35]政治学也是如此，既要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学研究，助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要关注和帮助那些无力发声的群体，防止他们被现代化的列车抛下。

（二）积极夯实理论基本功：学懂用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学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底色。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遭遇了话语式微、角色遮蔽和作用弱化等问题，存在着被边缘化、悬浮化和标签化的现象。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直面问题，补好马克思主义这一课。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而非貌似，即是说不能匍匐在经典作家的语句中，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活生生的现实政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显微镜”，要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同政治世界相结合所呈现的复杂多样性，对其进行深入、精细和透彻的观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为线索，把纷歧错杂的政治现象贯穿起来，从中取得规律性认识。此外，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多样的具体分析方法。例如，把正确进行阶级阶层分析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进行严格区分，通过具体展开阶级阶层分析，聚焦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而正确看待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政治现象，把握世界政治格局和时代本质。马克思主义总是“被过时”只能说明它“没过时”，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会失去方向和根基。

（三）扎根中国政治新形态：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基本成熟定型。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阐发这一政治新形态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超越经验事实的发现性描述，提炼总结其背后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关注政治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着眼于中国发展中的特殊经历，特别指一些基于中国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等特点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和独特经验，它不是“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是说明了统一律和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36]在以往，学界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发展全面性和经济增长包容性均是中国经验的重要基石。进一步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注重从政治学视角解读中国经验，在大历史的纵深和大比较的视域中对其加以系统归纳和综合研究。二是要从经验中总结规律，在“中国之治”中阐发“中国之理”。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理论升华，搭建起包括自主性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和新发展政治学等在内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四）推动自主性全面彰显：要以中国性统领政治学创新包容发展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求“以外驭内”的研究格局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更需要说清楚什么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以明晰前行的方向。从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自主性以中国性为根本，即立足中国，理解中国，服务中国，在知识建构时“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37]中国政治学是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构成，不是西方政治学的“支部”和“分店”。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拒斥不加辨析地顺着西方的框架来说明中国问题的做法，而是要“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用中国的视野去解读中国和思考世界，回答好中国要为世界创造什么政治知识和政治理念的时代命题。其次，自主性以超越性为关键，只有超越既有范式，基于中国经验建构具有通约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才会有自主性。一个事物持续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可能就越强，从这个命题去看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会深刻认识到它的世界意义。[38]因此，对自主性的强调不是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例外”，这样只会矮化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地位。相反，对自主性的强调是基于中国经验，形成容纳更多政治事实和理论要素的更为普适的知识体系，使其既能说明在中国形成的新的政治现象，又能进一步说明人类社会已有的政治现象，深化对政治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最后，自主性以包容性为依托，要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采取“以中化外”的路径，“化”的精髓是通过以己化他实现化他为己。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不是作为其他政治学的对立面所建构的，而要以中国为根据对国外政治学加以理解、采择、扬弃和消化。

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生长点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有的放矢，选择和涵养若干个最具中国性的议题，形成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生长点。

（一）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研究。进一步对其研究，需要强化与民主基础性概念和理论的对接，确定其在民主理论谱系中的坐标；关注如何实现其人民民主本质属性和全过程实践特质的有机结合，重视民主链条的贯通性；在梳理脉络的基础上前瞻发展走向；在解构西方民主叙事的同时加快建构自主性民主话语。此外，还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实证性，增强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

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研究。新时代的相关论述与实践丰富宏阔，进一步表明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厚概念”。这要求学理研究应有效容纳符合民主集中制精神实质的有关实践，对民主集中制是否具有政体意义，民主集中制与国家制度、政策过程和政治文化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平衡逻辑”，以及新时代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机理展开深度探究。

三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民主高效地治国理政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进而衍生了如何进一步激发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如何就社会公平、价值冲突、老龄社会、金融稳定、科技伦理等现代化的共性难题提出中国方案，如何在多元化社会确保制度、政策和价值的有效供给以保持政治一体化等命题，需要学科共同体展开探索。

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研究。政治文明新形态，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积极的政治成果和美好的政治状态，需要从人类政治文明史的纵向维度，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横向维度，结合新时代的政道与治道、制度与文化、权力与权利、民主与权威、稳定与发展、理念与操作，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属性、生成逻辑、历史地位和未来指向进行论说。

五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前者是对价值理念、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生活方式的民主含量的全面提升，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后者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全面完善和发展，是对“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回答。二者在领导力量、实现主体和制度安排上联系紧密，在核心内涵、覆盖领域和具体指向上有所区别，故而需要探讨二者关系的现实样态。

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哲学和治国逻辑研究。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既有关于政治价值、政治设计和政治愿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也有关于制度构造、权力集分、道德教化、惠民饬吏、选贤与能和改易更革等一系列治国方略和艺术，对其进行深度掘取有助于把握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政治哲学之道和治国逻辑之理，提升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研究

