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宝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规划与评估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党政治、党内法规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张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西方现代化理论长期体现为通过自身“示范效应”规训后发国家的线性发展观，在实践上与其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严重脱节，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但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当代“西方之乱”绝不是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现代”的暂时性失调，而是国家和社会发展体系整合失效带来的“前现代”逆潮。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及要素在发展中的结构性整合，实现了党对政治体制的内部关联和“异质同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协调和功能衔接，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共识的充分凝聚。整合式发展打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认知，强调国家和社会发展要素的多维度多层级关联优化，提供了将活力寓于秩序、自由寓于共识、发展寓于整合的“复合整合性”新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结构性整合，政治发展，经济活力，价值凝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丰富实践促进理论繁荣，正确和科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立足于现代化一般规律，又要注意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整合与发展有机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整合处理的是变化社会中最根本的建构性问题，其总体性含义体现的是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的总秩序——对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结构性联系进行整合的核心，其手段囊括了国家治理所必需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发展的中心要求是增长——既包括物质的增长也包括精神的增长，但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分化加快、利益抵牾增多、价值冲突加剧等张力，因此，对发展的整合式调节是继续发展的必需。这意味着整合处于发展的前提性环节，而发展效能则不断对整合产生反馈，二者相互调适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严密的系统性社会工程。塞缪尔·亨廷顿意识到，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当代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恰恰代表了整合和发展的相反朝向，即分别关注基于国家整合、政府效能、社会渗透的集中性秩序，或者基于物质增长、财富创造、增加活力的分散性秩序。可以说，能否有效协调现代国家的整合与发展决定了现代化的走向与成败，是各国现代化共同的基础命题。
一、 整合式发展：从线性转向结构性
西方现代化理论长期体现为一种与现实脱节的线性发展观。一方面，这一范式聚焦17—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和全球性扩散的历史进程，使用“现代性”描述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国家的总体特征，使“现代化”成为一个几乎与“改进”同义的规范性概念。相关研究追踪传统社会的技术化异质性转型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变迁，尤其是将政治发展与资本主义伦理和市场体制深度耦合，形成了一种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线性发展认知，强调包含“传统社会、传统—现代二元并存社会、起飞的商业社会、成熟的商业社会与大众消费社会”等五阶段在内的不可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线性逻辑默认了资本主义伦理的规范性前提，即只有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塑造才具有正当性、有效性和持久性，后发国家只有模仿西欧、北美建立起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民主体制，即如马克思所说按西方国家的面貌塑造自己，才能为西方世界接受。这本质上是在“西方—非西方”和“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之间构造了一种“先进—落后”二元对立，并据此垄断了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一种高踞于“历史顶点”的意识形态，瓦解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并带来深重的社会灾难。
线性发展观与西方国家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也是脱节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含国家与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性巨变，现代西方国家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范畴和干预能力远远超过古代国家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小政府”的规模叙事常常掩盖了权力结构和行权体制的集中化事实，如二战以后美国总统制在“单一行政官”原则的支撑下逐步演变为一种“帝王总统制”，英国行政改革也鲜明表现出行权集权化、文官政治化和政府强势规制市场与公共服务等特征。最后，西方国家还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直接的法律规制和转移支付，例如，欧陆国家将教育权视为国家主权的法权要素，以及美国《国防教育法案》等法律将文化教育纳入国家战略资源并进行直接资助，由中央政府牵引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塑造。因此，西方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结构的巨变正是其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危机的方式和后果，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线性发展观的谬误，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演化过程。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失职、代议民主失能、核心价值失格等情形，即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谓发达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转型中的种种现象，本质上是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分化超出了整合框架的紊乱。基于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政治衰败、经济危机和娱乐至死就是用分化救济分化的必然结果——从结构性视角来看，这并不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而是现代国家必要的整合式机制失效带来的现代性瓦解，是“现代”流向“前现代”的逆潮。
中国式现代化则更加注重发展与整合的结构性调适。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经济体系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目标和机制、结构和功能的全方位整合，及时濡化或消除发展带来的异质性要素和结构性张力，以整合保障和推动发展。罗荣渠依据所有制形式、市场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要素组合，从过分侧重发展和过分侧重整合两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化负效应和碎片化权力结构，以及苏联现代化高度集中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危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二者均显著不同。在政治发展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整合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理顺强国家强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政党、民主、法治有机统一。在经济发展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规定性为遵循整合新质生产力，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分配制度优势，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文化发展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为原则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认同，强化全社会的文化产品供给，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整合式发展道路统筹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通过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整合与发展相互支撑。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此外，习近平还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重点强调了六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二是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三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四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五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六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各要素的内部结构、相互关联、运行逻辑和统摄框架。
