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负责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秘书长。

吴润琏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 000份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条件。研究发现，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关系中，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不仅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还整体起到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同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加强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进而对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内容丰富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理论，为进一步培育公民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增强公民政治信任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一、引言

信任是维系现代社会有效运转的基本心理要素。作为信任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政治信任强调公民关于政治系统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念或信心，对政治系统起着重要的情感支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这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满意程度，更关系着社会政治系统的健康稳定运行。因此，有必要对政治信任在促进政民良性互动方面的优势予以重点关注，特别要加强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与机制的研究分析。根据以往研究，政治信任的前因涉及个体特征、政治文化、制度绩效等多个方面。其中，作为政治文化核心要素的政治价值观，其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例如，已有研究对政治价值观、民主观如何影响公民政治信任予以关注，而对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及作用条件等问题，并未进行必要的研究分析。事实上，政治文化要素对个体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极易受到第三方变量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就公民政治价值观对其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尝试性研究与探讨。

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指出，公民早期政治社会化所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具有基础性作用。政治价值观是个体早期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而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可信程度的心理预期。因此，本研究将公民政治价值观对其政治价值判断和心理预期的影响作为出发点，以探究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个体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在早期阶段主要体现为个体内在心理势能的增强，而后期阶段则更多地表现为外在互动行为的发生。据此，对应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本研究识别、确认出可能与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任存在关联的变量，即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政治参与。其中，政治效能感强调个体对自身政治知识和能力以及政治系统回应度的自我评价与判断，体现了个体对自身与政治系统互动的主观感知及内在动机；政治参与则强调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体现了公民与政治系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行为和过程。由此，本研究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构建出两条单中介路径，以验证两个变量的中介作用。

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强调，政治信任与个体早期、后期的经验相关，特别是后期经验能够加强或修改其初始倾向的信任结果。而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分别表征了个体在早期与后期经验的形成和调整。为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利用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建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路径，探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作用机制。此外，资源是影响个体政治行为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总是在积极地获取、维持和保护他们有限而宝贵的资源。由经济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构成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在所处社会中相对位置及其拥有资源水平的体现。个体基于自身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形成的主观感知，则会对个体在政治效能感驱动下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据此，本研究将进一步聚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调节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将结合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政治价值观通过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信任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并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在全国收集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深入剖析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作用机制，为提升政治机构公信力、加强公民政治信任等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可信程度的心理预期及综合评价，显示了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支持水平。作为公民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一种态度，政治信任不仅体现了公民对政治系统组成机构及人员等客体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是公民个体表达主观价值的重要方式。因而，政治信任同时受到政治系统运行状况、公民个体特性以及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主观认知与判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反映公民个体特性的变量中，政治价值观是预测其政治态度（如政治信任）和行为的重要基础变量，是公民对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反映了个体对所处政治系统及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政治价值观形成于公民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对公民政治信任的产生及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公民对政治系统组成机构的治理理念和能力进行评估，对政治系统组成人员的服务态度和责任感进行判断；当综合评价结果与个体的政治价值取向相互契合时，公民便会对政治系统产生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公民通常会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和产出持有一种本能的想象与期待，这其中包括公民对于某种政治价值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当政治系统实际运行和产出成果能够满足个体的期待时，公民将更加坚定自己的预期并生成或强化其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态度。

据此提出假设H1：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心理感知，这种感知一方面指向公民自身影响政治系统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指向政治系统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作为一种双向指涉的心理变量，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体价值观的作用。有研究指出，政治价值观是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政治价值取向的增强，会使个体对政治信息的感知更为敏感，并主动加强自己在政治系统运行方面的知识积累，逐步形成并强化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以此作为影响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同时，持有相似政治价值观的公民，也更易组成政治团体，并以团体的名义参加各类政治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民对于自身活动能力以及政治系统回应性的期待和感知。因此，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持有水平对其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除了反映公民对自身影响政治系统的主观认知外，政治效能感还作用于公民对政治系统与政府绩效的预期评价态度（如政治信任）。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指出，个体早期阶段与政治系统进行心理互动产生的心理势能，会影响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作为个体内在心理势能的关键变量之一，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能够显著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具体而言，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公民，对自身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的感知水平越高，倾向于认为自身能够在政治系统的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相应作用，并对政治系统产生更高的信任感；而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的公民，对政治系统回应性的预期及评价性感受更加积极，他们往往将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与自身利益的实现联系在一起，认为政治系统会对公民的诉求及时做出正面、有益的回应，从而形成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

