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心理与行为、计算政治学研究。

谢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

摘要

主观治理绩效如何影响政治信任？过去十几年里，涌现出大量关于政府治理与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主观绩效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条件尚未得到揭示。本文研究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以及美好生活感知和社会信心在其中的作用。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0个地级市的10320份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政府治理满意度能够显著增进政治信任，美好生活感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社会信心在政府治理满意度对美好生活感知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中，均发挥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以主观治理绩效的视角丰富了政治信任的制度解释和生成路径研究，启示我们新时代提升政治信任应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转变治理方式，更加强调民生导向和社会公平。

关键词

政府治理满意度；美好生活感知；政治信任；社会信心；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正文

一、引言

政治信任作为一种态度性的政治支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具有维护稳定、促进合作的功能，同时能够增加有序政治参与的动力，减少政治运行的成本。大量实证研究指出，政治信任促进了政治的良性发展，对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和居民幸福感等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的相关研究，这对不断提高公众政治信任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学界关于政治信任的概念主要有四种界定方式：一是政府信任说，将政治信任与政府信任等同；二是政治体系说，即认为政治信任是对政治体系和制度的信任；三是社会信任说，认为政治信任来源社会信任或后者属于前者范畴；四是政治机构说，将政治信任理解为对政治机构的信任。不同界定方法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将政治信任定义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或部分将产生符合预期的积极结果的信念。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也必然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政治信任的生成、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有效治理，甚至有学者指出“良好的治理绩效是政治信任的根源”。在有关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中，政府治理的客观绩效促进政治信任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对于主观治理绩效作用的研究相对缺乏。政府治理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治理实践的主观性评价，也是主观治理绩效的综合体现，聚焦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作用机制，有利于填补主观治理绩效方面的研究空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重要治理目标。政府治理既要关注总体的满意度评价，更要关注民众在具体需求维度上的主观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三感”也成为判断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程度的主要依据。根据前文对政治信任的定义，当政治系统产出积极的绩效并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时，政治信任将随之形成与加强。同时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处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受到自身环境和社会情境的双重影响，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既与其主观感受有关，又有赖于相关情境因素影响。作为反映社会情境因素的重要变量之一，社会信心强调人们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预期。当社会信心处于不同水平时,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主观感受会随之变化，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函数以及美好生活感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以美好生活感知所包含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并行中介变量，以社会信心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而探讨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理解政民关系的核心，其研究由来已久。随着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和批判性公民的出现，政治信任对政治稳定的作用愈加凸显，并在治理实践中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伊斯顿针对政治信任提出了政治支持论，并将政治支持划分为弥散型和具体型两类，成为后期众多学者讨论政治信任概念重要的学术基础。诺里斯将政治信任的客体分为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威，为理解政治信任的结构提供了框架。关于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解释路径，学界有文化视角和制度视角两种主流观点。文化视角从政治领域之外出发，认为政治信任产生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与社会信任关系密切，如马德勇认为威权主义价值观是中国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两者关系并不稳定。此后，王正绪又提出了民本主义理论，重新审视了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制度视角则认为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结果才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并特别重视客观绩效的影响作用。除此之外，个体特征论还从人口学特征和性格等角度讨论政治信任，近年来兴起的信息机制理论则以政治传播为主要研究视角，为制度和文化的解释提供了有益补充。在以上几种观点中，制度理论可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和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中国国情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根据政治信任的制度解释，良好的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满意度既是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反映，也是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仍属于制度理论范畴。此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满足公民需要，公民的主观满意度在某种程度上比客观治理绩效更能直接反映出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政府治理满意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政府治理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边晓慧和杨开峰发现，客观绩效和政治信任之间未必存在正相关关系，需要特别关注“主观效应”。孟天广则通过对县级政治信任的研究发现，治理绩效的主观评价能够很好地解释政治信任。罗爱武从政策结果、政府过程和政府形象三个方面，验证了主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正面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H1：公众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与其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美好生活感知:连接治理实践与政治合法性的桥梁