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围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革规律，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进行结构性调节，通过政党建设引领政治发展、激发经济活力并推动价值凝聚，实现整合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是中国整合式发展道路的实践结果。“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就是现代国家能否在发展中有效进行结构性整合的实践写照。基于此，笔者力图指出将现代化的认知方式从线性转向结构性的重要意义，将现代化重新定义为人类社会整合与发展模式相调适的结构性变迁。以“政治发展—经济活力—价值凝聚”为统领，将中国式现代化多维度多领域的各项实践进行整合式解释，旨在彰显中国共产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和实践路径。
二、 整合式政治发展：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自洽
政治发展研究的关注重心经历了从增长到秩序的转移，早期将政治发展基本等同于民主化并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挂钩的趋势为塞缪尔·亨廷顿等的政治秩序研究所冲淡，政治发展获得了包括国家宪制完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结构分化和行权能力提升等更丰富的内涵。但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发展趋势仍是削弱国家，这在给发达国家带来“政治衰败”的同时阻滞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在许多后发国家，西方制度输出形成了一座座“制度博物馆”，国家自主性和整合能力缺失导致政治和社会结构碎片化，滋生了普遍腐败的司法制度、虚弱的政党和国家机构、失活的经济发展、糟糕的分配制度和社会分裂。因此，政治发展只能是政治体制结构性要素有效整合的结果，整合的失效意味着现代国家建构的失败。政治体制的碎片化和功能上的失调并非“后现代”，而是“前现代”的政治特征，线性的政治发展是不成立的。此外，国家建构和政治整合绝非一次性的，政治发展面临的内部张力和外部挑战带来的衰退危机是历时性的。政治体制整合失效带来的政治衰败和增长阻滞表明：整合才是发展的起点，政治发展就是对现代政治文明中政党、民主和法治等要素的结构性整合。
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党的整合能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西政治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政党的角色和作用。西蒙·马丁·李普赛特指出西方政党的本质就是分裂、对立和冲突。选举—专业型政党崛起进一步加剧了作为组织的政党的解体，政党成为充满掮客和临时投票者的利益集团，碎片化的利益代表性和政治社会普遍利益的分离形成了深刻的治理悖论。而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从整合、共识与协作出发统一组织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在组织内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协调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组织和人事结构，理顺了民主与集中、多数与少数、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等多重政治关系，有力协调了党内部的组织资源、层级网络和规章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西方多党制下各个政党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问题。在组织外部，整合民主参政、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的多元主体、基本共识和程序制度，塑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治理职能，整合党政关系、府际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统筹改革与法治，围绕宪法和法律体系整合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强化法治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党的严密组织体系是政治体制结构性整合的主要实现方式。新公共管理的整体性治理理论认为，整合就是通过构建共同组织机构和行动体系实现组织目标，主要是对不同治理层级、治理工具和公私部门的整体性塑造。但中国的整合式政治发展侧重党组织在国家治理诸要素间形成一种“异质同构”，发展出新的关联和规则体系，在整体性塑造的基础上更强调党在现代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演化中的驱动作用。在结构上，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覆盖了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和层级，各级各类党组织形成了深入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在功能上，不同领域各级各类党组织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向内实现分层调控、组织流通和组织代谢，向外完善领导方式、行权体制和治理机制。在运行上，各级各类党组织围绕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管理、监督和协作健全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全过程中发挥起制度优势，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运行机制。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整合式政治发展的逻辑在于，通过在国家治理异质性主体和要素中建立结构相近、功能协调、机制衔接的党组织，统合政党中心治理的权力主体、行权方式和制度逻辑。
党的组织特性在政治体制中的扩散塑造了整合式政治发展的内部协调性和模式韧性。一方面，结构性整合并不是西方学者所攻讦的集权主义，而是在国家治理诸要素间强化组织关联和制度关联，目的是规范权力结构和行权体制，提升权力效能。因此，整合式政治发展既不是西方政治学者提出的威权主义的全能性社会控制，也不是法团主义所主张的利益中介性组织吸纳，而是对现代政治体系组织结构、功能分化和多向协调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内部融通的自洽结构。另一方面，自我革命为党的自身建设和适应性发展提供了统摄框架，塑造了整合式政党体制。党的净化完善、革新提高优化了政党发展的目标管理、内部整合、制度建设和新陈代谢，保障了党长期执政的领导力和生命力。这种韧性通过党组织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全覆盖网络进行传导，使党的组织韧性转化为整合式政治发展的模式韧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家治理异质性要素间的“统筹和领导力量”，有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整合与功能性协调，使政党整合引领政治发展、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成为一种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三、 整合式经济发展：活力与秩序的结构性均衡
