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青年骨干。

吴润琏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是人民群众对政治系统认同状况的直接体现。作为公众美好生活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而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关注相对缺乏。文章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条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得有效数据11000份，假设检验结果显示：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制度化政治参与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治价值观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中，个体的中兴政治价值观水平越高，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发现加深了对公众获得感影响政治认同的机制及作用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为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激发制度化政治参与、加强政治认同建设等提供了有益的实证支持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获得感；政治认同；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价值观；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一、引言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民心是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客观反映，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我国在迎来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各种思想观念多元并存、交织碰撞，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作为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系统的心理归属、情感依附和行为支持，政治认同的加强不仅事关我们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基础，更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政治认同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

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利益因素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的观点，人们基于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结果形成认知单元，而认知单元会通过心理反应过程造成情感反应。在个体预期利益转化为现实利益的过程中，当其期望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时，对应的获得感便会逐渐产生。这种获得体验能够促使民众在形成利益认同的同时，产生对政治系统（包括政府行为等）的信任，进而形成搭建公民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已有文献指出，通过公众获得感可正向预测其政治认同，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取决于其内心的计算与衡量，主体的获得感水平不同也会相应导致认同感水平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对公众获得感与其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的关注仍相对缺乏，特别是关于公众获得感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其政治认同以及上述影响关系的形成条件等，仍需给予更多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正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转而对精神层面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要求政府拓展各种制度化参与途径和渠道。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当公众的各类需求得到满足进而产生不同向度的获得感时，积极的情绪体验会推动其产生更强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而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个体的角色认同和自信心也会随之得到增强。由此形成的积极心态，将促使个体的获得感在参与实践中逐步转变，即从单纯寻求个体满足过程的主观认知，转化为一种具有高度指向性的情感体验，进而形成对所属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

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具有重要影响，其不仅能对行为动机进行支配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预测作用。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处理情境特征时，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将会指导或约束其特定认知、情感和潜在行为的激活。另一方面，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在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多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展现出对个体积极行为的引导，进而推动其获得感向政治认同的转变；另一方面，作为个体认知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依据标准，价值观对个体的归因内容与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到本研究，基于不同程度的政治价值观偏好，个体会对其获得感的主要来源进行不同的归因倾向，进而采取相应的政治合作行为（例如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并对其政治认同的形成及水平高低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构建了以获得感和政治认同为主体的分析模型，并在具体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合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进行深入挖掘与探究，同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分析获得感如何在促进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其政治认同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关注政治价值观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调节作用，重点讨论政治价值观在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导向作用。通过探讨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结果将进一步丰富获得感和政治认同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能为党和政府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获得感的意义

作为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理性预期、理性支持等政治取向，民心向背直接关乎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是否稳固。民心所向的政治系统，最直接的体现是获得公众高水平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是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公众政治认同的产生与维系，不仅受到其所处政治系统治理效能及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如获得感）及其与政治系统互动效果（如政治信任）的作用。其中，作为个体与政治系统进行物质利益互动所产生的主观心理变量，获得感是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认知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基于“客观获得”上的主观感受。以发展为前提，以民生为重点，以政治权利实现为保障，获得感对公众政治认同感的激活、维系与增强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与政治系统互动的过程中，获得感是公众对其客观权益获得所进行的主观认知评价，政治认同是公众对其所属政治系统产生归属或依附的情感反应。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个体与特定情境互动时，被激活的认知单元对情境的意义进行编码，从而形成对自我与情境的预期，并最终刺激情感单元产生特定的感受、情绪和情感反应。具体到本研究，当公众形成较高水平的获得感时，其对自身实际利益获得及所处政治系统提供的机会具有较为全面的认知，通过对政治系统的功能、目标与绩效进行编码，进而对自我政治属性及政治身份形成正向判断；基于此，个体对自我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实现可能形成积极预期，从而刺激情感单元并产生指向政治系统的归属感，最终形成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与情感。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制度化政治参与：公众的一种政府合作行为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众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非职业行为。同时，作为公众的一种政府合作行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维系与加强受到公众变量（如获得感）、社会变量（如政治信任）与心理变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研究指出，公众对自身实际利益获得感知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其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强化提升公众获得感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和考量，已作用于客观上有利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环境的夯实与强化。此外，当获得感增强时，公众往往倾向于通过采取积极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方式，来促进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与良性发展。因此，公众获得感的增强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在受到公众主观感知（如获得感）影响的同时，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预测变量还会作用于公众对政治系统的反应（如政治认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指出，在个体被激活的认知单元对其情感单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会动员与自我目标的互动机制发挥作用，个体在参与政治活动的互动中，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对其政治认同具有一定的能力要求，还会通过对政治认知的调节来激发其正向情感。研究发现，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认同发挥着重要的预测作用。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从促进公众与政治系统利益分配的角度，不仅有助于公众对其物质利益获得保障等现实权利的实现，使其在认知和行为层面更加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还会促使其对政治系统运行质量及效能产生更为全面稳定的认知和积极正向的评价，最终激发其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反应；另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在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和力量，而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其在里里外外的人格和责任，并对自我政治身份和政治归属形成最终指向政治系统的身份归属和心理归属。因此，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与政治认同正向关联。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政治价值观是个体对所处政治系统及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的反映，对个体行为选择具有重大评价作用与价值选择上的规范。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目标与价值在规划个体的预期、行为和情感中起着重要作用。价值观的形成、提升往往伴随其对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感知、认识，而价值观持有状况则反映了个体对政治系统运行效率、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知与评价倾向，同时，价值观不仅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启动与影响因素具有调节作用，还在个体政治单独发挥作用，还可能在其他变量的影响关系（如娱乐电视和政治参与）中发挥调节作用。