美好生活是个体在一定标准下对当前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结果。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相比，美好生活兼顾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个维度，且天然地蕴含了对现实生活的价值标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集中体现了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党和政府的治理目标，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本土色彩的概念，获得感是一种在需求得以满足的客观基础上所引发的公众的情感体验，是衡量改革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的重要标准，反映了政府治理水平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情况。安全感是个体对自身、社会与国家现状和未来所持有的长期而稳定的心理预期，在内容上包括人身安全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安全需求。更进一步，保障公民各项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提升民众的安全感，也是政府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体现。而本文所指的幸福感侧重心理学上的主观幸福感,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生活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幸福感建立在获得感与安全感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客观生活状况与美好生活期待相一致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感，集中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政府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治理目标，通过提升治理能力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民众，在不断增加社会总体福祉的过程中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政民互信关系。在有关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既有研究中，已有研究者开始涉及“三感”与政府治理、政治信任等的关系内容。如有学者指出获得感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政府质量提升对公众的幸福感正向影响明显，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与其安全感之间呈正相关，等等。一方面，“三感”体现了治理绩效转化为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三感”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生活的切身感受，对连接治理实践和政治合法性具有关键作用。然而，既有的研究更多是对治理绩效和政治信任影响机制的分析，而对基于“三感”指标的公众美好生活感知的作用重视不够，其中多数研究仅考虑到三者的单独关系，缺乏统一的检验分析。

据此，提出假设H2：在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中，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

社会信心指民众对于当前社会运行以及个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综合研判与心理预期，建立于人的客观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心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生活在层层嵌套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与作为社会整体环境的宏观系统相互影响。在心理层面，个体心态隶属于微观系统范畴，而以社会信心为代表的社会心态则隶属于宏观系统范畴，二者是相互构建的关系。从宏观影响微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信心通过价值观念、精神信念、社会期待等影响个体的微观系统，进而形塑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

一方面，在政府治理满意度影响政治信任的前提下，社会信心会使个体在意识或无意识层面调整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进而形成对政治系统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美好生活感知的中介作用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在社会信心促使公众对于社会公平、民生福利和个人发展等保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个体的美好生活预期会通过暗示、感染和模仿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趋于稳定，从而影响政府治理满意度对美好生活感知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影响美好生活感知在中介作用中的心理机制。因此，在政府治理满意度影响政治信任的关系中，宏观系统对微观系统的作用，既可能表现为社会信心对政府治理满意度影响政治信任的直接效应的调节，也可能表现为社会信心对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美好生活感知影响政治信任的间接效应的调节。

具体而言，较高水平的社会信心，不仅使个体对政治系统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同时也对其自身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判断产生影响。受此积极心态的调节，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重要性相对削弱。当社会环境表现出积极向好时，个人对美好生活始终持有良好的预期。在此条件下,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公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有所减退。反之，当社会信心低迷时，个体缺少外界积极环境对心态的支持、调节或干预，此时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作用相对突出，政府治理的质量对公民美好生活感知也更加重要。此外，社会信心的降低，不仅削弱了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美好生活感知的关系，而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美好生活感知向政治信任转化。因此，社会信心调节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在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间的中介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H3a：在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中，公众的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3b：在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美好生活感知的关系中，公众的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3c：公众的社会信心对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见图1。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于2020年2月19日—3月3日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实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20年）”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面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0个地级市进行数据收集，在对完成时间、样本信息和数据质量进行三重清洗后，最终获得有效数据10320份（包括5%的备份数据）。除西藏外，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量分别在59—821个，各省平均样本数为333个。其中，受访者平均年龄31.54岁（18—72岁），男性5658人（54.83%）、女性4662人（45.17%）；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279人（2.70%）、“高中/中专/技校”的1530人（14.83%）、“大学专科”的3710人（35.95%）、“大学本科”的4517人（43.77%）、“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284人（2.75%）；人均年收入“2.4万元及以下”的1491人（14.45%）、“2.4万—6万元”的3314人（32.11%）、“6—12万元”的4042人（39.17%）、“12万元以上”的1473人（14.27%）；户籍为“本地城镇”的5963人（57.78%）、“本地农村”的2719人（26.35%）、“外地城镇”的1196人（11.59%）、“外地农村”的442人（4.28%）；都会区（主要指四个直辖市）692人（6.71%）、东北地区799人（7.74%）、中部地区2698人（26.14%）、西部地区2621人（25.40%）、东部地区3510人（34.01%）。

（二）变量测量

1.政府治理满意度

依据调查执行时所处的社会情境，通过问受访者“政府对疫情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其满意程度如何”来测量其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情况；测量采用五点计分方式进行得分计算，备择选项中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对应计分1—5分。

2.政治信任

采用孙昕等人编制的问卷对政治信任进行测量，该问卷由单一维度构成，所含5道题目采用六点正向计分，从1到6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测量分数通过所有题目得分加总取均值获得。其中，利用本次调查数据计算得出，其信度系数为0.76。

