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彧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摘 要】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是以数据为驱动，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与供给网络的政策过程，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政策过程的视角看，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是政府在决策层面主动吸纳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政策过程。这一过程基于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型供给、参与式评估三种创新形式，促进了决策过程的精准化、供给过程的精细化与反馈过程的民主化，撬动了上下互动、横向协同的公共组织变革。以公共服务数据共享来推动整体性的数字政府建设，以人民性为价值标准建立公共服务的算法伦理体系，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创新城市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模式，是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人民城市；公共服务；数智化；城市治理；政策过程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人民城市"这一重要理念，制定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战略目标，这离不开生产力跃升和数智技术赋能的重大背景，也离不开"以人为本﹣﹣数智技术-﹣公共服务"的共生逻辑。从更深层次看，数智赋能公共服务本身已成为城市政策过程创新的载体，是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深度融合，成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必要部分。从政策过程角度来讨论数智赋能公共服务的价值与方向是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内涵与公共服务数智创新要求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人民城市"这一重要理念。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现代化人民城市是多面的、立体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形态的系统综合。五大文明建设发展的成果又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这一最高标准，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螺旋跃升。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以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物质载体，以广泛的居民参与丰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文化涵养市民精神，以精细化的社会治理塑造共同体意识，以绿色低碳的制度安排保护自然生态，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成为人的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公共服务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核心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着力建设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这标志着"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重心转向，将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国家治理的核心议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服务政策经历了完善制度体系普惠民生、推进均等化实现公平可及、高质量发展促进优质共享的梯度演进过程。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坐标，普惠性、发展性和参与性的属性更加凸显，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价值。
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是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是以数据为驱动，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与供给网络，系统性回应公众不同层次公共服务需求，并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等目标举措，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数智化发展明确了方向。当前，我国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公共服务对象广泛且分散，加之一批城市陆续进入了城市更新的窗口期，老旧且设计不足的城市基础设施运行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事件增加，对城市韧性治理、敏捷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智技术革命正契合了当前公共服务理念、工具、方法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求，公共服务内容的广域性、复杂性、多元化也为数智技术提供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策工具与服务目标的精准匹配不再是单向的政策执行行为，而是由数据驱动的交互治理过程。数智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城市政策的人民性价值，在回应市民不同层次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透明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数智技术的平等性、开放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人民性融入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实践逻辑。因此，关于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论建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理论上认识技术变革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数智技术不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可选项"，而是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普惠、多层、优质、精细等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题中之义。同时，数智赋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为城市公共服务更均衡、更公正、更可持续提供了可能，而且还能够以小切口撬动城市政府内部机构流程的整合优化，延展公共服务的混合供给模式，推动人民城市的政策创新。
二、人民城市理念下公共服务数智创新
人民性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性特征。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建设、发展与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涵盖了公共安全、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诸多政策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地诠释了人民性的总体要求。
