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政治学研究》杂志主编。
摘要：当今世界正在遭遇“乱”与“变”，人类社会正处于十字路口。当今国际形势总体呈现西强东弱、西乱中治、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世纪疫情、局部冲突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世界步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这既对中国构成了挑战，也为中国突破西式价值体系和话语霸权禁锢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同时，美式民主蜕化变质，其扩张侵略造成了世界政治生态恶化和世界局势动荡。世界各国应当认识到民主问题的复杂性，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治开辟了世界政治新道路，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这要求学术界建立中国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向世界讲述中国之制、中国之治与中国之道，勇敢地破除西式自由民主迷思，向世界讲好中国民主。
关键词：数字领导力；人工智能；公共部门；结构模型
结构摘要
正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发展提出的两大论述。早在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重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年12月，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他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并且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的学者们有必要从政治学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之变，特别是分析冷战后30多年来世界大党的兴亡成败，分析世界大国的治乱兴衰。与此同时，2021年，伴随“全球民主峰会”的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号称要“导演”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加剧了中美之间民主话语权的竞争。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何为？民主何用？西方民主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起伏？全过程人民民主又具有怎样的理论优势？这些都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政治态势，回顾过去30多年来大国大党的治乱兴衰，同时对美式民主进行审思和批判，最终探讨世界政治视野中的中国之治。
一、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政治态势
当今世界经历着怎样的变局，又呈现出怎样的政治态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早在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他还将这个问题凝练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问题，既是时代性问题，也是共同的、永恒的哲学性问题。本文认为，当今世界正在遭遇“乱”与“变”，人类社会正处于十字路口。
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态势总体呈现出西强东弱、西乱中治、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是大变局最为显著的特点与趋势。21世纪以来，西方遭遇严重且持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危机，不断遭受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浪潮等的威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外，中国还形成了治理式民主，开辟了中国式民主道路，并且不断推动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实际上，早在2012年，“东升西降”的趋势就已经出现。在过去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直至2012年，世界经济总量的天平开始倒向非西方世界。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阵营的经济体量。西方惊呼这是几百年未有的趋势。在“东升西降”的趋势中，中国是最大的变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所有这些经济发展、经济数据的背后实际是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不断加强。在这几十年间，世界格局、政治生态以及各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都在变化。同时，西方世界正在面临持续性的政治经济困境，而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界性历史奇迹。
2016年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分水岭。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在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出现，暴露了西式民主模式的缺陷，推动世界政治发生重大转折。此后，美国的政治深陷政治单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泥潭，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为标志的美式民主政治将政治分歧、权力争斗和种族冲突推向极致，深深撕裂了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
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正是在西式民主变异、变质以及西方政客道德水准、专业水准劣质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尽管拜登政府认识到了西方民主阵营士气低落、处于守势的境况，但其仍无视西方民主自身的缺陷，不考虑如何完善民主体制，而是一味地强调巩固“民主国家联盟”。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一文中，拜登就指出：“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程度正在下降……美国精心构建的国际体系正在逐渐分裂”，因此，“我们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从而“保护美国的经济未来，并让美国再次引领世界”。同时，拜登的民主外交还将敌对矛头直指中国，将中国视为独裁国家的代表，将中美之间的竞争视为民主与独裁的竞争，并将民主和独裁体制之间的竞争视为这个时代的核心冲突。这实际上并不能对美式民主的发展起到任何帮助，也不会扭转美式民主衰落的趋势。
近年来，世纪疫情、局部冲突、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世界步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如何战胜疫情？如何建设疫后世界？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紧迫的重大课题。”2023年，拜登政府举办第二届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使世界大国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价值的纷争更加激烈。在疫情的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转变，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的趋势也更加明朗。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的局部冲突也不断加剧。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推进“北约东扩”。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世界分化和对抗形势加剧，并且几乎处于全面冲突的边缘。一方面，西方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西方还综合运用经济、金融、外交等措施，全面制裁俄罗斯。由此，俄罗斯和乌克兰陷入了包括金融战、外交战、信息战在内的混合战，形成了立体的、多样化的对决。