3.美好生活感知

采用郑建君编制的由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个分量表构成的调查问卷，该问卷采用七点计分，从1到7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最终将所有题目得分加总取均值获得。获得感分量表包含有11道题目，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自我实现三个维度各自包含测量题目4道、4道、3道，对应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8、0.88和0.73，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85；结构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表现良好，χ2=448.16，df = 17，CFI=0.98，TLI=0.97，RMSEA=0.050，SRMR=0.019，题目载荷在0.59—0.72。

安全感分量表包含有9道题目，即时性维度和预期性维度各自包含测量题目4道、5道，对应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1和0.71，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83，结构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表现良好，χ2=1328.15，df=26，CFI=0.95，TLI=0.92，RMSEA=0.070，SRMR=0.032，题目载荷在0.51—0.66。幸福感分量表为单维测量结构，包含5道题目，信度系数为0.87；采用主成分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0.87、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23465.10（p<0.001），在未旋转的情况下，所有题目汇聚在一个维度上且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66.14%，题目载荷在0.80—0.82。

4.社会信心

根据褚松燕、张彦等人的研究发现，郑建君等人从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切入，编制了8道题目对社会信心进行测量。该问卷采用六点计分方式，从1到6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测量分数通过所有题目得分加总取均值获得。其中，利用本次调查数据计算得出，其信度系数为0.82。

（三）统计分析策略

采用SPSS26.0和Mplus8.0对数据进行管理与分析。具体的统计分析包括如下步骤：第一，对所关注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合以往研究及本文中人口学统计指标与核心变量的相关性程度来确认本文所需控制的变量；第二，采用分步回归分析对并行多重中介效应及社会信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第三，采用Bootstrap法对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对被调节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核心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政府治理满意度以及美好生活感知中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均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相关；除安全感之外，社会信心与获得感、幸福感以及政治信任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此外，结合以往研究与本文相关分析结果，将年龄、性别、学历、个人年均收入、户籍类型和政治面貌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模型检验，并对其中的类别变量进行了虚拟变量转化处理。

采用先验问卷结构法对获得感、安全感两个变量的题目进行打包处理，并利用上述两个变量打包处理后形成的新观测指标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主要变量的区分效度。在六因子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七个备选竞争模型。其中，模型A将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B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C将获得感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D将安全感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E将幸福感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F将政府治理满意度和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G将政府治理满意度、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子。结果如表2所示，包含有六个因子的基准模型的拟合结果最好，表明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考虑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干扰影响，利用两种统计方式予以检验。一是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基于主成分法对主要变量的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情况下，首个因子对总方差变异的解释率为34.30%（低于40%）。二是利用所有测量题目构建单因子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其拟合结果不佳（χ2=17262.70、df=166、CFI=0.83、TLI=0.81、RMSEA=0.100、SRMR=0.076）。由此认为，本文所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并行多重中介作用检验

在对本文核心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步回归分析对政府治理满意度的主效应以及美好生活感知中“三感”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具体见表3），结果显示：第一，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主效应显著，b=0.35、se=0.01、t=43.55、p<0. 001；第二，政府治理满意度对获得感（b=0.36、se=0.01、t=37. 23、p<0.001）、安全感（b=0.39、se=0.01、t=47.29、p<0.001）和幸福感（b=0.35、se=0. 01、t=26.18、p<0.001），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第三，将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纳入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回归方程后,政府治理满意度预测效应依然显著（b=0.10、se=0.01、t=14.77、p<0.001）。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对并行多重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总的中介效应值为0.253，占总效应的71.67%；其中，获得感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57），95%置信区间分布在0.047—0.068；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84），95%置信区间分布在0.169—0.199；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12），95%置信区间分布在0.006—0.017；此外，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值，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三）社会信心对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对预测变量、调节变量等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后，控制相关人口统计学指标，分别对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具体见表4），结果显示：第一，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社会信心对获得感的交互影响显著，b=-0.05、se=0.01、t=-4.35、p<0.001，第二，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社会信心对安全感的交互影响显著，b=-0.07、se=0.01、t=-7.93、p<0.001；第三，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社会信心对幸福感的交互影响显著，b=-0.09、se=0.01、t=-5.13、p<0.001；第四，在同时纳入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后，政府治理满意度与社会信心对政治信任的交互影响显著，b=-0.05、se=0.01、t=-6.70、p<0.001。