（一）人民性决定现代化人民城市需要公共服务数智创新
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嵌入了治理体系，构成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价值，因此，城市发展与治理理念、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要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现代化作为价值追求。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载体，从各个方面体现着技术现代化的外显特征，而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精神面貌则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内隐标准，这两方面统一于技术治理革命与政府改革的人民性导向，强调城市空间发展与治理始终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的实践。
第一，城市公共政策应从人的需求出发，着力于从根本上破解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现代化以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生产、生活、生态需求为根本动力。长期以来，发展型导向的城市政策偏重强调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层面的含义，而在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精细化方面的理解和投入与现实要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城市政策将从发展型导向逐渐转向服务型导向，即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服务供给者要充分运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现代管理模式与方法，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中心向外围的渐进均衡，用以人为本的原则平衡公共资源分配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导向，建立更为精细化的供给模式，彰显公正与民主的城市价值。
第二，公共服务面向全体人民的均等化供给，是城市政府职责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了机会均等、权利均等和结果均等，也就是确保全体居民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供给方式日益多元，直接供给、购买服务、虚拟平台供给等方式丰富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与层次。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城市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也越来越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融合的人民城市建设的落脚点，以及增强人民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键点。
（二）现代化人民城市公共服务数智创新的多维特征
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明确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根本导向，也体现了技术革命浪潮下数智技术赋权于人民、赋能于社会的实践要求。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数智技术能够有效辅助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发展性与公正性。与此同时，数智技术还将以技术逻辑与技术伦理来推动政府改革、重塑行政流程，推动形成公共服务的混合供给机制，创造新型的治理关系与治理模式。数智技术赋能创新公共服务政策的属性，如图1所示（图略）。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的时空均衡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均衡性的第一重含义是"保基本"，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公共服务惠及全体人民；均衡性的第二重含义是缩小城市公共服务时空差距，要在城市政策中兼顾不同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可以说，数智技术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数字半径，通过云共享能有效地实现远程教育医疗、虚拟养老等新的供给方式，对缩小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差距有显著意义。
第二，公共服务规划的战略发展性。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应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性强调技术革命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影响，这不仅将公共服务的数智创新视为一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手段，更视为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投资，而新技术突破了原有的技术门槛，使原有的公共服务目标或可加速成为现实，同时新技术也提高了服务对象期望，增加了需求半径。具体来看，发展性强调探索更多数智赋能公共服务的场景，满足多元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公平，还需要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准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发展性还意味着城市发展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一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以发展的手段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要在城市公共服务的薄弱区域增加治理投入，补齐城市快速扩张中的配套短板，提高城市数字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和均衡配置水平，增强设施与居民需求的匹配性，缩小数字不平等带来的区域差距。
第三，公共服务分配的社会公正性。"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都要从最大努力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出发，在政策上系统设计，不能顾此失彼。"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短板弱项，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差距。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优质资源总体短缺。基于上述前提，公共服务分配的公正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保障弱势群体、弱势区域获得服务的基本权利。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内容，应该是一国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或"最小范围"，在鼓励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服务便利性的同时，也应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便捷的现场服务，缩小数字鸿沟。其二是通过大数据捕捉、识别、分析改善服务投放的针对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投放要照顾到不同群体需求的差异性与迫切程度，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这也是对社会成员利益矛盾的有效调节与缓和。
