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在世界变局中重新审视民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总概括。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底蕴，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了人民民主的升华，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意涵，实现了对人类民主发展成果的扬弃和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有其自洽性，存在着一个从任务背景、领导者到主体力量、内在精神再到运作导向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优势的民主模式，能够避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度紧张以及权力机构之间的任性否决，确保了民主政治的高效率运作，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始终保持必要的发言权和实质性影响力，并且高质量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民主的各种期待。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实质民主

早在2020年春，拜登尚在角逐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提名时就公开发文，强调重振美国民主、强化与世界各地的民主同盟，提出在当选后一年内将组织一次“全球民主峰会”，实现打击腐败、反对威权主义和促进人权的目的^［1］。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已经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不顾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紧迫性，固执兑现了召开所谓“民主峰会”的竞选承诺，意图垄断国际社会的民主话语权，以意识形态为武器持续打压中国。在此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精辟论断，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大要理念，号召全党全社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了新的部署和要求。

时代需求向来是理论研究的强大驱动力。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与国内宣传阐释两方面的形势相互激荡、叠加影响，共同推动政治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民主转向，国内很多学者开始自觉地将个体化的民主问题研究融汇于愈演愈烈的民主话语权之争大潮中，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和学术资源被投放到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在较短时间内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事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研究方向推进的：第一，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法，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关键字眼上作文章，着眼于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主要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从党的百年民主求索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两方面入手，着眼于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根有源的，主要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何而来的问题；第三，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的鲜活实践，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全体或者某一方面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态和创新逻辑，主要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样的问题；第四，提炼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质和独特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话语的超越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新贡献，主要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的问题。

这四个研究方向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而是紧密联结在一起，都是从不同侧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的专题性观照，其中任一方向的阐释论证都能够为其他方向的深入推进提供必要的创新启示和理论支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本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就不可能是囿于某个单一方向的，而是将其转换为理念位置之问、内在机理之问和比较优势之问，通过对这三个设问的依次作答，力图在现有民主话语体系中找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适位置，从内在逻辑的分析中呈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机理，从中西民主的比较中提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以此阐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好民主。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民主话语体系中的位置

理论是由一系列概念合理编织而成的体系。每个概念有其固定清晰的特定位置，这既体现在某一概念在整个体系中的等级或者说位阶上，也体现在其与同等级概念之间的相互分工、相互衔接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经提出，在广受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同时，对我国既有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产生很大影响。景跃进在学术研讨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究竟是一级概念还是二级概念的问题，认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推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级概念。肖立辉则认为，在我国民主的概念根系中，中国式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级概念，人民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都是二级概念^［2］。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而言，仅赋予其等级或者说位阶显然是不够的，要找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中的位置，还需要从纵横两个维度厘清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我国既有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等之间的逻辑关联（见图1）。只有讲清楚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对层级，才能充分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面性，将其有机嵌入到现有民主话语体系中，进而充分释放这一重大理念的现实解释力和学术影响力。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在政治学领域，民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面向的核心概念，至少可以从价值理想、国家制度、工作作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专题性探讨。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民主是当代公认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衡量人类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对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的指责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都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3］15-16。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式，民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自从18世纪以来，民主的倡导者通常都假定，民主的天然处所是民族国家，或者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国度”^［4］5。民主是公认的最可取的人类政治组织形式，具有普遍选举、民意代表、公民参与、社会自治、权力监督等共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民主更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形式。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5］8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民主作为建立于其上的国家制度、国家形态，有着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区别。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种民主是虚伪的，带有明显的剥削和压迫色彩。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权一直被滥用，“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6］96。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7］92。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第一次提供给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经过长期努力和不懈奋斗，带领中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成果，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形成并日趋成熟的一种民主形态，从本质属性看是涵盖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8］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升华版。1934年5月，共产国际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号召各国共产党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战线，从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首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的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将会争得领导权，通过社会经济改革能够越出资本主义范畴^［9］。正是在同民主党派共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口号。战后初期，他们在组织联合政府的建国实践中，明确将自身兼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双重因素的社会制度称为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以长期的和平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合适政权形式，其实质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不过，在美苏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强力干预，被强行赋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内涵，成为与苏维埃制度并列的两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10］。因此，人民民主后来泛指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在苏联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民主模式。