综上，本研究认为，政治价值观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进而增强了人们的政治信任。

据此提出假设H2：政治效能感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公民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对政治系统运行过程及结果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通常被区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其中，制度化参与程度和范围同时受到客观政治机会及公民主观意愿、价值取向（如政治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公民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驱动力，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的高低对其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通常来说，那些政治价值取向更鲜明、程度更强的个体，会根据自身的价值考量、福利诉求形成相应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并付诸特定的政治行为；特别是在面对政治参与选择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表达个人政治态度、实现自身价值追求与满足物质利益需求。因此，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持有水平对其自身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指出，个体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能够加强或修改其政治信任的初始结果。作为公民影响政治系统的重要行为变量之一，政治参与在公民表达、维持及修改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公民政治参与能够提升其政治信任水平。具体而言，政治参与水平较高的个体，对政治系统服务能力、意愿的感知水平较高，当政治参与效果满足公民的诉求与预期时，公民便会对政治系统运行产生高水平的绩效感知及质量评估，进而提升和强化其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

综上，本研究认为，政治价值观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水平，进而增强了人们的政治信任。

据此提出假设H3：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四）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链式中介作用

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强调，政治信任与个体生命历程中早期、后期的政治社会化经验相关，其中，早期经验与个体的价值取向及内在心理势能相关，后期经验则涉及个体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行为。作为早期经验的主要体现，政治价值观对个体的政治信任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基于早期政治社会化经验，政治效能感表征了个体对政治信息加工产生的心理势能，政治参与表征了个体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行为，而政治价值观则通过加强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和提高个体政治参与水平对其政治信任发挥作用。此外，政治效能感还会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通常来说，在对自我能力及政治系统回应性做出积极认知和评价的同时，具有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还会形成较强的参与意愿、利益诉求和政治支持，并倾向于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和态度表达。

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理论框架并结合上文假设，本研究进一步认为，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会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会提高个体政治知识积累和活动能力水平，从而增强个体的内在心理势能，使个体对自身影响力及政治系统回应性产生正向评价和积极感知，提升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同时，政治效能感越高的个体不仅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而且在面对政治参与机会时，更倾向于通过积极参与来实现自身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而参与结果的正向反馈则进一步提升、巩固了其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也就是说，政治价值观将通过作用于公民的内在心理势能（政治效能感），影响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行为（公民政治参与），进而使公民积极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任）得以增强。

据此提出假设H4：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即政治价值观通过增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来促进公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而提升政治信任水平。

（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和评价，指标涵盖个体的经济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影响个体资源持有水平的诸多要素。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在积极地获取、维持、保护他们有限而宝贵的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个人特质资源、能量资源等）。在影响个体政治心理与行为的变量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包含对个体物质性资源（收入）、能量资源（教育程度）等的综合评估，而政治效能感属于典型的个人特质资源。因此，对于个体的政治态度（如政治信任）和政治行为（如公民政治参与）而言，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效能感不仅能够单独影响，二者还可能存在交互作用。首先，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将会加强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作为个体政治行为发生的支持性资源存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越高的个体，往往持有更高水平的综合资源存量；那些具有较强政治效能感的个体，倾向于认为自身具有影响政治系统运行及结果输出的支持性资源，从而选择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其次，在公众与政治系统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政治参与会消耗个体的资源；另一方面政治系统的治理绩效在增进个人资源的同时，还可能提升其政治信任水平。

据此，本研究认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将通过增加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政治价值观对个体政治效能感水平的提升，使得个人特质资源存量得以提高；此时，具有较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应用资源支持其参与政治活动，从而维持、保护和增进自身资源存量。同时，政治参与提高了个体对政治机构质量的感知，进而巩固、加强了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态度。因此，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越强，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也越强。

据此提出假设H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加强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调节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政治价值观影响政治信任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样本选取及情况

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该项目通过网络调查平台于2022年3月23日—31日实施，最终获得有效数据11 000份。在样本获取方面，该调查在分层取样的基础上实施随机取样，具体执行方案如下：一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第一层抽取，覆盖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考各省常住人口数确定该层单位调查目标人数（不少于300人）；二是在地级市层面进行第二层抽取（每个抽样单位的样本不少于100人），并在省会城市必选的情况下，再随机抽取2—3个地级市；三是从已确定的地级市中随机抽取区县，进行问卷推送。综合来看，除四个直辖市外，本次调查覆盖了84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的平均样本量为108人。其中，受访者年龄分布在18—74岁之间，平均年龄40.84岁，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分别为5 580人（50.73%）、5 420人（49.27%）；在学历上，“初中及以下”3 675人（33.41%），“高中/中专/技校”2 025人（18.41%），“大学专科”1 668人（15.16%），“大学本科”3 362人（30.56%），“硕士研究生及以上”270人（2.46%）；以个人月收入代表其经济状况，“2 000元以下”1 257人（11.43%），“2 001—5 000元”5 438人（49.43%），“5 001—10 000元”3 325人（30.23%），“10 000元以上”980人（8.91%）。