第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跨部门协同性。数智技术以数据为驱动，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跨部门协同，创新了系统性、平台化、网络化的供给方式，扩充了供给主体的范畴。数据开放与数据共享推动不同领域的职能部门以数据为核心，对政府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与服务模式进行重塑，以实现系统互联、数据互通、权责明晰与网络协同。以行政审批为例，通过数据驱动政府线上审批系统上下贯通、跨部门业务模块整合与链接，缩短审批周期。跨部门协同不仅是实现均衡性、发展性、公正性的保障，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方面。
第五，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混合经济性。协同性强调政府内部形成的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合力，混合经济性则强调以多元主体参与增强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活力。数智技术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门槛，除传统公共服务中的市场化机制之外，大量公共服务的平台系统与业务流程都需要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政府与企业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技术知识的专业性与服务需求的多元性意味着政府不能继续垄断公共服务供给，而需与市场、社会主体分享权力和责任，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注入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需求中，让掌握不同场景知识、具备不同风险偏好和创新能力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以有效调动人人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动性。
三、人民城市理念下公共服务数智创新的分析过程
以数据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数字平台是公共服务数智创新的技术媒介。数字平台是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以数据流动为驱动机制的服务载体，是均等化、精细化、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使能工具。数字平台以"资本一技术一城市"的不同组合，运营与居民日常工作、出行、消费等不同方面相关的服务，更直接地连接居民，并保持与居民间的持续互动。作为中介性治理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匹配供需、连接多方参与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创造。此外，数字网络平台能够形成面向最广泛市民的智能识别、规划、办理、反馈循环，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和配置效率。
当前，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是政府在决策层面主动吸纳平台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政策过程，如图2所示（图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应用正成为撬动政府治理体系与公共服务创新的支点，技术可行性拓展了公共服务创新的应用场景与平台载体，为公共服务决策、执行与反馈的政策过程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数据开放融合与决策过程的精准化
数据开放与数据融合是建立数字平台的前置条件。数据开放就意味着公共服务政策过程中的数据开源，这将促进公共服务决策过程透明化。从理论逻辑来看，在提供公共服务前要实现对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洞察，构建包括需求调查、需求整合、需求传递与需求吸纳四大环节在内的需求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大数据模型而言，捕捉公共服务的需求往往需要公安、民政、社会保障、教育等跨部门的数据支撑，需要突破政府内部的数据屏障，实现公共部门内部的数据共享开放。与此同时，政府内部数据也只是城市公共服务大数据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来自城市物理传感系统、社情民意感知系统的多源流数据，以及政府数据公开与公众问责所产生的交互数据。这又需要政府决策系统对社会运行与市民感知等外部数据源流开放输入通道。
对市民需求的重视和回应有助于改变过去的供需错位现象，打破了政府自上而下独自决定服务供给的封闭模式。例如，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了涵盖微信、微博、"京通"、"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等17个渠道在内的全领域、全周期和全过程智慧化的社情民意平台，这些社情民意大数据与城市基础设施运行数据平台整合在一起，以诉求量分析、类别分析、地域分析等为主的大数据分析辅助科学决策，精准识别了城市治理重点、堵点和痛点，能够动态监测城市险情、舆情、社情，及时预警城市风险，而市民需求向城市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输入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驱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塑。因此，开放数据构成了数智时代公共服务创新的起点。可以说，大数据技术的精准感知、精准聚类、精准测量、精准满足和精准监测等都以数据开放为基本条件。
融合多源数据，同样是全面准确洞察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改进民生政策的重要基础。数据融合是对多源流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过程，这一技术将来自多个传感器和数据库的相关信息结合起来，以实现比使用单一传感器更准确和更具体的推断。多源流的公共大数据有助于提高观测上的准确性，提升公共服务投入与产出比例、需求与供给适配的计算效率和效度，提升公共服务预测的前瞻性，并调节模型对扰动的敏感性及模型输出的稳定性。目前，数智化的政务服务平台、社交媒体、物联网设备等多源数据已成为民生需求分析的核心资源，通过融合多源数据，政府得以构建动态化的分析模型，从而提升需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时效性，而多源数据的融合为政府构建需求模型提供了更全面、立体的"数据原料"。依托各类政务系统，政府能够比从前更为全面地收集公民的办事记录、诉求反馈等数据，同时利用物联网设备采集城市环境、交通流量、公共设施使用等庞大的数据资源，这就突破了传统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容量、时空局限，实现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感知。例如，在新加坡城市社区的复合式、人本化的邻里中心，就依托数字化手段动态分析客流量、客流构成、客流密度、访客线路与停留时间等，结合行为偏好配置或调整相关功能业态与活动组织架构。