同样，由于苏联的强烈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接受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设定。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得到了宪法的正式确认，人民民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确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一整套由国体、政体、基本政治制度等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得到持续发展并不断完善。进入新时代后，随着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更加全面广泛深入，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征愈发凸显，通过渐次替代的民主发展策略实现了人民民主的更新升级。

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者说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中国式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并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实践产物。在此过程中，我国始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对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精髓作出深刻阐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1］553。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对政治、民主、法治之间关系的精要解答。它既是一种基于国内外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经验的理论凝练，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崭新民主形态^［12］。“全面”是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方向和关键词，是理解中国式民主核心要义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所在。这一期间，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凸显；人民主体地位愈加突出，全面当家作主的诉求意愿更为迫切；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全面依法治国迈出历史性步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在事实层面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作了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全面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内涵。^①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各种形式之优长。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态，民主有着丰富多样的实现形式。各种实现形式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差异，其采取的民主形式、开展的制度实践往往千差万别，民主样态因此各具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优越性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民主形式充分体现出来。列宁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7］80在阐述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完全一样时，他进一步指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163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议题上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充分吸收借鉴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优秀民主成果，择取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各种民主形式、手段之优长，打磨出融汇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于一体的体系化制度规范。通过丰富多样的民主形式、渠道和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全过程参与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发展成果，实现了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进而成为一种广受人民群众认可和支持的好民主。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

在回答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民主话语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特定位置后，本文将进一步深入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机理中，从酝酿形成中粗线条地再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逻辑的自洽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见图2）。

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历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成为我国民主发展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4］603。在叙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时，有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的方法，观照全过程人民民主酝酿形成的历史大背景。而如果不把论述视野放宽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为争得和实现人民民主进行的百年奋斗，或者局限于新中国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实践，就很难辨识人民民主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缘由，很难准确把握其内在的自洽逻辑和演进机理。

学界通常将1840年鸦片战争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质上这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初起点。自那时以来，我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中，谋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历程被动开启，可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却成效甚微。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必须将一盘散沙的民众有效组织起来、建立人民的国家，国强民富的现代化愿景才有实现的可能。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15］731

新中国实现了让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创造出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自那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实现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变得愈发迫切，聚焦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具备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和优先性，由此设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逻辑，民主发展始终服务于现代化目标，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存在有机耦合关系^［16］。一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样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愈发展，中华民族愈接近复兴，民主也会愈发展。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萌发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力量。历史决定着一国面临的时代主题，也会选择出历史使命的真正承担者。面对一盘散沙、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如何把民众组织起来、实现国强民富的现代化成为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时代课题。在无数仁人志士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开天辟地、影响深远的大事变，中国的民主求索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通过积极因应时代变迁、不断回应人民需要，圆满完成了不同时期的民主发展任务，为争得和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领导人民从自身国情和实际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构建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框架，人民民主各项制度逐步确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步入了稳健快速的发展轨道。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各项制度程序更加成熟、更加完整，推动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并持续行使着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各项民主权利，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崭新形态。

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的主体力量来创造。马克思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6］312，“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17］39。民主的最基本意思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就是要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集体概念，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基石^［18］。

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人民的民主，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紧密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与进步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19］291-292}在百年民主求索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0］1094-1095}。

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牢固根基和力量源泉，是民主事业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和评判主体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本质依归，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蓬勃开展、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

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坚持在广泛深入的商量讨论中寻找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道路不可能局限于某一种固定模式，民主的内在精神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古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亚里士多德将当时的民主政体视作共和政体的变体，认为其内在精神是自由原则，这种自由意指以同等身份参与处理城邦事务的积极自由。换言之，在这样的城邦中，所有公民不论有没有财产或者财产是多是少，均享有依据数目而定的平等，均有建立在这种平等观念之上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自由。^{［21］210-212}当前流行的西式民主观念则是“熊彼特式民主”，这种民主仅仅是选择和授权政府的一种制度安排，民主政治运转的关键是竞争性选举，各主流政党通过竞争人民选票的方式获得作出政治决定的权力。^{［22］395-398}

