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璇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教。

【摘 要】作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相较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在理论建构、研究规范、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亟待进一步突破和提升。中国政治心理学未来的发展应在概念发展、范式方法、议题聚焦等方面坚持自主与开放的路径原则，并且克服目前教材不多、课程不足、队伍不壮、交流不够、成果不丰等问题。只有坚持不因自主而自大、不因开放而迷失，中国政治心理学才会有大发展、真发展。

一、 引言

作为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政治心理学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学与心理学领域的共有现象进行研究，如今已经成为认识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学科工具。在过去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政治心理学经历了2000年以前的形成阶段和2001年至今的初步发展阶段。尽管学科发展还有待成熟，但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及成果累积，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从理论价值而言，政治心理学是融合了政治学宏观研究视野与心理学微观研究视角的交叉学科，研究内容涉及个体、群体与组织、社会与国家以及文化四个层面，具有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内容的独特性、研究路径的双向性和研究方法的融合性等特点。在中国发展政治心理学，不仅可以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究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规律，也可以为解读特定情境下政治过程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学科支撑。就现实意义而言，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复杂交织、共同富裕进程亟须扎实推进等现实背景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读民心和民意、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滞后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在理论建构、研究规范、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尚有不足，亟待提升。如何在中国政治心理学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突破，找到属于中国政治心理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和路径，是众多研究者面临的课题。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思考，并对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整体性的研判，提出要坚持自主与开放的发展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要“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还要“坚持守正创新”。那么，从自主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并结合本土实际，建构本土化理论和话语体系，开启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从开放的角度来看，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积极进行理论对话、展开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地政府信任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下，对公众参与产生的效应是否会不同？通过多项式回归，我们对央地政府信任进行了更细致的解读，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发现。那篇文章得出了新结论：在对央地政府信任一致的情况下，公民参与和央地政府信任是呈正相关的，即对央地政府的信任越一致，公民的参与感越强或参与意愿越高。而在对央地政府信任不一致的情况下，央强地弱和央弱地强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可见，尽管是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内堪称经典和权威的观点、理论，也有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的空间。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也能对经典议题进行更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得到令人惊喜的研究发现。

二、何以“自主与开放”

无论是学科内在的发展需求，还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召唤，都亟须中国政治心理学找到更好的去向。那么，何以“自主与开放”？本文所指的“自主与开放”，不单单指向中国或者西方，也包括学科和方法层面。针对这一问题，基于我们教研实践的一些思考，本文将从概念发展、范式方法、议题聚焦三个方面论述如何从自主与开放的视角助推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一）概念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学的学者们在本土化发展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形成了利益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区域国别学、政治文化学等一系列成果。未来，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也应在本土化和国际化方面不断取得突破，而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概念发展方面。概念发展需要从“道”和“术”两个角度阐释。其中，“道”本质上基于本位与客位的视角，而本位与客位则具体包括本土与国际、书本与实践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许多研究政治心理学的专家学者，对此都有深度的关注和独到的思考。例如，刘伟从本土视角关注和推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提出要发展“基于中国治理场景的政治心理学”；季乃礼提出探讨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两大判断标准：一是放眼西方，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同样认为，要加强本土化和国际化融合的发展路径。因为只有在紧跟国际前沿、守住本土一体的情况下，政治心理学才是有灵魂的、有味道的。我们不仅要增强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开放性，借鉴西方政治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更要自觉增强研究的自主性，积极进行本土构建，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政治心理学资源，充分研究本土文化和现象，创造性地提出本土化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政治心理学理论，为学科发展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

另一方面，在研究或关注政治心理学问题时，究竟应该基于何种基础——是在书本上、文献里去找到问题，还是从实践沃土中去发掘问题？作为资深的政治学学者，王丽萍教授提出了“一种学科，一种资源”的观点，这一观点阐明了理解政治心理学的两个重要维度，即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心理学是经验性和积累性的知识领域；作为一种资源，政治心理学可以为其他学科和社会实践提供支持，成为解读民众心理、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美学”。可见，政治心理学在研究者们努力不懈、代代相继的知识生产中，逐渐形成分支学科的雏形。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心理学必须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它必须回应和映照社会现实，成为支撑社会实践和政治发展的有益资源，才不会沦为故纸堆里的小众读物。近些年，学界对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从“民心政治”“美好生活感知”“情感治理”“治心”等角度出发，构思化解治理难题的宏观或微观方案。以“获得感”为例，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获得感”概念后，安全感、幸福感和对美好生活的感知等概念迅速成为社会人士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涌现出众多有意思、有启发的研究。因此，政治心理学只有牢牢扎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持续汲取现实养分，才能不断打开独特的研究视角、拓展研究内容。