（二）变量测量

1.政治价值观

本研究采用郑建君等编制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问卷测量受访者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政治价值取向。该问卷共计27道题目（均为正向计分），由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和政府有为7个维度构成。问卷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备选项1到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将所有题目取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所展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济世兴邦特征就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8；其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 χ 2=1 766.44，df=303，CFI=0.97，TLI=0.97，RMSEA=0.021，SRMR=0.019。

2.政治效能感

采用胡荣修订编制的问卷，对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该问卷共计5道题目（均为正向计分），由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2个维度构成。问卷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备选项1到5分别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将所有题目取均值，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73；其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χ 2=58.34，df=4，CFI=0.99，TLI=0.99，RMSEA=0.035，SRMR=0.012。

3.公民政治参与

在郑雯雯等编制的问卷基础上，对个别题目表述进行调整，以测量受访者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状况。该问卷共计10道题目（其中1道题目为反向计分），由单一维度构成。问卷题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备选项1到7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将所有题目取均值，分值越高表示个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状况越好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79。

4.政治信任

在孙昕等编制的问卷基础上，对应调查对象优化、调整相关题目表述形式，以考察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水平。该问卷共计5道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包含一个维度，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备选项1到6分别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将所有题目取均值，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66。

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采用Adler等创设的10级阶梯量表，以考察受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水平。该量表以阶梯图形展示不同梯级并对应1到10的数字。具体来看，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的梯级数字，其中数字越大表示自己感知到的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以此作为受访者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判定结果。

（三）数据分析策略

采用SPSS 26.0和Mplus 8.3对数据进行管理与统计，具体分析策略如下：第一，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确认研究所关注核心变量的区分效度，并排除同源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影响；第二，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所构建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比较不同中介路径效应的大小差异；第三，检验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并通过简单斜率检验、绘制交互作用图等方式对调节效应的表现形式做进一步的解析。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8.3 对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政治信任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5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在具体执行中，运用先验问卷结构法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两个变量的题目进行打包，运用因子法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题目进行打包。在五因素基准模型基础上，分别构建了5个竞争备选模型。其中，模型A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合并为一个因素；模型B将政治价值观和公民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因素；模型C将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因素；模型D将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因素；模型E将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合并为一个因素。结果发现，基于本研究数据所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五因素基准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的表现最佳，且拟合效果显著优于其他竞争备选模型，说明所关注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通过两种方式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程度：一是运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对所有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中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20%，远低于临界值40%；二是将所有题目汇聚在一个因子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各项拟合指标的表现欠佳，χ 2=20 242.66，df=133，CFI=0.70，TLI=0.66，RMSEA=0.117，SRMR=0.092。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进行后续假设模型的检验。

（二）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变量及相关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从此结果可知，预测变量、结果变量、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其中，除与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正相关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他变量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别、年龄、学历及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均与所关注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为此将在后续模型检验中对其进行控制处理。

（三）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及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Mplus 8.3软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图1所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同时采用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5 000次对直接效应以及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在具体执行中，将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并分别对学历（将“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依次赋值1到5分）和月均收入（将“2 000元以下”到“10 000元以上”依次赋值1到4分）两个指标进行分数赋值处理。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直接影响显著，其直接效应值为0.650（SE=0.017，p<0.001）；政治效能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路径显著，其效应值为0.092（SE=0.008，p<0.001）；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路径显著，其效应值为0.249（SE=0.010，p<0.001）。第二，政治价值观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显著，其效应值为0.314（SE=0.017，p<0.001）；政治价值观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显著，其效应值为0.624（SE=0.017，p<0.001）；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显著，其效应值为0.472（SE=0.011，p<0.001）。第三，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中，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29，SE=0.003，p<0.001），公民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56，SE=0.008，p<0.001），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政治参与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9，SE=0.003，p<0.001），总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24、SE=0.009，p<0.001）。

2.调节效应检验

将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纳入到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当中，其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对公民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效应值为0.025，SE=0.005，p<0.001，95% CI=[0.015，0.036]，说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按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将政治效能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分为高低分组后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2），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当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水平较高时，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显著，bsimple slope=0.53，se=0.01，t=54.45，p<0.001；当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水平较低时，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同样显著，bsimple slope=0.43，se=0.01，t=34.03，p<0.001。相比较而言，随着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水平的下降，其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出现显著降低趋势，高低组斜率差异明显（Z=6.02，p<0.001）。