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关切，罗伯特·J·巴罗的计量检验发现，二者间并非西摩·马丁·李普赛特主张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结构性视角非常有助于解释这种非线性：经济增长推动社会阶层和利益表达结构变迁，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带来民主化的政治要求。反过来，政治民主却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一方面，社会生产要素的整合与赋能对增长同样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有序化发展也要求政治吸纳与整合相协调。在结构性视角下，政治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解决方案，其本身也是增长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和政治体制要素的结构性整合，提升国家对增长张力的容纳性才是发展的支柱。自由主义民主显然缺失此种整合能力，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异化与拜物教的社会经济力量也“并不能够创造出人与人之间完整的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因此，经济增长必需一种力量，以充分整合全要素生产体系、市场体制和利益结构，构建增长活力赖以存在的秩序基础，实现整合式发展。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整合能力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但党和国家始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统筹和保障作用。新时代，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党围绕社会生产要素的内部协调、创新配置和优化组合推动全要素生产的结构性整合，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要素富集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型需求和产品生产能力、新类型生产要素出现与生产关系供给、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变化与提升组合效率、产业部门重组和产业形态转变，以及治理经济主体新的制度组合进行结构性整合，不断健全国家经济发展宏观规划体系。因此，整合式经济发展逻辑既不同于将国家限于规制经济外部性，以使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自由运行的规制型国家模式，又不同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和扶持企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而是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远大于前述二者。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整合实现了活力与秩序的结构性均衡。自由资本主义以“经济理性”为标榜，呼吁一种由市场组成并完全处于市场价格控制下的经济体系，但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史研究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而有意识干涉的结果。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相伴相生的必然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由政府管理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充分整合的逻辑就是，深化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从干预向参与经济转型。“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使宏观调控科学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相协调，使政府和市场、管理和服务、秩序和活力内在衔接，完善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
共同富裕形成了整合式经济发展的价值规定和模式稳态。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体现在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和发展成果的共有共享，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为此，应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也是这种质的规定性的充分体现。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基本分配制度和体系表现出将经济增长与人民需求相结合的鲜明特质，与西方国家通过分配租金和政治地位等对经济社会进行“体制性整合”或曰“公民整合”的做法具有质的差异。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策让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以竞逐利润为根本目的，这种暂时妥协就只是一种麻痹人民和为资产阶级攫取更多超额利润的技术性手段，长期来看只会继续扩大不平等，从而加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分配正义保障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不仅为人民有效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深入影响着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的优化组合，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来源和稳态支撑。
四、 整合式文化发展：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性塑造
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多维复杂过程。Rostow论证的西方对后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即通过外部价值和方法使当地停滞的制度发生转变，以推动传统文化走向进步的线性解释，不仅预设了文化发展的单维过程，还要求后发国家将自己改造为文化上的“陌生人”。但结果却是文化移植带来价值观的混乱和冲突，核心价值解构和历史虚无主义使后发国家深陷冲突内乱，由落后到先进的文化线性演进并未发生。不仅如此，文化线性发展理论更加无法解释的是，发达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断发展，同样带来了主流文化认同解构，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极化政治和文化战争逐渐抬头。从理论上将多元价值观冲突和文化体制碎片化解释为“后现代”，并不能掩盖其带来的过度情绪化、不宽容加剧和反智主义等“前现代”文化特质。因此，从结构性视角来看，文化发展并不能以落后到先进截然二分，传统和现代文化中始终存有互为表里、对立统一的要素，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价值、规范和意义形成的文化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就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和西方文化甄别性接纳的统一，旨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塑造来保障中国发展行稳致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整合国家政治和文化要素的丰富思想遗产。例如：《公羊春秋》以“大一统”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理想形态；《汉书》解之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要求国家领土主权、权力结构、政令教化和风俗礼仪等多元一体、稳定协调之意；《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又有“天下为公”之说，是从选贤举能、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等方面构想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体现出鲜明的公益性；《论语》讲“和而不同”；《国语》也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意指事物的兼容性以差异性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大一统”是大型国家和复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是先贤在对数百年分裂战争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治理体系中需要存在一个能够发挥领导、组织、凝聚和协调作用的核心，统筹和调节国家治理各异质性要素。“公天下”是政治社会能够维持公平正义和团结发展的根本保证，任何试图将国家和社会变为私产的垄断行为都将促成和加剧社会分化对立，会导致国家生存面临严重内部危机。“和而不同”则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文化要素多元性与一致性的辩证统一，实质上也是“多元”与“一体”、活力与秩序的结构协调。一个国家只有以“大一统”“公天下”为纲，实现治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结构性整合，才能成就可大可久的发展前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团结。价值观多元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价值观念冲突被喻为现代社会的“诸神之争”，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分化因素。现代西方社会对文化和价值差异的整合越来越偏向个人权利以及法律程序，而不是历史文化的参照点或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即一种“程序主义共和国”的趋向。