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改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中心）主任，研究员，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党建研究会党建智库特聘专家。
张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自我革命话语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理论产物，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探究自我革命话语，首先要考察革命话语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探寻自我革命的话语起点，实现对自我革命话语的语义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先进性以及社会革命和自我批评思想奠定了自我革命话语的科学社会主义根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自我革命话语的理论依据。由此，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以“革命”概念为起点，立足党的自我革命历史实践，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是科学运用“第二个结合”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动体现。党的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无产阶级革命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深化了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话语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发展
阅读导引
一、语义追溯：从“革命”到“自我革命”的概念演变
二、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自我革命话语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恩格斯曾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文化传统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持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探索所形成的重大理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系统回答了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极具典范效应的理论创造与标识性的话语创新，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一、语义追溯：从“革命”到“自我革命”的概念演变
革命是人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变革性实践，是人类政治话语图谱中的核心性语汇，更是理解、认识、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治理的标识性概念。剖析自我革命话语，需要以“革命”为概念原点，沿波讨源地对“革命”到“自我革命”的话语跃迁进行长时段的概念爬梳，考释革命话语在近现代中国的源流演变，为这一理论话语在新时代的正式出场进行概念筑基，进而为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提供全新视角与进路。
（一）革命话语的概念缘起
在西方历史语境中，“革命”（revolution）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revolvere”，意指的是天体周而复始的规律性运动。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转生出政治含义。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驱动了“革命”的政治内涵演变，“革命”脱离了原本“周而复始”的天体运动意蕴，成为了以政治变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革、历史进步等为主要应用内涵的现代政治话语。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革命”一词最早以“汤武革命”的话语形态出现，指代天道转换、朝代更迭、易姓造反、社会动乱等话语内容。随着梁启超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经由日本学者译释转化后的西方“革命”概念译介至近代中国，中国传统革命观念与西方现代革命观念开始了互动转化，并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涵义的中国化“革命”概念。陈建华认为：“‘革命’一词的现代复活，通过日本明治维新这一‘文明开化’的融炉，使中国革命话语突破其传统语境而进入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国“自1900年‘排满革命’和‘政治革命’兴起之后，革命观念开始扫荡几乎一切观念领域。”以革命为主题的译著、杂志、书籍等大量涌现，扩大了革命在中国各阶层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逐渐占据重要思想地位，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实践成为主流革命观点。马克思主义将革命视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认为革命是变革旧生产关系的现实力量，必须由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转变。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基础和最终发展形态，即“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列宁进一步强调政治革命的暴力革命途径，即“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才能集中力量发展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总体性革命发展。但暴力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实现的唯一途径，围绕政权展开的政治制度建设也属于政治革命范畴，各国无产阶级应当结合本土国情选取合适的政治革命方式。在夺取政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要继续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革命和观念革命的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目标而奋斗。
总言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革命话语成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主流话语，极大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与思想。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是在对革命话语的迷魅、复魅与祛魅过程中深化了对革命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二）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先进领导力量，也让中国革命话语有了新的叙事主体。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为话语释义来源，实现了革命话语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话语以“阶级革命”为内核，将革命视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构建起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毛泽东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将分清革命敌友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把阶级斗争话语转化为敌我话语，塑造出‘我们’和‘敌人’两个对立概念,”基于此团结与凝聚其他革命力量来共同消灭反革命敌人。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发展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领导阶级等内容的系统性认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政治革命目标的完成，党开始了下一阶段的社会革命任务，开始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深化革命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必然要求。“继续革命”成为这一时期的革命话语内核。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继续革命”话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注入了“改革”的概念意涵，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赋予了革命话语以新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改革和建设为核心内涵的“社会革命”话语成为新时期的革命话语内核，革命话语的建设性功能得以全面发挥。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形成了“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的新时代革命话语体系。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而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就在于党的自我革命，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也要推进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党的革命话语实现了主客体革命的内在统一，将革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贯彻于党的自身建设，继续深化了革命概念的建设性和建构性义涵。
（三）自我革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赓续创新
纵观革命话语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其话语内涵经历了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和逆反价值注入传统观念的结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重构等阶段。革命从原本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天道轮替”等反映事物周期性更替的单一内涵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重塑秩序”“社会进步”等意味着事物不断进步发展的复合话语。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革命进行了话语重塑，系统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领导革命实践中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发展与拓新。
具体而言，革命意涵着冲突与斗争。任何一场革命都是集体对抗的冲突运动，是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在利益矛盾无法调和下的斗争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革命自带暴力与牺牲的话语标签，但不同于普通的政治暴动，革命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新世界。因而，“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发展动力，是破坏与重塑、毁灭与新生交织的彻底性变革，更新与进步是革命话语的又一重意蕴。而在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革命则呈现出暴力与和平、激进与平缓、剧变与稳定等多对矛盾特征对立统一的复杂特性。正如亨廷顿所言，一场全面的革命并不限于急剧而迅猛的摧毁现存政治制度的暴力活动，还包括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内容。这表明革命话语体系中还涵盖了制度建设的相关主题，暴力性与破坏性只是革命的一面属性，革命也包含着和平性与建设性的内容特征。
正是基于对上述革命内涵的科学把握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正式提出了“自我革命”概念，标志着革命话语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自我革命话语脱胎于革命话语本体，基于主客体统一视角，将革命对象聚焦于主体本身，从“主体革命”语境出发，兼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围绕主体利益即塑造永葆人民本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长盛不衰的执政党等内容而展开的政治话语，蕴含着无畏且彻底的革命精神，意味着革命主体勇于同一切破坏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错误思想与行为作坚决斗争，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实现自我超越，以自我革命推动自我发展。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是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价值升华与再塑创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维护政治革命成果、推进社会革命进程的必然结果。
二、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出诸多设想，苏联在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就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提供了思想源流，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思想、先进性思想、社会革命思想和自我批评思想。