一方面，个体会根据自身的认知选择和价值取向，全面评估自身利益获得与政治系统运行的关系；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特征概括为“兴义民群”，强调其在结构兼具心灵发生的理性和强司向民的拘求两个方面。据此推测，当政治价值观水平较高时，个体往往能将自身获得感与政治系统的作用和影响相联结，从而促使公众通过积极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来表达、诉求、维护和巩固权利。相反，当政治价值观水平较低时，个体对自身利益获得与政治系统的认知和判断往往不具获得感的提升，难以有效转化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行为。另一方面，在激发、维系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影响是收看政治向生成的基础和条件。看待而当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越高时，公众对政治系统资源分配和利益共享等职能作用的感知，对政治系统资源分配和利益共享等职能作用的感知，对政治系统的参与意愿与行为最终会激发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归属。反之，当政治价值观水平不高时，公众对政治系统通过资源分配、利益共享机制促进自身利益获得缺乏充分的认知预期，这会削弱公众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实践，进而影响公众政治认同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政治价值观在公众获得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影响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政治价值观在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同时政治价值观对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认同的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个体的政治价值观水平越高，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关系中的间接效应越正向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价值观作为中介与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项目于2024年3月23日至31日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实施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正式调查前，研究团队对问卷内容与参与对象进行了预测试与优化。在分层抽样的框架下，本研究严格控制了样本在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上的分布，最终共抽取了11000名受访者，在层层筛选与数据清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1000份，其中，样本覆盖8个年龄段，占比最大的为18-44岁（42.34%），受访者年龄范围为18岁至74岁，平均年龄40.34岁。

（二）变量测量

1. 核心变量测量

- 获得感：采用成熟量表，涵盖物质生活、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维度，6点李克特计分。

- 制度化政治参与：测量投票、信访、听证等制度化参与行为的频率与意愿，6点李克特计分。

- 政治认同：从情感归属、认知评价、行为支持三个维度测量对国家与政治系统的认同，6点李克特计分。

- 政治价值观：测量对民主、公平、法治等核心政治价值的认同程度，6点李克特计分。

2. 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以及对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的评价（6点李克特计分）。

（三）统计分析策略

本研究借助SPSS 24.0对原始数据进行清理、编码与基础处理，随后使用Mplus 8.3完成模型设定及假设检验。研究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的结构合理性与核心变量的区分效度；同时运用两种互补技术检验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其次，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再次，在结构方程模型（SEM）框架下对理论假设展开实证检验，并利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估计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置信区间。最后，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原则，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的间接效应差异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及同源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针对核心变量开展区分效度检验。将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变量纳入模型中，构建四因素基准模型以验证变量间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四个核心变量进行不同组合，分别构建了四个备选的竞争模型。竞争模型的具体形态如下：模型A将“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B将“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C将“政治价值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D则将“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认同”合并为一个潜变量。通过对四个竞争模型与四因素基准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发现，四因素基准模型在各项统计指标上均表现更好，各指标值为：χ²=3178.96，df=98，CFI=0.96，TLI=0.95，RMSEA=0.053，SRMR=0.041。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四个核心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重叠，潜在结构清晰可辨，区分效度达到统计标准，表明模型构念设置合理，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提供了坚实基础。

为避免数据获取过程中同源偏差对假设检验的干扰，根据相关建议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事后统计分析，以排除可能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在未旋转的情况下，通过主成分分析对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首个公共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率仅占21.63%，明显低于学术界普遍采用的40%判断标准，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次，本研究采用未测单一潜在方法因子控制法进行检验。具体操作为，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控制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形成同时具有方法和特质两种类型的双因子模型，结果显示，相较于基准模型，其各项指标的拟合效果并未发生显著提升，χ²=4574.26，df=97，CFI=0.94，TLI=0.93，RMSEA=0.065，SRMR=0.101。总体而言，上述两种检验结果均支持本研究数据在共同方法偏差方面的可靠性，未发现明显的偏差风险。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呈现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分析结果。分析发现，获得感、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认同与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性别、学历、个人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及受访者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核心变量之间亦存在显著相关。为提高模型解释的可靠性，后续假设检验阶段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处理。

