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负责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秘书长。
摘要:立足方法与理论双重视角，探讨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实现自主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在方法创新与应用、理论借鉴与发展、观照古今实践等方面面临一些困境。为此，提出以“方法自觉”推动多元方法融合，强化本土数据与因果解释；以“理论自主”扎根中国治理实践，构建中微观理论，激活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在明确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目标与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本土实践，通过治理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实现中国政治科学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路。在方法与理论的协调促进下，中国政治科学必将更好地实现回应治理实践需求与增进中国政治科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双重功能。
关键词:中国政治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方法自觉” “理论自主” 发展进路
一、 问题的提出
哲学社会科学是对国家治理实践的系统反思与理论升华，其发展的成熟度会影响人们对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与制度运行逻辑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研究规模、知识生产、政策影响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但在理论原创性、解释深度和国际学术影响力方面，与国家现实发展水平存在结构性差距。习近平指出，“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这一判断直接点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实现从“规模扩展”到“理论引领”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政治科学以政治现象及其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例如定性、定量或实验等)，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特定概念、变量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制[2]，揭示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中围绕政治观念、制度结构、组织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形成的影响关系。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3]。以中国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政治科学不断对政治发展与治理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通过概念生产、假设检验、理论建构，完成系统性、自主化知识生产的学术使命。
从学科发展实践来看，中国政治科学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方法引入、议题拓展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协商民主、数字治理等议题，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中国政治科学的自主发展仍面临若干深层次的困境。其一，在方法层面，部分研究存在方法依赖和纯数据驱动、方法应用不规范、本土数据供给不足、发表平台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其二，在理论层面，部分研究构建的理论在本土情境、中微观理论、对传统与现实观照等方面尚显不足，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其三，在知识生产层面，中国政治实践经验尚未充分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推动中国政治科学实现“方法自觉”和“理论自主”的发展，是当前学科自主发展的现实课题。
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时代课题与学科目标之间的张力。回应时代课题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4]，中国政治科学必须回应中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提炼具有解释力和规范意义的理论工具[5]。同时，知识生产是学科维系自身发展的基础，通过概念重构、理论创新与方法更新，中国政治科学不断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6]。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既要扎根本土，又要放眼世界，其使命是将中国经验转化为普遍性政治知识和一般性政治发展规律[7]。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为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数智化治理的兴起，则为中微观政治过程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条件和数据基础;全球政治学科方法论革命与跨学科研究趋势，为中国政治科学突破既有范式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外部动力[8]。因此，如何在克服风险挑战的基础上完成时代任务与学科目标，成为中国政治科学走向自主发展的关键命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从“方法自觉”和“理论自主”两个维度出发，系统分析中国政治科学在方法选择与理论建构中的内在张力，并提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的方法与理论，实现中国政治科学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路，力求在学术反思与学科建设层面为中国政治科学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启示。
二、“方法自觉”：从模仿应用到推动创新
首发经济作为提振消费、助力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实践，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发经济的结构和功能颇为复杂，要系统、理性地加以审视，把握和解决“何为首发经济”与“首发经济何为”这两个问题，以构建首发经济主题的系统认识。
（一） 现状与不足