在“术”的层面上，概念发展要特别注意，对中国人、中国本土相关概念的理解，应更贴合中国实际和表达习惯。目前很多研究中应用的量表是从国外引进的，然而，这些量表是否真的适合中国公众，能不能测出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心理或政治态度，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概念界定和变量测量层面，需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要从本土现象入手。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所描述的概念，应当是本土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见可感的，而非从国外生搬硬套的或普罗大众知之甚少的，测量题项的设计需要根据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调适，避免水土不服。

第二，要注意概念结构的构建。因为在不同情境下，民众对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政治效能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但每个人的内外部政治效能感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每个人的政治效能感都处在较高水平，能达到影响和感知回应的程度。中国民众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公众、学者的理解存在差异。以身处中国乡村的农民为例，他们在政治效能感上的差异更为明显。若笼统地进行概念测量，不对概念进行建构和划分，很难得到精准的结果。因此，研究者需要更精细地构建概念结构和量表结构，以期得到准确可靠的研究结论。

第三，要严格测量题项的编制。编制量表要遵守测量学的基本要求，问卷的题目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要依照一套严格的测量学标准流程操作，这不仅需要从基础理论和实际调查出发建构题项，还需要严谨的审校和一定范围的样本检验，经过反复验证后，才能开发出信效度良好的成熟量表。

（二）范式方法从范式方法角度进行剖析，需要再次审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背景构成。本文认为，可以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背景构成总结为“2+N”。其中，“2”是指政治学和心理学，“N”是指其他学科。不管是基于政治学的政治心理学，还是基于心理学的政治心理学，母体学科的总构成是不变的，即今天所说的“大政治学”和“大心理学”。除了这两者之外，政治心理学之所以被称为交叉学科或应用学科，是因为它深受其他学科的滋养，包括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这些学科也在向政治心理学输出概念、方法、观点和理论，构成对复杂政治心理现象的解释基础，使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和创新。因此，在交叉、交融的多元学科背景下，必须重视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方面：实证与规范、传统与新兴。一是实证与规范。对于政治心理学研究来说，实证和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及其包含的经验研究、量化研究，主要聚焦于“让数据说话”和问题的解决；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多的是在进行现象解释和观点生产。因此，这两种范式以及派生出来的具体研究方法、技术是不同的。尽管二者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取向和分工不同，但这两种范式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需要齐头并进。在分析范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上述两种范式中的任何一种，要有意识地开展基于多元范式设计的混合研究，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提升理论和结论的解释力。二是传统与新兴。传统与新兴指向的是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些又是与时俱进、不断迭代变化的。目前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政治学量化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实验法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和微信、微博、抖音等传播媒介的普及，我们需要将传统的问卷调查、实验研究与新兴的方法和媒介予以融合，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进行选择，使研究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更具科学性和灵活性。

除了方法层面，政治心理学的学科意识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需要向兄弟学科与专业不断地汲取和学习。以政府信任为例，被普遍接受和讨论的是“层级差异”观点，即在“央强地弱”的情况下，民众对中央政府更加信任，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则相对较弱。实际上，“差序政府信任”的判断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大部分研究的测量方法是将中央政府信任得分减去地方政府信任得分，或通过百分比比较，但这只能反映总体趋势，而个体对央地政府信任的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受到制度、绩效感知、文化偏好、价值取向、个人接触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群体在评价不同层级政府时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也各有差异。我们研究发现，央地政府的信任可以划分为不同象限：从类型学角度来说，可以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与“低”，将央地信任分作四种类型，即“央强地弱”“央地皆强”“央弱地强”“央地皆弱”。受到一篇管理学的文献所用方法的启发，我们将其引入政府信任的研究，从而提出了新的概念———“央地政府信任”一致性矩阵模型。具体研究聚焦的假设为，在央地政府信任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下，对公众参与产生的效应是否会不同？通过多项式回归，我们对央地政府信任进行了更细致的解读，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发现。那篇文章得出了新结论：在对央地政府信任一致的情况下，公民参与和央地政府信任是呈正相关的，即对央地政府的信任越一致，公民的参与感越强或参与意愿越高。而在对央地政府信任不一致的情况下，央强地弱和央弱地强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可见，尽管是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内堪称经典和权威的观点、理论，也有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的空间。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也能对经典议题进行更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得到令人惊喜的研究发现。

