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既是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自我完善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通过对话平衡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张力。在这三对关系中构建新的平衡，纾解彼此间的张力，达致共生共容的状态，可拓展政治学话语体系生长的宝贵空间。

学术与政治的对话

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政治学话语的建构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主题的变换有着密切关系。诸如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党政统合、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等理论主题，都是在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互动中提出并深化研究的议题。改革的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的主旋律，恰恰是政治学话语言说的“主角”。因此，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政治学得以发展的前提。

一是要尊重政治引导，强化学术自主。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以“集中”为特色，这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政治学研究尤其是话语表达，需要保持“政治正确”，同时要保有学术性。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兼顾政治性与学术性。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政治实践对学术的“规制”，却看不到学界的努力对政治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实践，甚至变成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学界对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善治、政府创新、法治国家、社会治理等议题的研究及凝练的概念已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有的还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告别总认为身处桎梏之中因而过度批判的心态，恰当地运用而不是滥用质疑与反思的专业力量。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得出的成果，一般都会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研究得越深，科学性越突出，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性也就越强。

二是提供学理支撑，反对搞学术投机。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发生扭曲，往往表现为学术活动变成投机活动，这不仅严重伤害学术，更伤害政治，同时也让政治无法尊重学术并轻慢学术。政治要的不是不实事求是的吹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而是货真价实的学理支撑与体现真才实学的对策建议。作为学人不能低估政治实践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乏带有投机色彩的操作，学风浮躁，貌似始终在与热点和前沿对接，实际上是“万金油”，靠“揣测”“对焦”“投其所好”“打击异己”谋求重视，争取“资源”，博得眼球。这样做，貌似保持学术与政治相一致，颇有“贡献”，实则为害甚深。一是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伤害学科的成长；二是毒害了青年，使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得不到科学的传承，却有可能被恶劣学风污染；三是误导实务部门的工作走向和认知逻辑，称其为“高级黑”也不为过。

学人与学人的对话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政治学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增加包容度，减少对立思维，找到最大公约数。在当下，正值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期，需要学人通力合作，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一是尊重学术的演进逻辑。当下，我们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时，需要“瞻前顾后”，总结以往的成绩和不足，为更好地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我们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所做的努力和成绩都无法与前人的成果相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在建设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充分反映了政治实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会继续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也在发展进步。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太可能获得“革命性”创新，更无法想象搞出所谓的“颠覆性”成果。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可知“继往开来”是当下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路数，因此需要对前人的努力和成果抱有起码的尊重，而不是通过否定过去同侪的努力而获取自己的“话语权”。

二是尊重学术的新样态。21世纪以来，政治学界在学科、队伍、议题、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越来越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协商民主、国家治理、贤能政治等新议题不断涌现，实证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以分化、多元为特点的新政治学研究生态已经形成。新的研究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研究方式，这未尝不是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因此，尊重以至珍惜这一局面，无疑是给话语体系的生长留有空间。做到“和而不同”的关键是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一方面是“自说自话”，通过“敌我划分”，将学术上的质疑视为意识形态的敌对，从而将其划入政治问题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是划分敌我式的政治性批判，借“政治正确”的强冲击力，打压、削弱甚至消除“异己”的观点。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为害甚大，对学术的成长是不利的，对政治学话语体系推陈出新也是有害的。

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对话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学术研究过程，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中国的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对内搞活，一个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使我们获得了成功的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来说，也是按这个逻辑展开的。对外开放，给政治学提供了“补课”的资源。当然，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是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为主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对西方话语的盲从和照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总体上在多方面取得进步，政治学话语体系也是如此，但进一步的建构任务仍然需要积极的对外交流。只有在更加积极的开放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以虚骄的话语来设置交流上的障碍。一些讨论持狭隘的“中国优越论”，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赵鸣歧、张放指出，“我们应该基于事实，心平气和地与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性表白，亦不是基于民族自尊的深情呐喊，更不是意气用事的强词夺理，而是基于严密学术逻辑和谨慎现实观察的温情言说。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赢得主动、获得尊敬。”

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是世界性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我们强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要总结中国实践和展示中国智慧，是强烈自信心的表现，这种自信心，要建立在充分开放的基础上。陈曙光认为，“当下特别需要防止‘逆开放’的问题。不是要走向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以民族拒斥世界、以特色贬损普遍的歧途，不是为了从现代退回到前现代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一套真正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本土话语不仅要在内部逻辑上实现自洽，更重要的是必须正面回应源自西方视角的挑战和质疑。

中国需要世界，更重要的是，世界需要中国，谈火生、杨婕指出，“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就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而言，这一方面是中国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40年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学术界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其走向复兴的历程和发展趋势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希望了解并加以剖析的。可以说，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且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搭建了舞台。”只有在深入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回答“中国社会的哪些特点使得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优势无法发挥”以及“中国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为何能够做得更好”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