近年来，中国政治科学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议题设定、理论构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从实际研究过程来看，在方法依赖和纯数据驱动、应用的精准度和精细度不足、数据资源本土性供给稀缺、科研队伍的整体数据素养不高及发表平台的支持力度不够等方面还存在改进的空间。
1. 方法依赖和纯数据驱动
近年来，中国政治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明显的“量化转向”。大数据[2]、问卷调查与实验方法[9]被广泛引入研究实践中，对研究者在研究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统计推断的规范性与方法应用的技术严谨性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对科学化在“技”与“数”层面的片面理解，出现了一些方法依赖和纯数据驱动的问题。在技术操作层面，有研究者将量化方法和对应的技术指标当成了学科科学化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标准，掉进了“方法中心主义”陷阱。将研究方法“硬指标化”的做法，容易造成研究过度依赖统计模型和数据处理技术，继而忽视了政治现象形成的具体制度逻辑、历史脉络、文化差别和现实复杂性，让政治科学本该有的问题意识变得淡薄。在数据使用层面，有研究者将“做数据分析”当成了“做政治科学研究”本身，研究陷入了只要有数据分析就是政治科学研究的纯数据驱动认知误区。研究假设的提出往往缺乏扎实的理论支撑或现实依据，结果就是研究成果表面上符合统计规范，但在学科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上很难作出实际贡献。这种现象还导致研究内容变得同质化与碎片化，使政治科学变成了技术展示，而丧失理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从当前政治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方法使用的“技”与“数”，而在于所选择的方法是否有助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有效理解与解释。
2. 应用的精准度和精细度不足
研究方法的应用应从精准度和精细度两个维度加以衡量。精准度是对研究方法使用的首要要求，强调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用得对”“用得合适”，是否能够有效回应特定的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在政治科学研究中，方法并非普适性的工具，不同研究问题对方法的要求具有显著差异，脱离问题情境而机械套用方法，往往难以产生有效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强调方法应用的精细度，要求研究者对方法使用环节进行系统把控与审慎处理。方法的应用不仅体现在研究设计阶段，还贯穿变量操作化、模型设定、统计或实验结果呈现及对研究结论的解释与推论等多个环节。从现有研究实践来看，一些政治科学研究成果在方法应用上存在“形式合规、实质粗糙”的问题。例如，在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议题的实证研究中，部分研究者虽直接采用西方政治学中成熟的经典量表，却未能充分检验其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适配性。这种做法在形式上符合方法规范，却在实质上削弱了研究结论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解释力。
3. 数据资源本土性供给稀缺
数据的本土性供给是中国政治科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从现有研究实践来看，中国政治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呈现多元并存的格局[10]，不仅包括围绕特定研究目标自行收集的一手数据，也包括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还包括使用较多的国际调查项目和公共数据库等域外的二手数据。然而，二手数据在变量设置、指标内涵和调查情境等方面，往往难以与具体研究问题高度匹配，容易出现“种瓜非瓜、种豆非豆”的困境。研究者在既定数据框架内“寻找问题”，而非围绕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难以准确反映所要解释的政治现象。此外，仍有不少研究依赖非本土数据资源，如国际比较调查项目或跨国公共数据库。这类数据在制度背景、价值结构和社会运行逻辑上，往往隐含着西方政治与社会经验的前提假设，若缺乏必要的情境转换与理论反思，则容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产生概念错位和解释偏差。
4. 科研队伍的整体数据素养不高
政治科学通常通过变量建模与假设检验，识别不同因素的作用路径及其影响条件，从而为理解政治运行机制和优化治理实践提供经验支撑[11]。然而，部分研究者认为，复杂统计模型所呈现的研究结论往往停留在“常识性判断”层面，难以产生真正的理论创新，由此对实证研究的学术意义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政治科学高度强调实证研究的有效性[12]，其关键在于研究者对数据的理解、处理与解释能力。一般而言，从事知识生产与科学创新，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数据素养，包括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和数据思维等。研究者只有科学评估数据质量、合理建构分析模型、审慎解释统计结果，才能通过数据分析形成有解释力的研究结论，并据此回应现实政治问题[13]。近年来，政治学方法课程体系不断完善，定量方法、实验方法和计算社会科学等内容逐步进入教学与研究视野，但学科共同体内部在数据与方法理解上的不均衡仍然较为明显。部分研究者在技术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停留在表层，难以将方法与理论问题进行有效结合;也有一些研究者对量化研究及其研究结论存在误解和偏见，将方法应用简单等同于"技术主义”或“去理论化”，从而低估了高质量实证研究在理论检验与知识生产中的价值。
5. 发表平台的支持力度不足
从现有发表情况来看，国内政治学领域的期刊(矩阵)对政治科学研究，尤其是对采用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成果，整体的重视度、支持度仍显不足。统计表明，在政治学领域的期刊发文中，规范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使用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不足四分之一[14]。一项分析指出，2001一2016年，在8种中文政治学CSSCI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中，规范研究占比为81.2%，而定量研究占比仅为5.8%、定性研究占比仅为12.7%、混合研究占比仅0.2%[15]。在审稿与评价机制方面，政治科学研究者往往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额外的学术阻碍。部分审稿人或编辑对量化研究方法、实验设计及统计推断的基本原理不够熟悉，难以对相关研究作出专业判断，甚至可能基于对方法的误解，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发表平台的取向具有显著的导向效应。期刊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认可程度，直接影响研究者的研究策略与学术投入。若政治学领域的期刊长期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缺乏制度化支持，势必会在客观上压缩实证研究的生存空间，延缓学科方法结构的合理转型。