相比之下，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一种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民主精神有过多次论述，认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可谓日用而不觉，它深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正是在这一民主精神濡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平等、充分的商量讨论，从中去粗取精吸收各类意见建议，通过民主科学的决策过程和规范有效的治理机制，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目的。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是与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为追求社会最大共识的合作治理过程，并且全面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欢迎。

五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质导向的民主，并以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期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民主的理解，长期存在着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争。前者关注民主的运作形式和具体程序，后者关注民主的实质性权利、善和利益。在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将民主视为政治统治的制度、规则和方法的程序民主观占据着主流地位，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被认为是并不成立的假定。比较而言，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体地位，秉承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民主参与，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契合于实质民主观立场。而在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看来，民主理应是实质意义上的，能够产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23］。

人民民主以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是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为目的的实质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迭代升级，其实质导向贯穿于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到有效实现的全过程，是以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真实有效的民主。

正如麦克弗森所言，“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需要对积累的资本和社会里剩余的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民主政治的控制”^［24］10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导向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有经济控制着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在享有生产资料不同形式所有权和分配权上处于人人平等的经济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并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治理大政方针、战略部署及实际政策的制定依据。

总而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其宏大深远的生成背景，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总体历程中。在这一长时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和实践的重重检验，始终是我国民主发展的领导力量。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理念，人民是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发展民主的主体，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和智慧之源。在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推动下，人民内部的协商方式和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活动全面开展。这些接地气的民主实践，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了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反映和体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民主导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链条紧凑、环环相扣，从目标任务、领导力量、实践主体、内在精神以及运作导向等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优势之问内含着民主发展的比较视野。正是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才能更好地反观自身，获取更透彻的自知之明。相较于当前流行的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到底具有何种显著优势，这是事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重要内容。对优势之问的回答，需要在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逻辑基础上，聚焦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从中总结呈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值得向往和追求的可贵之处。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和发展的领导力量，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够消除利益集团捕获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否决的潜在风险。现代民主政治表明，政党与民主存在紧密的因果关联，这种关联性在不同国家又有着不一样的反映和体现。笼统来说，西方国家的政党是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发展的产物，是随着选举权范围不断扩大、适应选举政治的组织需要而产生的。这些政党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政治市场中通过争取民众的选票来竞争政治领导权，再通过作出政治决定的方式回报所代表利益群体的选举支持。

从这样的民主逻辑出发，以社会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成为西方国家格外推崇的两条民主经验。在西式民主框架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制衡普遍存在。以社会制约权力，预设了民众以利益群体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而不同利益群体纷纷通过提高自身的内聚性和组织化程度，力求有效地对公权力形成制约并保护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达尔对此有所阐述：“在民主国家当中，至少在大规模的民主国家当中，独立的组织十分必要。……它们对于民主程序自身的运行、对于使政府的高压统治最小化、对于政治自由、对于人类福祉也是必须的。”^［25］1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从权力必然被滥用的前提假设出发的，认为掌权者使用权力直到遇有界限时方休止。因此，孟德斯鸠作出了这样的经典论断：“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6］154按照这一制衡思路，公权力被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权力的约束，并由互不隶属的多个政治机构所掌握，不同政治机构之间通过相互制约而达成一种微妙的权力均衡状态。

然而，当前西式民主的现实与其理想状态存在很大距离，强大利益集团捕获国家、政党制衡沦为否决政治远非个例。一方面，在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实践中，利益集团往往会最大程度地追逐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此对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奥尔森就认为，利益集团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非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大量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或总收入，招致政治分歧加剧、社会失序等严重政治后果^{［27］58-61}。另一方面，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实践中，如果整个社会走向极化状态，权力之间的有效制衡就会被盲目而又任性的否决所代替，进而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政治僵局状态。赛贝利斯提出，无论何种政治体制，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存在许多个体或集体性的“否决玩家”^{［28］117-121}。如果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否决权，那么政治体制就很难作出有效的决策，民主政治就将陷入没有意义的空转状态。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的因果关联显然不同。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得人民民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构建人民民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人民民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人民民主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29］。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式的“部分党”，不代表社会上某一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或者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拥有一个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坚强领导核心，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积极消除利益集团捕获国家、少数人独占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风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原本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不断发展，成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因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各国家机关不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是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彼此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这就使得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可以避免西式民主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体制弊端，而且能够统筹考虑各方利益、有效协调各方面资源力量，更好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二，人民群众的全过程参与有利于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促使其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保持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民主有着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比如，麦克弗森将19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划分为保护型、发展型、均衡型、参与型四种模式，赫尔德则以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展示了民主的四种古典模式以及20世纪引起激烈政治争论的另外四种民主模式。民主模式不同，其所涵括的民众参与形式和参与功能往往有着不一样的逻辑设定，民众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的影响程度由此有着显著的差异。