图2 政治效能感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图

通过比较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高低水平条件下中介效应值的差异是否显著，来判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链式多重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当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水平较低时，政治价值观通过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影响政治信任的间接效应值为0.044，SE=0.003，p<0.001，95% CI=[0.038，0.051]，表明其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显著；当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水平较高时，上述间接效应值为0.052，SE=0.004，p<0.001，95% CI=[0.044，0.061]，表明其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显著；而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高低水平条件下，“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政治信任”这一链式多重中介路径的效应差异显著，其效应值为-0.008，SE=0.002，p<0.001，95% CI=[-0.011，-0.004]。

五、分析与讨论

（一）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作用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了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条件。结果发现：第一，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分别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四，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发挥调节作用。

首先，本研究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目前已有关于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多基于价值观的代际转变理论，从代与代之间政治价值观转变层面进行分析，忽视了个体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动态性。本研究基于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通过引入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此外，本研究基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特征的量表施测，响应了学者们对于探索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及其影响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心理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的呼吁，丰富了有关中国公民政治信任前因探索的相关研究。

其次，根据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本文构建了更为完整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政治信任”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以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政治参与为中介变量的整体链式多重中介路径，而且还分别验证了以政治效能感、公民政治参与为中介变量的两条独立中介路径。也就是说，政治价值观不仅可以通过增强个体政治效能感，促进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最终提升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而且也可以分别通过单独提升个体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水平，增强个体的政治信任感。因此，本研究既展现了政治态度及行为随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路径，也进一步验证了关于整合政治信任的文化主义分析理论和制度主义分析理论的合理性，该发现是对政治信任的终身学习模型的具体化，更完整地阐释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之间动态调整的作用机制。

最后，研究通过验证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说明了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受个体资源存量的影响，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成果。研究证明，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链式多重中介路径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环节发挥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改变或巩固其初始信任结果的关键，而促使公民参与行为发生的不只是其早期价值观影响下的内在心理势能（政治效能感），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同样发挥作用。不同于以往研究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预测变量，本研究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影响关系，突出了政治价值观在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下对政治信任的动态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个体政治信任的复杂形成过程。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果的实践意义表现为三点。第一，政治价值观是个体形成和提升政治信任的支持性价值基础，其培育要遵循个体政治社会化规律，特别要注重早期经历环境对个体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在家庭、学校、村社等基本生活单元中向个体灌输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参观纪念馆等多种方式和渠道来增强个体对正确价值取向的体验和感知，从而引导公民形成并使用正确的政治价值标准来对社会政治系统进行评价。第二，本研究揭示的链式多重中介机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是提升政治信任的重要中介因素。在实践中，一方面，政府需建立对公民诉求及时、准确的回应机制，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塑造负责、有为的形象，提高公民对政治机构公信力的感知；另一方面，政府还需注重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引导和规范，使公民做到合法、有序地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渠道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有效满足其对政治参与的心理需要，进而增强公民的归属感和自信心。第三，个体政治效能感向实际参与行为的转化有赖于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状况。教育、收入、职业等因素是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重要构成指标。为此，政府需锚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品质等作为提升治理绩效的着力点；同时，充分利用新技术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发挥数智赋能公共服务供给优势，扩展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辐射范围，增强公民的获得感，从而有效提高公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受主客观条件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第一，本研究数据均是通过受访者在同一时点的自陈作答获得，尽管在后续检验中并未发现严重的基于共同方法所造成的同源偏差影响，但其数据收集设计对变量因果关系的确认性相对不足。后续研究可采用分时段的方式收集变量数据（例如按照先后时点顺序收集自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数据），也可采用引入不同来源数据的方式，以增强数据客观性及对变量假设因果关系的验证效力。第二，本研究仅考虑了政治效能感与公民政治参与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个体对社会政治系统的其他感知及评价结果的影响，例如，个体对社会氛围的感知（如社会公平感）及对社会政治系统进行评价后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如村社认同）对其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未来研究可尝试将社会公平感、政治认同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以考察其中介效应，充分发掘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理。第三，本研究从个体层面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但作为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任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系统等非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绩效等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预测作用，作为体现政治机构运转状况的变量，上述因素对个体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必然发挥多重影响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将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绩效等变量作为跨层次调节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以探讨政治价值观在其他边界条件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表现形态。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