（二）发展动力
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然而，随着实践情境的改变、学科自身的发展和中外人才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科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实践动力、学科动力和人才动力。
1. 实践动力
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刻变革，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而强劲的实践动力。首先，党和国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对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部署。就学科发展的视角而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理论体系，可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重点抓手和重要依托，这是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者需要承担的历史任务。其次，数字社会、智能社区建设、政务数字化转型等实践，给中国政治科学带来新的议题和方法论场景。当前，各类应用数智技术的新型治理模式持续出现，使传统的政府运行、公共治理、公共服务等面临结构重塑，例如，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务数据整合[16]、在线政务服务[17]跨部门协同治理[18]等相关实践，改变了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再次，作为数智技术的最新代表，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实践各环节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9]，其不只是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应用于治理实践，还改变了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结构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人与智能技术的关系成为政治科学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即在享受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治理效率和政策精准性的同时，如何解决技术应用带来的技术鸿沟、算法歧视、隐私侵害等社会风险。最后，在数智时代，政治科学研究在数据获取和方法创新上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相较于传统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智能设备和数字基础设施(如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能够更好地降低数据收集成本[20]，并使研究者能够获得多维和更加连续、更细颗粒度的个体行为数据。
2. 学科动力
在中国政治科学发展过程中，学科内部动力层面出现新的增长动能与演进方向，方法应用不断拓展，研究议题不断调整，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政治科学在学科结构和研究范式上持续演化。随着计算社会科学基础方法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政治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学科动能，计算政治学应运而生，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新设置的二级学科。计算政治学以政治学理论为核心支撑，融合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21]，关注政治实践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未来将成为人才培养与学术创新的重要增长点。特别是计算社会科学与政治学中的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相融合，促进了计算政治心理学的出现，目前虽处于萌芽阶段，但已经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2]。依托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仿真模拟与实验等方法，计算政治学和计算政治心理学可处理传统方法难以应对的大规模、非结构化研究数据，在政治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研究和舆情演化等领域展现独特优势，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独具特色的新兴领域方向。
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客观上推动了多元方法的并行发展[4]。政治实践本身的复杂性日益凸显，单一学科视角或单一方法路径，无法全面、完整地解释政治现象的生成机制与作用逻辑。研究者围绕具体问题，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定性研究和计算方法，从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等展开分析，成为政治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趋势。多方法并用的研究取向，为深入挖掘变量间关系及其作用路径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分析条件，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稳健性。在当前进行的研究实践中，真正优质的政治科学研究，必须依托科学稳健的因果推断设计来完成理论检验，而方法选择需要以理论机制为核心依据，方法和数据都要服务于理论检验的实际需要。例如，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法等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3]，依托双重差分法，有研究者借助多时点数据对政府迁移和区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4]，也有研究者对政府数据开放与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25];依托断点回归法，有研究者对不同绩效反馈与环保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26]。这些研究都围绕现实问题展开，以科学有效的方法为工具，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影响条件。因此，中国政治科学面临的困境，不是研究者无法掌握复杂方法，也不是学科没有合适的议题，而是研究者未能有效借助方法回应真正的机制性问题，忽视了方法、议题和理论的有机融合，最终落入方法中心主义。