目前多源流数据、算法与算力已成为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过程的新要素。通过物联网集成大量数据、云计算提供算力支撑，政府结合大数据处理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得以构建更为精确智能的需求模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精准政策服务供给。例如，山东东营在养老保险精准扩面的实践中，打通了人社、公安、网格、税务、市场监管等12个部门的数据壁垒，汇聚了3143万条基础数据。同时，创新应用精准扩面大模型算法，从人群、机构、缴费层次、类别等多维度进行分析，识别未参保、断保人群特征，并生成个性化参保方案。该项实践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进行跨通道数据比对，对收入较高、具备专业技能的群体，重点引导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已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合理提高缴费基数，进一步优化参保结构，解决了养老保险"扩面提质"精度不足的问题。此外，数智技术赋能还能够有效降低精准救助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信息成本、协调成本和监管成本，通过聚类分析、时空关联等方法，精准定位公共服务中的薄弱环节。以普惠金融为例，通过银行机构与税务部门合作、共享小微企业纳税信用数据，能够优化小微企业的融资与信贷审批流程，对低资产人群实现精准动态授信，回应小微群体（如卡车司机）的银行信贷需求，扩大普惠金融的服务边界，增强包容性，在充分发挥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
（二）平台型供给与执行过程的精细化数字平台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治理框架，是"可编程的社会基础设施"，开辟了"平台治理模式"。数字平台重塑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平台以"数据中枢＋协同中台"为技术架构，在深层次上实现了跨边界的条块统合，将政务服务大厅窗口与平台模块结合，以线上共享推动线下协同；二是数字平台成为中介机制，调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形成互补性的治理网络。上述过程从结构和机制上有利于推进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精细化政策的执行。
其一，数字平台改变了原有的科层逻辑，建立了横向统合、纵向扁平的数字治理系统。对于城市服务而言，数字平台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创新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基于市民需求反馈的政策过程。一是，以公共服务需求为驱动重新构建行政流程，通过线上系统集成来破解横向部门间的合作壁垒，提高政府服务与监管的效率。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搭建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运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集电子营业执照验证备案、银行第三方资金监管、保险公司保证保险、消费者全过程评价投诉、在线电子合同缔约等全流程、一体化的预付式消费平台，结合舆情监测、信用监管等非现场检查，实现预付式消费风险防范。二是，以公共服务需求为驱动，缩短行政链条，建立简约、高效、扁平化的治理机制。例如，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探索了从街乡吹哨到群众吹哨的下情上达机制，以市民诉求启动政策过程，将市民诉求由市级平台直派属地街乡镇及相关部门，缩短了行政指令派发的链条，使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更加集成化、智能化。此外，为了更好地回应市民诉求，接诉即办改革还探索了场景化素描、智能化模拟，制定了全周期精细化的市民服务办法，针对解决问题的具体场景形成政策指南，通过理顺条块关系，厘清职责分工，为跨部门沟通与协调解决问题时提供了可操作、制度化的依据。
其二，数字平台塑造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强互动关系，通过技术赋权进一步丰富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参与主体，激发多元主体的能动性来优化服务。一方面，细分治理空间，调动社区主体参与社会服务，城市得以将治理精度下沉到"街镇一社区一网格一微网格"层级，将基层切分为百米级别的治理单元，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的精细化与颗粒度。如南京市鼓楼区整合党建、综治、城管、民政等网格资源，建强综合网格、规范专属网格，建立健全"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治理体系，强化了社区的自治功能。另一方面，数智技术为普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良好的信息环境、便捷的参与渠道和技术手段，使市民成为治理信息的主动生产者或选择者。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数智技术正在推动公民参与需要从"象征性咨询"迈向更有意义的共创式治理，而数字平台扩大了政策发布的传播范围，让更多社会公众了解获取公共服务的途径。一些关于城市服务政策的征询可以通过手机端扩散到每一位市民，市民既可以通过政府公开的意见建议收集到网络端口，还可以通过市民热线、微信小程序随手拍等表达个人诉求、提出合理建议、参与社会监督。这方面国外典型 案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开发了Decidium数字平台作为参与式民主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内容开放、透明完整和机会均等为原则，鼓励公民利用平台提出政策建议、参与提案工作甚至决定公共服务的财政预算分配比例。截至2023年6月，巴塞罗那市公民在该平台上共提出了3万余项提案，其中有1万余项已经转化为该市的公共政策。
（三）吸纳民意与反馈评估过程的民主化
首先，数智技术实现即时性的社情民意吸纳与政策过程监测。数智技术改变了政策反馈与评估的模式和精度，将数据交互、动态监测渗透到政策过程的不同环节，改变了传统的吸纳民意的机制。政策制定者通过对社交媒体情绪、搜索引擎日志、市民热线文本、移动支付轨迹以及物联网传感数据等多源异构信息的实时抓取与语义挖掘，可以在每个政策节点获取社情民意的动态趋势。例如，在政策文本发布后数小时内，即可通过语义挖掘和情感分析发现公众争议焦点；在政策试点阶段，可以将执行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与模拟沙盒结果对比，及时调整政策着力点。例如，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开发出"昌．听"模型，通过对12345、12366热线涉税诉求工单的深度分析，发现自"先税后证"政策实施以来，民众的诉求焦点发生了从"政策解读"到"线上约号难"再到"如何自行申报"的变化，并及时校准服务方向，推动税费服务流程向"前置、主动、定制化"方向发展，有效回应了一系列高频的群众诉求。同时，还有研究以上海市内环为场景，构建了基于MATSim的智能体仿真模型，对拥堵收费政策进行模拟评估，证实智能体仿真模型能够满足交通政策评估需求，辅助优化交通资源配置。这种即时性、全周期的社情民意吸纳与政策仿真模拟也被看作是全过程的政策评估。由此，政策反馈不再是一个政策循环的终点，而是若干政策微循环的信息交换系统。
其次，数智技术实现了社情民意吸纳与政策评估新模式，推动着公共服务政策过程的交互性与民主化，更加强调社会问责的政策含义。公民参与是当下应对城市治理风险、培育公民精神、凝聚社区信任的关键◇而平台通过信息赋权，增加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的可能，增强了城市政策过程中的社会主体性，让公众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的交互与监督。上海市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借助数字平台拓宽民主渠道，基于"随申办"政务App、门户网站、政务公众号等线上人民建议征集专区功能设计，通过市民反馈的意见建议优化政策出台。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将群众的建议吸纳进网购平台协议规则的修订，房管部门深入发现新市民、青年人、城市公共服务群体的租住需求，进而以需求为导向来制定服务管理配套的实施细则，有效地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能。