一是新时代党对于国家的领导体制研究。新时代党对国家的领导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框架，包括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领导人大、政协、政府等各种组织的制度，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选贤任能制度、组织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具有效力外溢性质的党内法规体系等，都需要进行政治学分析。

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式研究。依法治国、中长期规划、主题教育、“小组政治”、“文件政治”、政策试点、专项治理、对口支援等实践的深化，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亟待政治学结合新时代的新经验展开深入阐释。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能力与制度效能研究。相较于既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党领导、人民至上、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全面协调和时空压缩等特性，对于国家能力和制度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研究两个大局相交织对国家能力的塑造，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国家能力，抵御公共卫生危机的国家能力，数字技术对国家能力的解构与优化的二重性，避免制度定型后制度效应衰减，以及权力集中型制度下容错纠错、吸纳整合、矛盾分流和增强活力等问题。

四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现象级”事件，形成了市场作用说、政府干预说、文化因素说、外向经济说、“克鲁格曼质疑”、比较优势说和人口红利说等讨论。要进一步立足中国经验，整合理论资源，围绕党、政府、市场、公民的分工与合作机制建构理论模型，形成多视角阐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中国奇迹的新理论。

（三）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公共政策优化研究

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学分析。西方政治学往往认为，现代化进程难以兼顾高速经济增长与长期社会稳定，中国对这一“定律”的成功打破需要认真思考和解释。此外，现代化的“下半场”意味着社会风险的高浓度叠加，如贫富矛盾和劳资矛盾的新特点，发展不平衡的衍生效应，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就业和养老双重压力，“政治虚无”等意识形态风险，基于价值认同的新集群行为，以及网络风险、金融风险、全球流行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的扩散，在这种形势下续写社会稳定奇迹需要政治学的应对。

二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职能优化研究。以党统政的政治逻辑和顶层设计的改革逻辑推动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使其政治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进一步提高，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标定了新起点。深化这一议题的研究，要在把握背景、内容、特点和意义的基础上追踪机构和职能调整的“化学反应”，对改革后的机构运行情况、职能衔接情况和法治保障机制展开深入探究。

三是新时代改革和完善国家行政体制研究。要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内外”关系，探索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理边界；二是研究“左右”关系，着眼党政军群机构系统的全局，持续优化行政机构的权力、职能、责任、编制，并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创新府际关系；三是研究“上下”关系，规范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此外，还需要深入思考提高政府能力、强化权力监督和提升干部素质等问题。

四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地方治理绩效比较研究。准确认知和把握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秉持科学性、实用性和客观性的态度，围绕地方政府的履职情况和工作实绩，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公共参与、法治建设、文化事业、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政府效能展开系统性评估，实现绩效评估的监督检查、资源优配、纠偏纠错和形势预判等功用。

（四）比较政治研究

一是当代中西民主政治比较分析。首先要跳出西方民主的话语范式和政治叙事，认识到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现实的、历史的，更注重对民主的实证性、国际性的比较研究。[39]立足两个大局，综合主权、法治、参与、秩序、治理和廉洁等指标，全要素比较中西民主政治，从中深入探知民主的理论逻辑、成长条件和演进路径。

二是当代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探寻世界大党老党的兴衰成败规律，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类型学意义，均要求展开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其要点包括：政党的建构逻辑和运行架构；政党之间的关系，包括本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层面；政党与国家机器、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网络媒体、公民个人的关系；政党政治的走向，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党发展趋势；国外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的理论政策与现实运动等情况。

三是当代中西方公民价值观比较研究。公民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社会生活，其中的政治部分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认受性和发展性息息相关。可以依循实证或解析的进路，深入比较中西方公民价值观，阐明公民价值观与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等内在关系，特别要关注现代化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西方的具体表现。

四是不同国家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更指出资本统治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异化的魔咒。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不同国家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开展比较研究，深化对各国政府资本治理体系的认识，有助于为资本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也有助于统筹发展与安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五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及其运行特点研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总体上稳固定型的情况下，要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既要总结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熟治理经验，还要对其否决政体、政治极化、治理赤字、身份政治、族群分化、选民版图重构和“后真相政治”等新情况展开及时跟进研究。

结 语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任务。本文对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意涵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对政治学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回应，是对西方政治学霸权的破局，符合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和发展规律，对于阐释和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一定意义。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形成了理论建构型、从实求知型、回应拓展型和返本开新型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进路。这深刻表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进一步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整体思考，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现实观照，以中国性为根本，以超越性为关键，以包容性为依托，全面彰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面对未来，可以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研究、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公共政策优化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等作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生长点和发展增长极。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上，科学擘画了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沿着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全面深化，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将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