3. 人才动力
作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变量，人才培养与交流推动了政治学学科知识完成代际传承，为研究议题拓展和方法创新注入持久稳定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建立起结构完善、层次清晰的人才培养体系[27]，在人才培养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政治学专业课程设置日益合理，本、硕、博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学科训练的系统性与规范性增强[28]。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覆盖基础方法与前沿技术的系统化、模块化训练体系，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具体而言，政治学研究方法整体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类型到多元组合。早期多使用基础统计分析和问卷调查，逐步引入实验研究、准实验设计，近年来，融入大数据分析、计算社会科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应课程设置不断细化，方法技能训练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训练强度逐步提高。这种以方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较大提升了青年学者实证研究方面的能力。近年来，学术交流、学科交叉、人才流动等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在学术交流方面，跨学科、跨地区学术交流活动的数量日益增多、频次持续提高[29];在学科交叉方面，政治学不断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合作，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展、研究工具箱不断丰富;在人才流动方面，一批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进入国内高校任教，这些青年学者将国际前沿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和学术规范带到国内学术研究领域，推动学科完成方法更新迭代，促进研究进行议题拓展，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创造动力。
三、“理论自主”：从借鉴学习到自主构建
（一） 现状与不足
实证研究不仅强调对数据进行科学化处理，还要求研究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构建的概念、提出的假设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识、理论视角、实践关怀等问题，需要在系统性理论梳理基础上进行探索。当前，中国政治科学在概念生成、理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理论依附与基本概念建构的本土情境缺失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政治学在学科建制与理论体系上的先发优势，中国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往往依附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开展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这种依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研究者对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的借鉴，但也带来了理论与中国政治现实脱节、概念与政治现象出现断连、研究解释力和本土适配性受到限制等方面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的提出要求追溯概念内涵的本源起点[30]，明确概念的内涵、边界与逻辑结构，在此基础上开展科学的理论建构。同时，概念的建构还应以多元性哲学理论为指导[31]，保证建构的理论具有普适性与多维解释能力，最终生成契合本土文化、制度、实践等知识生产环境的概念体系。以“民主”为例，西方经典民主观强调竞争性选举、多党制和权力制衡等制度特征，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制度环境中，民主更强调协商性、人民性及全过程参与等实践维度的运行逻辑[32]。因此，若不进行概念的本土重构，而是简单地将西方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忽略中国具体的政治实践情境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势必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
2. 中微观理论的构建不足
中微观理论聚焦政治行为、制度运作、政策执行背后的具体逻辑与运行机制。其中，中观理论关注团体、群体或集团等政治主体，明确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微观理论关注公民个体，聚焦个体层面的政治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型[33]。研究者从中微观理论层面梳理政治实践中变量的作用路径、利益协调机制及行为模式，可以从理论方面对制度设计、政策执行、政治行为等提供更精细化的机制分析与逻辑解释，强化学科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例如，现有研究对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34]、民主观[35]、法治观[36]等进行了广泛探讨，特别是将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分别作为被预测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预测变量，探索政治价值观的人格基础[37]、中介机制[38]、调节机制[39]、影响效应[40]等，为构建政治学微观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然而，当前研究在宏观制度分析和规范性理论探讨方面较为成熟，知识体系和理论积累较为完善，但缺乏针对个体政治行为、组织运作机制、政策执行过程等方面的系统性理论。特别是中微观理论研究需要的方法工具、数据资源与研究范式，发展尚不成熟，对复杂政治现象作出机制性解释的能力仍有欠缺，中国政治科学实现“理论自主’仍存在不少提升空间。
3. 对传统与现实的观照忽视