但事实是，尽管“正规的法律、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与制度十分重要，但它们自身却不足以保证现代社会获得成功”，社会存续还需依靠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国社会的价值整合为问题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的构建不仅维持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团结和发展共识，还对变化中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发挥了重要整合作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与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对话巩固了中国文化自主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史就是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维持自我主体意识和探索开放发展道路的发展史。一方面，文化的自主发展是政治和经济自主性的重要基础，兼具保存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和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保持独立性和非从属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既是为了以相同或相近制度结构降低世界市场交易成本，又意图以价值观塑造来维系东方对西方的从属地位，最终目标是长期攫取超额利润。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持在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上，长期积淀、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批判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以文化自主涵养政治经济自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地进入世界体系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中共识性价值追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种以西方为模板的“普世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超验主义和沙文主义。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拒绝对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横加评判指责；中国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决定了其上层建筑的特殊性，提供的“中国智慧”是发展经验而非门槛标准。这种包容性将有助于不同文明以发展为共识整合组织异质性、制度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以寓多元于一体的价值性整合为基础创造人类飞跃必然王国的文明形态。
五、 余论
西方现代化理论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但在经济上是高效的，而且推进了政治改革和文化发展；自由主义则使个人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消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权阶层，个体主义对个人努力和个人发展的刺激作用开启了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对比，亚当·斯密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为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有学者指出，在韦伯看来，使中国社会停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是由主导阶层的伦理和制度构建“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实进行的社会控制手段，本身却缺乏真实的内在内容”导致的。默瑞·N·罗斯巴德进一步提出，把市场上单一的个人草率地形成某种系统结构，“目标就是要摧毁劳动分工，实际上是摧毁人所特有的个性，达到不可避免的集体主义世界秩序”。现代化由此体现为传统社会应该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个体主义的伦理价值和自由主义的代议制度，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职能分解和结构分化。尽管现代化理论仍在不断发展之中，但更多是建立在对上述观点的先在接受上，或是使用立足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由之家”“Polity IV”等评价体系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是通过引入文化配置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建构“权力—文化”发展路径来补充传统的“经济—政治”框架，缺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反思。在这种语境下，整合被与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联系起来，由此带上了前现代和反理性的意味，而分化和分工则成了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的核心特质——整合带来停滞，分化促进增长。然而确实如此吗？
现实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奇迹”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威权主义论、统合主义论、收缩调适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等先后出场，或是从党和国家作为全能主义干预主体的作用出发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或是从党的社会渗透能力在范围和功能上的变迁解释中国的体制韧性，但这些理论都相对忽略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量既不是全能主义国家，也不是多元分化社会，而是一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分发挥结构整合与功能衔接作用的组织化政党。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了国家治理多元异质性要素间的“异质同构”，不断衍生着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人事、组织和制度结构。在经济体系上，充分整合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行政机构和行权体制保障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优化分配结构。在文化价值上，得以综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人类文明其他一切进步因素，塑造主流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有效抵御多元文化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迷思。从结构性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尤其强调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的结构整合与内部协调，形成一种多元融于一体、活力秩序相济的发展模式。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还实现了一种“复合整合性”。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以政治发展、经济活力和价值凝聚为框架的结构性整合，既体现在三者内部各要素之间，又体现在三者之间，还体现在包含着三者相整合的中国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多维度多层级的复合整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之间，基于经济基础对国家治理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完善，不断推动政治体制、行政机制和社会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总目标相调适，构建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相互涵养、互为支撑的国家发展结构。在中国通过整合式发展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坚守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文明互鉴的包容性，尊重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形成一种以共识塑造和价值整合为基础的共同发展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形成了分化与同构相协调、功能与过程相贯通、自由度与秩序性相统一的要素结构，实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科学互动，并推动了国内与国际、民族与世界、人类与自然等更为宏观的理论发展。总的来说，这种“复合整合性”既蕴含着中国文化从“慎微慎独”到“体国经野”再到“化成天下”，从个体的到国家的再到世界的，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相统一的整合特质，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在人与人的普遍联系中建构自由与解放，通过联合与团结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内涵，从而将活力寓于秩序、自由寓于共识、发展寓于整合。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