（三）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研究假设检验阶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对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则通过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分别进行估计。在假设检验之前，为防止多重共线性干扰，本研究对类别变量进行两种处理：一是将人口学特征的性别变量转化为哑变量；一是将学历（将“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5）、月均收入（将“2000元以下”到“10000元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4）等变量做赋值处理。随后，在模型分析中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月均收入、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等变量，对核心变量间的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直接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79、SE=0.07、p<0.01）。进一步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获得感显著促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效应值为0.607、SE=0.011、p<0.01），而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同样显著（效应值为0.181、SE=0.10、p<0.001）。通过间接效应检验发现，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间接影响政治认同，该中介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110、SE=0.006、p<0.01）。此外，政治价值观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效应值为0.233、SE=0.021、p<0.001），且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效应值为0.069、SE=0.019、p<0.01）。

在公众获得感影响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此，本研究遵循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分析原则，采用选点法绘制其简单效应图（见图1），并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获得感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效应，在政治价值观得分高、低分组均具有显著性。其中，在政治价值观得分较低组中的效应值为simple slope=0.580、SE=0.010、t=-56.593、p<0.001，而在得分较高组中的效应值为simple slope=0.633、SE=0.011、t=-59.712、p<0.001。进一步的斜率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政治价值观水平的差异会显著调节公众获得感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Z=3.565、p<0.001）。

（四）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IMM）进行计算，其数值为0.016、SE=0.003、p<0.001、95%CI为[0.006,0.020]。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原则，将政治价值观划分为高、低分组，以检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治价值观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变化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在政治价值观得分高、低分组中均显著，且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效应差异同样具有显著性。具体而言，在政治价值观低分组中，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间接效应为0.105、SE=0.007、p<0.001、95%CI为[0.094,0.118]；而在政治价值观得分较高的群体中，该间接效应为0.116、SE=0.005、p<0.001、95%CI为[0.103,0.128]。进一步比较发现，两组间的间接效应差异显著，其差异值为0.011、SE=0.005、p<0.001、95%CI为[0.005,0.015]，表明政治价值观水平显著调节了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认同的作用路径。

五、分析讨论与总结

（一）公众获得感到政治认同：过程与条件

本研究以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与条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政治价值观正向调节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关系中的间接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即个体的政治价值观水平越高，显著增强了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其政治认同的影响。

首先，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本研究对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丰富了公众获得感及政治认同研究领域的成果。以往关于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大都相对不足，例如有研究认为提升政治获得感是降低政治落差而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现有研究证实了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本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公众获得感与其政治认同之间的具体机制与条件，为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单元的出现提供了支撑。公众获得感的提升能够使个体在政治系统的有效加强，从而使个体的政治能够得到政治认同的有效加强。此外，作为个体与政治系统互动结果的感知，获得感使个体在与政治系统的利益互动机制中，使其产生、维系和加强对持续的动力支持。本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关系的认知，还拓展了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公众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范围。

其次，本研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为中介变量，构建了获得感、制度化政治参与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路径模型，以分析公众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机制过程。具体来看，研究结果验证了制度化政治参与在这影响机制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参与动机，并通过积极的参与行为表达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而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深度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政治系统的认知与情感，进而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个体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情感。本研究采用了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个体认知（获得感）激活与可塑性这一视角，揭示了个体在获得感激活的过程中，如何将政治参与行为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与认同，为进一步理解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有益尝试和补充。

最后，本研究通过检验政治价值观在模型及验证参与中的企业效应的验证，进一步厘清了公众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作用条件。具体来看，政治价值观调节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一方面，作为一种政府合作行为，公众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受到政治系统自身因素以及已有政治参与经验的影响，还受到个体自身价值观的作用。研究结果主要集中探讨政治价值观对参与行为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则将政治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获得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本研究突破以往关于政治价值观直接对政治认同发挥作用或在其变量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关系中中介作用等既有认识，验证了政治价值观作为第三方变量所具有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1. 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并验证了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

2. 拓展了制度化政治参与在获得感与政治认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为理解公众政治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3. 明确了政治价值观在获得感向制度化政治参与转化中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政治价值观对政治行为影响的理论认识。

实践启示主要包括：

1. 持续提升公众获得感，夯实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重点关注民生改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2. 健全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畅通公众利益表达途径，强化公众对政治系统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治价值观教育，引导公众将个人获得感与国家发展、政治认同相联结，提升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理性化水平。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

1. 数据为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变量间的长期因果关系。

2. 变量测量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

3. 未考虑区域差异、代际差异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结合客观行为数据与实验法，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可拓展研究情境，探讨不同区域、群体中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影响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