（三）议题聚焦所谓议题聚焦，笔者将其总体概括为“一根五枝”（如图1所示）。其中，“一根”是指基本理论构建，“五枝”则分别对应政治心理学五个方面的具体研究问题。

没有基本理论构建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决定了一个学科与专业的厚度和深度，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功效与指导功能。随着研究的积累、对政治心理学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理论构建的认识愈发清晰，研究情境、研究对象、研究数据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则将指引研究者沿着基本的框架逻辑印证和检验不同的研究议题，给予研究坚实的学理支撑。在基本理论构建过程中，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应该受到重视。

一要重视政治心理学学科史研究。学科史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需要进行系统全面、科学合理的梳理与建构，否则会使整个学科根基不牢。特别要提到南开大学季乃礼教授推出的《西方政治心理学史》，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千余年的政治心理学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西方重要的政治心理学学者及其思想，使中国政治心理学在理论“取经”、术语使用和研究规范上有所参照。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学界能够迎来季乃礼教授《中国政治心理学史》的出版，这对于进一步筑牢学科发展根基是有极大益处的。

二要重视对本土化理论的发展与应用。本土化理论，是对本土现象进行系统化、理性化思考形成的结晶。尽管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理论有自己的生长土壤，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场景，因而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造。如国际关系学界的秦亚青教授，他提出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指向的内容就包含非常典型的政治心理学问题，他将产生于儒家文化和实践的“关系性”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认为任何“社会人”或国家做出决定、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虽然它主要关注国际关系问题，但里面也有政治心理学的内容，可以用以分析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秩序原则。

第三个具体问题是科技与政治心理。科技的每一次向前迈步，都会引起人类社会的变革飓风。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因素，科技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技本身已经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数字政府”“政务云”“智慧城市”等已经成为政府规划和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政治心理学必须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科技议题。如Deepseek、ChatGPT，它们对公众的政治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有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产生的潜在影响，如对伦理的作用等。当前，科技发展与应用显著增加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了公众的参与成本，这使社会热点事件对公众社会政治心态与观念的可能影响愈发增大，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情绪。那么长此以往，公众的政治心理又会产生什么变化？对其政治行为形成何种塑造？在智能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者们积极关注，并予以深度探索。第四个具体问题是传播与政治心理。一方面，不同的传播媒介通过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进而影响公众的政治心理；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即社会互动）方式变化，也会对政治心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个体交往也日益频繁和密切，而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有不同的受众和特性，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不同的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又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由于人们生活在群体中，在传播过程中个体、群体或组织的思想观点、情绪情感和价值倾向会相互感染，且目前线上网络空间和线下现实空间的交织更为密切，这成为政治心理学领域群体心理学研究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新环境，也成为政治心理学彰显其研究价值的重要契机。传播过程如何影响大众政治心理？而大众政治心理又如何影响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民心所向、民意所盼。

第四，交流不够。学术的繁荣在于理论交锋、观点碰撞和灵感激发，这些都有赖于高质量学术共同体的互动交流。近几年，学术交流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从组织者到参与者来看，政治心理学确实存在交流受限的问题。部分高校虽然已经组织了政治心理学的工作坊、研讨会等活动，但学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而且国内和国外的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很少，中外政治心理学研究者在研究议题、理论对话、方法互鉴上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也需要国内不断搭建有利于推动学术对话的桥梁平台与制度化机制。特别要重视通过国际学术互动，在实现成果交流互鉴的同时，更好地展示和宣传国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五，成果不丰。这并不是指国内学者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数量不多，而是指成体系、专门性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同一主题的系列研究）有限。截至目前，国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信任、政治认同、政治态度等少数概念上，研究方法也以问卷调查为主。在重点概念构建、变量影响机制解析、因果关系确认分析等层次上开展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仍相对较少。中国政治心理学的未来与发展，需要直视或直面上述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携手团结起来，立足中国实践，心系中国问题，扎根祖国大地，多思善思、敢为善为，协同攻克学科建设难关，推动政治心理学高质量发展。唯有不因开放而迷失、不因自主而自大，才会有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大发展、真发展。

来源：《政治学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