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召开“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分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郑秉文受邀出席分论坛并作发言。

全球人口结构剧变，养老金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调整养老金供给结构和资金运营效率能明显改善养老金资金短缺状况，优化养老金分配和管理？如何推进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提高社会保障的弹性和韧性？这场分论坛上，来自中国、日本及OECD的权威专家、学者、官员共同探讨了这一世纪性课题。他们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前日本财务省副大臣、国际经济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树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业、劳动和社会事务局高级顾问、社会政策部主任莫妮卡·奎赛尔。

老龄化加速冲击全球养老金体系

沙利⽂《2024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亚洲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标志着亚洲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放眼全球，尽管亚洲国家相比欧美较晚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老龄化进程明显更快。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亚太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从2023年的6.97亿人增至13亿人。

与老龄化进程加快、程度加深相伴而生的，是全球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尤其相比养老金规模靠前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因制度不完善往往面临更高的风险。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高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亚洲多国陆续推出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率和推动私人养老金发展等诸多改革措施。其中，日本延迟了退休年龄、降低了养老金增长率以及扩大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并对养老金制度每五年进行一次财政检验，确认给付水平；中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今年 1 月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韩国政府为避免养老基金枯竭，计划将养老金缴费率由9%上调至13%，养老金替代率由 40%升至42%。

郑秉文以中国举例称，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到2032年将进入更深层次的老龄化社会，即还有7年时间，65岁以上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20%。这一快速变化带来的诸多影响中，养老金制度受到的冲击将是最大的。2019年以来，中国打出了一系列改善养老问题的政策“组合拳”，目前来看效果很好，养老金收不抵支和枯竭的预测时点分别较前期推迟了18年和9年。

但郑秉文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不迫切，养老压力依然非常大。他提到一组数据：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下，参保职工与退休人数比例为2.67：1，到2060年将是1：1。考虑到并非所有参保职工都缴纳养老金，以90%参保职工缴费测算，这一比例到2060年将是1：1.12，即面临倒挂，缴费人口不足将直接冲击现收现付制的可持续性。

应对冲击：养老金制度重构并非一蹴而就

养老金制度改革尤其筹资方式的转变，仍是各项改革中最受关注的方向。以中国为例，早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成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其中，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五大具体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

郑秉文认为，这一部署意味着中国养老金体系应该从现收现付的筹资方式向预筹式的筹资方式转变，即由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面对每一个退休人口对应的劳动者越来越少的客观趋势，这是中国养老金制度大的改革思路。他指出，在人口红利逐渐过去的背景下，资产型养老金制度可以通过养老金规模提升、投资收益增加来抵消缴费人口减少的资金缺口。

制度改革的力量是神奇的。郑秉文也举例称，面对养老金缴费人口减少，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改革筹资方式。以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为例，尽管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在今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收不抵支，但因为养老金资产规模足够大，支付能力仍能维持两年及两年以上。

对中国来说，应该如何立足自身特点完成转变？郑秉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养老第一支柱现收现付不等于不追求余额，要从DB型现收现付型制度向DB型部分积累制度转变，通过追求余额扩大、增加余额储备，提高投资回报率；第二，做大做强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将二者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建立“联合自动加入”制度，推动第二、三支柱共同发展，鼓励中小企业通过税优支持员工参与第三支柱，一方面扩大第二支柱覆盖面，另一方面加快提升第三支柱缴存比例和数额，以此应对未来可能的第一支柱替代率下降压力；第三，建立资产型、预筹型养老金制度，包括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金，加大国有资产划拨。

在郑秉文看来，中国在26年前就建立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但目前变现规模（3万亿元左右）和支付能力（7个月）还太小，还需要做大做强，现在未雨绸缪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