（一）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思想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纯洁无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敢于自我革命，就在于党具有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纯洁性特质。保持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所有共产党人“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纯粹的纯洁性政党，绝对的纯洁性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党不是生存和活动在真空里，它是生存和活动在实际生活当中，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实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遭受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可能带来的腐蚀和污染，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纯洁性的消极因素的客观要求。
为维护党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如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批判与论辩，竭力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保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纯洁。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后，会有更多“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竭力设法钻进来，”破坏党的纯洁性，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为维护党的纯洁性，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从党内清除出去”。入党的党员必须“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不断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党性锻炼。此外，列宁认为官僚主义会毁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党内贪污腐败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消灭党内官僚主义作风。可见，纯洁党的作风也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思想
只有先进的阶级才能领导先进的革命并推动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共产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最前列，是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上比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上的核心地位。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领导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首要条件。只有“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这就要求党必须进行自我提升，永葆自身先进性，确保自身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与先锋作用。一方面，党要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列宁认为党只有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并“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化时代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就是遵循这一逻辑而生成的先进理论。另一方面，党在指导实践中也要保持先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党的纲领的先进性，以先进的纲领确保党的实践道路的正确方向。列宁在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更加关注党的先进性建设，希望将党建设地比以前更加坚强，更有效领导无产阶级和整个国家。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刻保持自我警醒，不断依靠自身力量革除损害党的先进性的不利因素。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在自我革命实践中发展出了旨在维护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系列自我革命话语。
（三）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革命思想
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是颠覆僵化垂死的旧世界并建设新世界的伟大斗争。社会革命是社会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下的实践产物，是促使社会形态变更、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革命随之到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影响着社会革命的发展。社会革命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全部领域的变革运动，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观念革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系统论述了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和主要力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原则等一系列内容，为无产阶级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完成自身历史使命提供了思想与行动导引。
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其使命任务“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革命主体也是革命客体，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革命，必须通过自我革命抛弃一切陈旧落后的、不适应社会革命实践的观念与行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同时使整个社会实现解放。因此，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具有内在统一性。自我革命同社会革命一样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自我革命既是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既是保持社会革命主体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的根本选择，也是应对社会革命进程中的风险挑战的必由之路。党必须做好革命到底的精神准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四）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批评思想
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畏惧公开承认错误，更敢于对自身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任何先进的政党在历史变革时刻都进行适应调整，我们党和其他大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但不同于其他害怕承认自身弱点和错误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正如列宁所言：“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常自我批判”，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自身错误。恩格斯认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没有批评就没有互相了解，也就达不到团结一致，要以坦率的批评来维护和团结党。这种坦率的批评是公开直接和明显清楚的，而非吹毛求疵、恶意中伤、咬文嚼字或讽刺挖苦，“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
自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揭露和消灭党现存的缺点和弱点，而非搬弄是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批评必须慎重和注意分寸，要以党的原则路线等作为开展批评的依据，在实践中检验批评内容的真实性，根据错误性质采取不同批评方式，采取正当形式开展批评且不能妨碍正常工作。另外，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我批评教育和推动全党从错误中学习，“通过批评自己的缺点来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列宁提出，党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自我批评中学会办事，在“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的自我纠错逻辑下，提升自身的自我批评能力，不断以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巩固政权、改进工作和提高能力。因而，“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自我革命就是党自己批评自己，坚持不懈地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的实践活动。通过自我批评，党能够迅速且彻底地克服弱点和纠正错误，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
三、自我革命话语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经过百余年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围绕自我革命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时代性和标识性的话语。这些话语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遵循，立基于中国优秀革命传统，辩证汲取了西方现代革命文化的有益成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深刻阐明了自我革命与党的领导、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一）自我革命话语是“第二个结合”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生动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通过与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互融共生，才得以深深扎根于中国。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自我革命话语就是党充分运用“第二个结合”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映射。自我革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全新样态，其理论与实践均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新话语，自我革命话语同时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自我革命话语的提出是时与势的结合，是党基于审视当下世情、国情与党情而产生的规律性认识，深含因时通变、顺势而为的中国传统政道思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时”，既是时间，也是时机。《周易》曾叙：“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时间是事物本身的固有属性，具有连续稳定性与不可逆转性，这也决定了把握时机的重要性。时机与时势紧密相连，只有顺势而为才能出现和用好时机，也只有把握时机才能借势而进、乘势而上。《吕氏春秋》有云：“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自我革命话语包含了要“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等等内容，是自我革命实践活动“应时动事”“与时偕行”的主体自觉自为。
“与时偕行”除了思考“时”的动态变化，更要明确如何“行”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居安思危的理性思维与革故鼎新的能动实践的思想为解决自我革命中的这一问题贡献了前人智慧。基于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自我革命话语也体现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天从民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高度契合性。党辩证审视并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实践中时刻秉持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等政治理念，并以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弊病，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超越，巩固人民性价值立场，坚守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初心。自我革命也是对“不私，而天下自公”的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传承与转化，这种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不谋而合。传统儒学从个人德性到尚学弘道再到从政德规，构建了一整套塑造士人政治品格的理论体系，为自我革命话语中蕴含的反躬自省、自规修身、自我提高、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政治主体建设理念提供了思想沃土。如针对党员主体，党的自我革命对强调党员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坚守‘三严三实’”“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以及要求全体党员“常思己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等。