习近平在论及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和发展时指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41]。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中国政治科学的学理探讨，即学科发展不能凭空简单引入外来理论或概念，而应根植于中国政治历史与制度实践的土壤之中。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需要在理论构建上实现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既尊重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又回应当下政治实践的现实需求。例如，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公民的民主观受到民本思想、治道经验与有道政治理念、中庸与贵和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协和有道”的结构特征[35]。因此，在研究中，传统政治与治理思想和当代治理实践之间的结合[42]，是推进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部分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上存在明显偏差。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其忽视了中国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的解释力，缺乏对传统政治智慧的学术梳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代西方理论工具，将外来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政治实践。这种对传统与现实双向忽视的研究路径，容易导致理论创新性不足，同时削弱学科在实际政策分析与治理改进中的指导性。
（二） 发展动力
1. 实证探索
实证研究是中国政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核心路径[12]。量化研究、经验研究等方法构成了实证研究的主要工具[10]，而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成果则为实证探索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应以理论驱动为前提，基于因果推断设计进行理论检验，即研究者需基于政治科学理论提出研究问题、确定核心变量、形成理论假设，并通过系统的数据收集和适当的分析工具对假设进行检验[14]。同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的理论，要能够放在一般性的知识体系中讨论，做到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中国政治科学在治理现代化、数字治理、协商民主、社会治理等议题上的实证探索，为“理论自主”提供了样板。例如，近年来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公民的政治观等领域的实证研究[34-35]，不仅揭示了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有逻辑，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民主的内涵与类型，从而突破西方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民主范式。此外，理论驱动的实证研究还强调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与系统性[43]。所得出的发现和提出的理论，不应局限于个别案例或特定情境，而应能够纳入更广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进行讨论，实现从理论出发、再回到理论的学术循环。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不仅提升了中国政治科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也为学科在全球学术语境中确立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2. 理论发展
中国政治科学在理论发展上具有自身内在的驱动力。一是基于系统研究发现基础上的中微观理论创设。要实现“理论自主”，中国政治科学必须重视中微观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44]。从持续性研究中生长的理论，更可能成为具有原创价值的中国学派成果。同时，中国政治科学的理论体系不是孤立的、分裂的，而是系统的、综合的。针对不同层级的政治实践主体，适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范式，在组织层面、制度层面、个体层面等都具有不同的理论向度。基于系统观念，综合多学科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构建具有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是新时代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二是基于传统与现实(象)展开的理论批判与思考。对传统与现实(象)的双重观照，要求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过程中，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治理实践之间的关系，突出理论应有的文化属性与实践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大量政治思想，可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思想资源[45]，政治科学研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准确描摹中国政治实践，是学术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当代中国社会变化速度快，治理活动不断推进，政策领域持续进行新实验，这些内容为理论建构积累了大量案例。研究者可围绕中国政治实践与经验，构建概念命题和理论模式，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建立政治科学理论框架[5]。传统与现实的结合，可催生与中国文化、历史与实践相符的理论创新成果。例如，在对中国特色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在利益需求满足、透明公开参与、理性协商共识、制约监督纠错等方面的一系列互动方式，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把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互动中的需求、参与、协商、监督进行了有机整合和整体阐释[46]。相较于西方民主将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的核心关注点，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民主选举环节，同时开放更多民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让人民能够进入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不同环节，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从理论发展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解释西方民主选举领域的各类现象，还能修正西方民主过度侧重竞争性选举引发的社会分裂问题，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民主发展和政治进步事业，提供了可参考借鉴的实践样板和理论支持。