进一步分析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对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高低分组划分，并绘制交互作用图。同时，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在社会信心低分组（bsimple=0.19、se=0.01、t=18.15、p<0.001）与高分组（bsimple=0.14、se=0.01、t=11.46、p<0.001）中，公众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均显著（具体见图2），且两个组别中影响效应差异显著（Z=3.54，p<0.001）；在社会信心低分组（bsimple=0.22、se=0.01、t=26.81、p<0.001）与高分组（bsimple=0.14、se=0.01、t=15.24、p<0.001）中，众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其安全感的影响均显著（具体见图3），且两个组别中影响效应差异显著（Z=5.66，p<0.001）；在社会信心低分组（bsimple=0.25、se=0.02、t=15.22、p<0.001）与高分组（bsimple=0.14、se=0.02、t=7.98、p<0.001）中，公众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具体见图4），且两个组别中影响效应差异显著（Z=3.89，p<0.001）；在社会信心低分组（bsimple=0.10、se=0.01、t=13.28、p<0.001）与高分组（bsimple=0.04、se=0.01、t=4.79、p<0.001）中，公众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均显著（具体见图5），且两个组别中影响效应差异显著（Z=4.24，p<0.001）。

有关社会信心对中介效应的调节影响检验，通过Process宏程序采用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进行，结果如表5所示：在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美好生活感知对其政治信任影响的并行多重中介路径中，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在社会信心高分组和低分组人群中，获得感（低分组中介值为0.020、高分组中介值为0.014、差异值为0.006)、安全感（低分组中介值为0.066、高分组中介值为0.042、差异值为0.024）和幸福感（低分组中介值为0.012、高分组中介值为0.007、差异值为0.005）的中介效应值，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五、讨论与总结

（一）结果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如何对政治信任施加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美好生活感知的中介效应和社会信心的调节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并展开讨论。

第一，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公众基于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评价感知与其政治信任之间的显著正向关联，本结果与既有研究所发现的“治理绩效主观评价是影响政治信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结论相一致。本文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政府绩效评价的内涵理解，并进一步验证了公众的政府绩效主观感知对政治信任的积极效应，为政治信任的制度解释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治理绩效仍然是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基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所指代的公众美好生活感知，在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和既有研究中关于获得感与政府治理、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并通过获得感在政府治理与政治信任之间建立了联系。此外，在已有研究关于政府治理与安全感及幸福感的相关性结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安全感与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回应了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显著相关性，考察了美好生活感知作为一项整体性概念如何连接治理实践与公众的政治态度心理。本文结论揭示出，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在促使民众将政府治理满意度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公众政治信任态度的间接影响。

第三，本文发现，社会信心在反向调节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关系的同时，还对政府治理满意度通过美好生活感知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具有调节作用，这与Keller等人关于社会信心能够调节外部影响的研究发现相近。在高水平的社会信心下，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及美好生活感知的关系更加稳定，这一现象的产生逻辑可能与社会信心的心理缓冲作用有关，但具体的解释仍需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本文的发现，不仅确认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影响政治信任的边界条件，还填补了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研究中社会情境缺位的空白，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验证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于人的行为与所处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观点。

（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对加深理解政治信任形成来源、有效加强公众政治信任态度水平等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第一，政府治理满意度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为此要特别关注和努力实现“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从宏观层次来看，政府应切实优化各类制度设计、高效履行各项职能，为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宁而不懈努力；从微观层次来看，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焦民生改善、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第二，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感知是政治信任产生的重要环节。这启示我们，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另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创新治理方式，以情感治理加强政府与民众的心理联系，从而使治理满意度更好地转化为政治信任。第三，社会信心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稳定剂”，要注重增强民众对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向预期。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在“增速换挡、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证经济社会稳健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此外，要着力改善居民就业、收入分配等领域，做好民生的兜底保障工作。

（三）研究展望

本文考察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如何转化为政治信任及其生成条件，在获得一些有益发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关于政府治理满意度对公众政治信任态度的影响检验发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确认。未来研究可采用对预测变量、结果变量按照先后顺序搜集数据的方式，以进一步增强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确认性。第二，美好生活感知在政府治理满意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还有其他中介变量存在的可能，如政治参与和公平感知等常见的前置变量，应当在未来研究中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予以探讨。第三，本文证实了政府治理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治理绩效的积极影响，但在测量时具有笼统性，忽略了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之间、不同治理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有研究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地方发展和再分配的财政投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甚至呈现正向和负向的区别，同时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政治信任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未来研究对治理绩效的测量操作化，应进一步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