当前流行的西式民主是从现实经验中得出的民主模式，也就是对西方国家实际运行的政治制度所作的一种描述和解释。这种民主仅仅是选择和授权政府的一种机制，而不具有某种社会目的或道德目的。民众的角色被设定为政治市场机制的消费者，仅仅是在周期性选举时从贴有政党标签的政治家中作选择，然后让这些人代替他们做决定。一旦投完票，民众就对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计划几乎不能施加直接的影响，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就被割断了。卢梭早就对这类状况直白地写道：“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30］120-121}即使民众对当下的政府严重不满，他们也只能等待下一个选举时刻的到来，而不管这期间国家治理状况糟糕到何种程度。因此，在西式民主制下，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局部的、有限的、间歇性的，民意也不能转变为政府的行为，看似热闹的政治竞争仅能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责任。

由于政治效能感的严重缺失，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持续走低，出现了普遍性的政治冷漠现象。达尔等人认为：“在大多数的多头制中，有1/5到1/3的合法选民并不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投票。”^［31］136即便是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大选时的选民投票率也不过徘徊在50%~60%之间。吊诡的是，政治冷漠现象不仅没有被西方社会的精英们视为民主运作出了问题，反而被当作民主制正常运作所必须的条件。早在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就针对美国民主的问题提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而言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32］100-101}。显然，这里的政治冷漠是有阶级差异的，是西式民主运作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所专有的冷漠。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民主观，民主的这种实质性价值必然体现为人民对民主运作的全过程参与。从民主环节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真正贯通起来，形成了民主链条的完整闭环，实现了人民全周期有序参与，确保了民主的所有环节一个都不少。从民主层级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将选举和协商两种重要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了人民参与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全方位发展。从民主领域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形式和渠道实现了民主空间的大拓展，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人民能够便捷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33］。

事实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不仅呈现为人民的全过程参与，更体现在显著的政治效能感上，集中民意民智办大事就是高质量民主参与的例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丰富政治参与的制度、机制和方式，广泛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推动以国强民富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年规划”是我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其制定过程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社会广泛参与、汇聚各方智慧的重要实践。

新时代以来，我国进一步推动集中民意民智办大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形成了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协商会等各种方式组成的民意收集体系。其中，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的具体措施之一，是我国汇聚民意民智、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的创新性实践，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得到了大力推广，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法律草案网上广泛征求意见越来越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统计，近十年来共有205件次法律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参与人次超过119万，共提出350多万条意见，很多意见都得到充分吸收采纳^［34］。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同样有着生动的体现，人民群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能够充分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在全过程参与中实现民事民管、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享，由此政治效能感越来越强。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导向保证了各级政府具有主动回应民意的意愿和能力，能够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意味着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要对人民负责。对于这一价值层面的民主观念，我们必须通过接地气的具体化操作，将抽象的价值原则借助规范的制度框架和具象运作机制，体现到有血有肉的利益协调和增进过程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回应性和治理效能显然是评判民主质量的重要指标，二者是内在相连的，都是高质量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回应性是治理效能的必要前提，强调公权力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作出积极的反应，并且采取务实行动来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治理效能则是回应性的派生结果，强调公权力在满足民众利益诉求时的效率和作用。

就回应性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党信奉竞争性选举的民主逻辑，执着于对本党选民群体的意见代表，竞选获胜后忙于用倾斜性政策回报这些选民的选举支持，这就造成了政府回应的片面性、盲目性，衍生出公共政策的周期性震荡后果。又或者在与其他政党的激烈对抗中，各自偏执于维护和实现本党派选民的利益，造成不同政策倾向之间的持续性紧张，进而导致政治过程沦为一种无效回应的极化僵局状态。