四、发展进路：“耦合协调”
（一） 中国政治科学发展的目标与任务
文化具有特殊性，而文明具有普遍性。中国政治与治理实践的发展路径，始终受到自身漫长历史传统、文化特质及当下现实国情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延伸到学科领域，使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学科特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与治理需求各不相同。中国政治科学需要突出自身的主体性与原创性，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为重要发展目标。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需要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重大问题，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目标，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撑和实践层面的指导。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作为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验证场”，也不能满足于成为单纯照搬外来研究范式的“拿来主义者”，而是要主动成为政治科学一般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政治学属于一门基础性学科，其根本使命是揭示人类社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47]，这一学科自觉要求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要处理好“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普遍”的关系。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与文明传统，孕育的知识生产环境与西方经验存在明显差异。由此，从中华文明沃土与中国现实治理场景中生成的理论，不仅可以回应本土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也可以为政治科学一般理论的建构输出原创性内容。基于这些认识，中国政治科学需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从中国政治文化与治理实践中提炼规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政治科学理论体系[30]同时向全球学界展示并论证相关理论的学术价值。这项任务承载学科发展的学术使命，也对应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参与全球知识生产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
（二）方法选择的标准：问题导向
中国政治科学研究在方法选择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原则，避免工具导向”“热点导向”两类误区。换言之，研究方法的选择要符合研究问题的实际需求，不能为追求方法技术的复杂性而使用方法工具。科学选择研究方法，是政治科学完成理论创新、提高实证解释力的基础，其标准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多元方法。研究可以在量化与质性之间搭建互补关系，发挥大数据、实验方法等新兴方法的优势[48]，保持对田野调查、文本分析等传统方法的重视，以方法的规范使用来保障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解释力。二是多元数据。研究领域内的多元数据，可划分为多来源数据与多类型数据两种，前者强调研究所使用的专项数据、社会调查数据、行为数据等，其来源可以是国际调查数据、国内调查数据、客观社会经济数据、主观行为数据等，尤其是要重视本土数据的收集与应用;后者强调研究采用调查数据、实验数据、文本内容数据等，根据对研究假设的检验需要[43]，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分析。三是寻求因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时代，政治科学研究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数据收集，且获得的数据更具规模，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应更加突出因果解释的核心位置[49]，避免因数据规模膨胀带来的无效研究。通过采用严谨科学的方法，梳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发挥作用的传导路径[9,50]，研究能够揭示政治行为、制度运行和政策效应的内在逻辑[23]，为理论创新、政策设计提供广泛的经验支持和坚实的实证依据。四是面向理论。政治科学研究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生产为重心[51]，依靠研究方法推动理论创新，形成全新的知识生产形态。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要服务于理论构建的中心任务，要能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最终实现从方法应用到理论贡献的完整循环。例如，实证研究要求进行概念、理论的建构，研究者可通过扎根理论的应用，对概念的内在结构及具体维度进行确认和描述[52]，为系统开展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分析奠定基础。围绕问题确定方法设计，面向理论进行方法选择，中国政治科学可在分析具体政治问题过程中，推动本土政治理论体系的建立、拓展和完善。
（三）理论创新的来源：本土实践
研究对象的实践性决定了政治科学是一门实践科学[47]。扎根于现实运行的制度结构、治理过程与社会互动之中，理论建构才更加具备解释力、生命力与可持续性。中国政治科学要实现理论创新，就要以中国政治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做到基于本土实践的普遍化知识生产[7]，具体可通过转换视角、明确属性、独立自主、科学检验等四个操作化方面开展研究实践。首先，需要确立主位视角。以中国人的立场、经验与问题意识来观察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而不是将中国经验置于外来理论框架之下加以“对照”或“校准”。这要求研究者在问题提出、概念界定和理论建构过程中，主动摆脱被动套用西方范式的研究路径，从中国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出发形成分析框架。例如，有研究者从主位视角切入，将中国公民民主观内在结构界定为包含人民至上、和谐稳定、行政规范、民意凝聚、有序参与、广泛协商、治理高效、民生发展等八个维度[35]。其次，需要实现古今贯通。中国政治科学兼具文化属性与实践属性，二者统一于中国政治科学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治理实践的双重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是理解中国政治运行和治理逻辑的重要思想资源，构成了中国政治科学理论的文化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持续深化，其中不断出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数智治理、基层治理等议题，形塑了中国政治科学理论的实践属性。