最后，参与式评估体现了多元价值目标的平衡。传统上囿技术条件，政策评估往往由少数专家判定或由少量抽取的被试自陈，其价值标准带有主观性。数智化背景下的公众政策反馈依托大数据技术，既可以是事后参与，也可以是在服务过程中同步生成，而公共服务对象在使用中生成的服务响应时间、资源利用率等信息被作为主要的评估数据来源。评估者利用算法识别关键指标，有效解决了以往政策评估在参与主体及指标设计中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数据技术通过海量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建构模型，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预测公共服务个体的满意度与服务效度，增强政策评估的客观性；二是参与式评估将更广泛地识别利益相关者，比如老龄群体、残障群体等，既能够从经济角度做成本收益评估，也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友好性、包容性评价，从而使政策评估能够兼顾效率、公平、公正等多元目标，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评价导向。
四、公共服务数智创新的突破路径及政策着力点
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导致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同时，公民也难以真正参与到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监督之中。数字平台的引入放大了市民需求的声音，拓展了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增设了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来自公民需求端的"自下而上"的新的政策循环，创新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精细化管理与多元化参与新模式，是数智时代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关键创新。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应用拓展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回应性与参与性的深度、广度，这就进一步让民生导向的需求回应性与治理参与性成为可能，真正实现了"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三方面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
其一，以公共服务数据共享来撬动整体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数智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核心是将公民需求作为政策全周期的起点与终点，通过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的深度融合，实现公共服务数据共享、需求识别、资源配置、组织协同的有效机制。公共服务的数字前端面向广泛受众，而在后台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打通数据壁垒，才能够真正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公共服务数据开放共享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推动实现各领域公共部门数据共享的切入点。公共服务数据共享是技术与结构的互动，这将对公共部门的观念、价值以及组织形态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数据共享可以看作是未来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牵引。数据共享首先替代了原有的行政流转，压缩了行政层级。同时，数据的标准化更加需要改变数据壁垒背后的部门主义观念以及利益结构，在此基础上方能真正简化和优化行政流程、降低行政成本，更全面地了解公民的需求和偏好，提供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的公共服务。数据共享也是一种政府内部的监督形式，让行政流程中的效率损失可视化，同时对政策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控，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风险。
其二，以人民性为价值标准建立公共服务的算法伦理体系。公共服务与实现人的基本权利紧密相连。以往关于城市数字鸿沟的研究，关注了因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以及技术门槛所带来的区域间、族群间、阶层间的不平等问题。公共服务的数智技术应用本身嵌入在市场机制之中，需要以人民性为前提，在效率与公平、公正等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公共服务的算法伦理需要以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为支撑。从公正性角度来看，数智赋能公共服务能够让更多信息和资源覆盖到传统上被政策过程忽视的沉默群体，让城市政策为特殊群体提供更加充分的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朝着更为有效和更为公正的方向发展；从效率性角度来看，数智技术将提高政策需求感知的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相比，能够探测更为丰富的社会议题和群体诉求，并实现对大众议题关注度的动态把握。政府利用物联网感知数据、政务服务过程生成数据、网络社交平台数据等，得以更及时地察觉城市发展中的薄弱区域和领域、更准确地评估社会治理风险，让城市公共服务政策更有前瞻性和回应性。
其三，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创新城市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模式。公共服务数据大多集中在民生领域，反映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公共服务大数据的共享在倒逼政府内部跨部门合作的同时，也在向社会的企业和公民开放信息权力，未来公共服务数智创新的趋向是以政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和数据共享的枢纽，建立"政府一企业一公众"的协同模式（G2B2C)。政府作为数据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通过开放数据平台向市场有序释放公共数据资源，获取公众交互数据。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能力将原始数据转化为需求导向的产品设计，利用即时性的大数据分析和反馈，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精细化水平。这在促进企业、社会公众政策参与的同时，也提出了公民权利保障的新议题。数字平台与算法模型在采集、存储和分析的过程中常常会涉及社会公众的个人敏感信息。当技术企业参与数字政府后台运营时，这些数据的存储、加工、分析将转移或共享到与公共部门合作的大型技术公司。由此可知，企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正变得模糊，企业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并将自身的数字资产融入公共领域。一是要重新界定公共服务数据使用、利益分配的规则与权利义务边界，建立更符合数智时代公共服务供给的利益相关者原则，形成数智赋能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规则框架。二是要建立数据驱动、人本导向的公共服务数智创新政策循环。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数字平台，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主体开放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对接，降低社会成本，实现"人民至上"与"技术向善"的交汇，保障城市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发展性与包容性。外，平台治理与政社合作还将进一步推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数字信用体系，扩展公民在政策过程中的监督问责权利，确保公共服务混合供给机制的公共性和人民性。
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