（二）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是彰显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属性、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本质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导引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也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首创者。邓小平围绕“社会主义本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视角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确定性论述。这一规律性认识极大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明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推进，党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律性认识，扩延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等相关论断，实现了以特征、属性、要求话语来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路径。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度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以“最本质的特征”深刻地阐明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性要求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理性内容，阐明了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作用。基于这一逻辑论断，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以党的领导这一“最本质的特征”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本质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中的样态架构，刻画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通过自我革命不断革除自身弊病，强化自身领导与执政能力，继而确保党始终居于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党的自我革命内含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本质要求，并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形成了以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以建强党组织自身实现党的领导强化的逻辑路径。因而，作为党的领导的关键话语构成，自我革命话语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为勾勒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样态强化了特征标识。
（三）以“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论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实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革命的原初语境中，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实践产物，并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随后基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深化经济革命并推进观念革命，最终实现对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革命。因而，“社会革命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一经诞生便已明确的核心实践任务”。这一社会革命的领导主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最革命、最先进且无私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正确领导社会革命，从而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无产阶级时代的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统一性。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党的自我革命深嵌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中并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实现不断发展，社会革命也依托党的自我革命而得以胜利推进。站在推进社会革命进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提出了“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科学论断，并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殿堂中，本无‘自我革命’而有‘社会革命’，”更无以前者引领后者、以后者促进前者的理论话语。习近平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原创性论断以及其他相关话语的创新性阐发为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自我革命话语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逻辑出发，基于拓展革命话语的主体性范畴，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不仅是革命主体，也是革命客体，在革命实践中遵循主客体相统一的辩证规律。无产阶级按照自身革命构想改造着社会革命客体，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自身的主体性改造与发展。基于这一规律认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话语范式在新时代正式出场。这一话语范式“将‘革命’场域由‘客观世界’拓展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两个方面”，蕴含着以革命主体高度自觉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反思性发展、以反思性发展不断提升和全面发挥改造革命客体的主观能动性的逻辑内涵。这是对社会革命运动中的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辩证运动规律的科学凝炼与创新表达。这一话语范式以社会革命的“大”逻辑包裹革命主体自我革命的“小”逻辑，将社会革命的外在规定内化为革命主体的自我要求，同时将自我革命视为社会革命的“自变量”，凸显社会革命运动的主体引领逻辑。这一话语范式遵循以强化自我建构达到建构客观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内在理路，以一种强调主体性思维、引领性视角和协同性观念的理论分析视角为新时代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反哺。
（四）以“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共产党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事业胜利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关系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议题。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天然具有对权力腐败免疫的政治能力，在其夺取政权后，“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一经成立便能毫不费力地保持长期稳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刻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才能实现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国家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焕发生机。正如习近平所言：“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演进中出现的一般历史现象，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实践中先后形成了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这两大克服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建设思路，“外与内的结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统一，构成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体系。”自我革命话语内含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的价值诉求，要求自我革命在实践中“持续校准人民性与先进性的政党伦理坐标”。党的自我革命既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政治制度体制机制的自我完善，也强调以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话语进一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自我革命实现思想性锻造与制度化形塑的有机统一，从而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是党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摆脱政权兴衰更替、防止人亡政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期稳定的时代答案。作为党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深化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关键话语内容。
（五）以“面对繁重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必须绷紧自我革命这根弦”的自我革命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必由之路，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般原则与基本形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在新时代再次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科学论述，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和标识性话语表达，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其中，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这就意味着，必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而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强调以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切实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而自我革命直面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虚化等现实问题，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首要任务，以刀刃向内的无畏勇气革除自身弊病，确保全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而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以自我革命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是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重要构成。建设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党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政治、思想、作风、责任和能力等各方面过硬，进一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此外，自我革命话语直面权力内生性问题，强调以权力的自我监督实现自我净化来防治权力腐败，以彻底的反腐败斗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自我革命话语的提出就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效规范和约束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破题之举，是党以主体自觉自为意识推动了权力主体的自我净化的重要成果，包含着抓住“关键少数”、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构建权力运行全过程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等丰富内容，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