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够充分运用群众路线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并且积极主动地用切实的政策措施回应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此外，从宽泛角度讲，政治参与就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只有人人都能参与、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不敢松懈。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含的全过程参与就是对公权力的全天候监督，能够有效地倒逼各级政府及时精准地回应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

就民主效能而言，民主被普遍认为是当前人类社会最可取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与国家治理过程相互衔接、相得益彰的。一方面，高质量的民主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需求充分表达与利益公正分配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并最终表现出高质量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有效的国家治理可以为民主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推进动力和有利的民意基础，从而助推实现更优质的民主。回溯历史可知，作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国家的民主是其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可是，总有一些人罔顾历史事实，把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说成是其民主实践的成果，这就难免犯下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再就是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治理乱象层出不穷，国家无法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使得其民主模式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福山就认为，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主责任制的步伐，国家治理状况糟糕，是当前西式民主在全球范围遭遇众多挫折的重要因素^［35］。

相比而言，中国的民主是在近代以来现代化成效甚微的背景下开始的，人民国家的创建早于现代化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支持，并且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民主内在优越性的一种证明。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期待的民主是有道德内涵的，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上的。人民群众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诉求有着层次性的差异。

首先，最基本的需要是安全。政治因安全而生。霍布斯认为，“我们看见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36］128。个体之所以逃离自然状态并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就是为了消除对暴死的恐惧。安全作为人类的最基本需要，是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最基本功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声明：“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37］1476在保障生命安全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并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公安部2022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群众安全感始终保持高位并持续上升，已经由2012年的87.55%上升至2021年的98.62%。

其次是发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过上好日子。民主既是目的，也是造福人民的手段。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38］242到新时代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9］4，党和政府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带领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翻天覆地变化。

最后是满足国强民富的复兴期盼。这种期盼是与中国的集体本位观相契合的，是一种群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感。在满足复兴期盼方面，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21年，我国向全世界宣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成为决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正能量。

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因如此，国际权威机构的民调纷纷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在世界各国中长期名列前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20年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持续超过90%，对县乡两级政府的满意度也有了大幅增长^［40］。《2022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在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排名中，西方国家的信任度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中国政府则达到91%，是唯一一个信任度超过90%的国家^［41］。概言之，我国的人民民主始终聚焦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期盼，逐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发展需求和复兴期盼，高质量地实现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结语

人类对良好政府组织形式的探索不会终结，“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42］40。因此，任何社会的民主不可能是静止的、停滞不前的，关于民主的讨论也不会有尽头。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重新审视民主的历史性契机，在民主实践总结和理念创新两方面已经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主体自觉，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在更好地认识、把握和遵循民主政治发展规律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43］31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我国在世界变局中重新审视民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总概括，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是在世界变局中重新审视民主的创新性尝试，对于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持续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的时代产物，也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塑造新时代人民民主新形态的核心内容。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中位置重要、意义重大。它既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底蕴，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了人民民主的升华，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意涵，实现了对人类民主发展成果的扬弃和超越，对于新征程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其逻辑自洽性，存在着一个从任务背景、领导者到主体力量、内在精神再到运作导向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具体来说，晚清以降我国被动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的历史大背景，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成为近两百年来我国共同体意义上的总目标。在无数仁人志士为求出路不断试错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创建人民国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先决条件，成为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构建并完善了一整套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障人民民主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各方面展开着更加广泛、更加多样的参与实践。这种持续完整的参与实践，内含着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人民群众正是在平等理性讨论基础上尽最大努力寻找着彼此间的最大共识。这样的民主必然是人民的民主，必然具有鲜明的实质导向，始终以追求公共利益与共同善为目的。

民主是人民之治，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满足人民对民主的需求期待，一国的民主模式才会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才是一种符合国情和实际的好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具有显著优势的民主模式，这是其内在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者，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有一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些都使得我国能够避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度紧张关系以及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任性否决，确保了民主政治的高效率运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促进了全过程参与的广泛深入开展，有利于把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确保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始终保持必要的发言权和实质性影响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导向，推动了各级政府保有主动回应民意的意愿和能力。国强民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有效回应符合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民主的各种期待，高质量地满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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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2年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三者有机统一新理念新格局这一问题，认为应当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经验基础上，创新发展三者有机统一的表述和内涵，并将其概括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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