这要求中国政治科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有解释力的思想资源[53]，也要在关注和回应当前治理实践中提炼具有理论价值的议题。再次，需要坚持自主构建。中国政治科学要形成拥有自身解释力的理论话语与概念工具[54]，可以对西方优秀的政治学研究成果进行充分吸收和借鉴，但在话语建构、概念生产、理论生成等方面，应坚持立足本土的自主建构，甚至可借助重大实践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创新。近年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政治实践议题，逐步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55]，这些议题在国内拥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同时，在推动全球政治学研究重新思考民主、治理与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等方面[56]，也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最后，需要强调科学检验。理论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提出和规范论证方面，要通过系统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完成检验和修正，避免出现概念先行而检验与论证不足的现象。政治科学的理论创新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新理论的建立和对既有理论内在机制与应用边界的拓展，其过程都要求依托严谨的方法和充足的数据来完成持续检验与动态修正，提升理论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并扩展理论的应用范围。
(四) 学科发展的路径:良性互动
中国政治科学的持续发展依赖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结构。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领域，在问题生成、知识生产与政策反馈等层面，二者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在保持学术自主性的前提下，让政治科学研究有效回应现实治理需求，同时让政治实践成为理论创新和方法进步的重要源泉，是推进中国政治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从学术研究来看，中国政治科学要通过主动关注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议题[57]，挖掘政治运行背后的深层机制，在充分进行经验性描述的基础上生成系统性理论，将政治实践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学理化凝练和展现。从政治实践来看，中国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等领域，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形成了大量独特经验，政治实践的开展、制度运行的效能、公众参与的效果等，为政治科学研究贡献丰富的内容素材、案例资源与数据来源。对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政治科学研究可不断拓展议题范围、丰富理论分析框架[58]，实现理论创新的内生性增长。为确保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双向互动的持续发展，还需要在学术独立性与实践关联性之间维持合适的平衡空间，使中国政治科学既不脱离现实而自囿于"纯学术化”的象牙塔，也不局限于将研究定位为工具、绑定政策内容而丧失理论反思与方法批判的空间。中国政治科学应坚持理论独立性、保持方法科学性，在此前提下持续深化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性探索，真正发挥经世致用的学科功能，在服务本土治理的同时，为全球学界贡献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知识和学术体系。
五、结语
中国政治科学自主发展的现实需求呼吁“方法自觉”和“理论自主”的双重驱动，为寻找发展动力及其结合路径，本研究分析了上述双重驱动的发展现状，提出在方法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下，实现中国政治科学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路。首先，在研究方法层面。目前仍存在方法依赖和纯数据驱动、应用的精准度和精细度不足、数据资源本土性供给稀缺、科研队伍的整体数据素养不高及发表平台的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限制作用。发展动力体现为党和国家对学科发展的要求、数智技术广泛应用、计算政治学设立、多元方法应用、人才培养与跨学科融合等，为方法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技术条件。其次，在理论建构层面。存在理论依附与基本概念建构的本土情境缺失、中微观层面的自主理论构建相对薄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与当代治理实践之间关系的挖掘不够充分等问题。发展动力体现为理论驱动的实证研究、因果推断设计的应用、理论系统性与应用范围的扩展、中微观理论的创设、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理论发展等，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契机。最后，关于理论与方法结合的前景。基于明确学科发展目标与任务，方法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坚持多元方法、多元数据、寻求因果、面向理论等选择标准，实现“方法自觉”;理论上立足本土实践，通过确立主位视角、实现古今贯通、坚持自主构建、重视实证检验等操作化策略，推进“理论自主”;学科发展上实现良性互动，坚持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实现学术研究主动关注实践，政治实践促进理论发展，发挥理论创新在服务实践和贡献知识上的积极作用。只有实现理论与方法的深度融合，中国政治科学才能在回应中国现实政治需要的同时，对全球政治学研究作出具有独立价值的学术贡献。
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需要实现理论与方法的“耦合协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强调问题意识、本土意识、根脉意识、方法意识和导向意识的统一[59]，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科学既要在方法上保持科学性、前沿性与多样性，又要在理论上坚持自主性、本土性与原创性。唯有在这两个层面的持续推进发力，中国政治科学才能真正立足中国、走向世界，其所产生的理论与知识才能在人类整体知识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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