上述因素构成了世界局势变化的催化剂，使原本就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的世界格局变化更加剧烈。现如今，世界正站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鼓吹西式民主“完美无缺、普世永恒、一统天下”，是挑拨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式的政治对抗，是拉帮结伙、意在打造分裂世界的“民主国家同盟”，是鼓噪所谓“民主与专制”的世纪对决、开历史倒车，还是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拨开冷战阴云，推动共同发展，这些都是留给世界各国以及学术界的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面临着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冷战结束30多年来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信任缺失，全球面临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政治对立、价值纷争、经济制裁等取代对话与合作；“混乱、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主题词；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可以形容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中国和美国也陷入了民主道路和民主模式之争。国际形势新变局对中国既是空前挑战，也是突破西式价值体系和话语霸权禁锢的绝佳历史机遇。如何把握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总结提炼好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和实践经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人民民主和中国发展的故事，是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新的世界局势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法学、政治学都是当代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小学生”。现如今，我们可以抬起头和西方对话，正视西方所谓的主流学术界。中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经济学都到了自立自强、自主自为的关键时期。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体要求：“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可见，中国政治学界必须肩负起特殊的时代使命，不能模仿、照搬西方的哲学研究范式，而是要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立场、能够解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二、30余年世界政治回望：大国大党的治乱兴衰
在过去30余年的时间里，世界局势的变化与西方政治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背后，世界大国的政治因素依然起到主导作用，并且决定着国际关系、世界生态、世界格局的变化。其中，尤其是不同国家关于人权、自由、民主、主权、秩序等价值理解的差异，对世界局势产生着重要影响。
30多年前，冷战的结束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似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西方学术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评论道，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以及苏联的解体，“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已经到达终点，而这最后的历史就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西方政界，政治精英自认为其在东西方政治较量的大棋局中不战而胜。当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西方政要和精英们弹冠相庆，高呼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站上了历史的巅峰，自此可以高歌猛进，无往而不胜，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
然而，在往后30余年的时间里，世界的局势却发生了大逆转：从美国成功瓦解苏联东欧阵营，高呼“历史终结论”“西式自由民主完胜”，到美国深陷政治困境，企图重启“新冷战”，拉拢胁迫西方盟友，与中俄等非西方世界为敌，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全球霸权。现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走向衰落，它们甚至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方的衰落？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动荡的乱源在西方。西方之乱、西式民主的异化和变质及其蛮横的对外输出，既是当今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西方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冷战后，美国率领西方阵营鼓吹自由民主，在全球开展疯狂的政治扩张，造成世界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伴随苏联失败和冷战结束，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认为，冷战中“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西方精英傲慢地认为，西方世界永远占领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制高点，取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完胜，社会主义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孤岛，社会主义的中国崩溃也为时不远。
在此背景下，西方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输出，造成了世界政治生态恶化。它们鼓吹西式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并认为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未来。在东欧，西方将这些国家视为冷战的失败者，要求它们进行政治转型，实现民主化改造，并且全盘地倒向西方。借助东欧国家的投降归顺，西方阵营肆无忌惮地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扩展势力范围。美国还撕毁外交协议，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蛮横地推进“北约东扩”。21世纪以来，美国还先后在东欧、中东、北非等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对外输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黎巴嫩“雪松革命”、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街头政治相继爆发。西方国家得以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兵不血刃地促动对象国家政权更迭，从而达到扩大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的目的。然而，正是由于西方国家不计后果地输出民主，造成了冷战后30多年国际上民族分裂不断、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国际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见，西方对外输出民主、对外政治干涉，才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一方面为政治攻势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民主，另一方面极力挑起文明对立和宗教冲突。柏林墙倒塌后，西方阵营认为，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已无对手可打，西方模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将踏遍全球、统治全世界。一些自视高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借机夸大国际上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差异，激化民族和宗教矛盾，挑起种族和教派冲突，鼓动民族分离主义，滋生排外主义，刺激了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上述势力借助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大潮，形成世界政治的暗流。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长期对抗又一次被引爆，进而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点燃了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导火索。由此，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恐怖与反恐的动荡周期。对于恐怖主义爆发、种族冲突蔓延，西方政界难辞其咎。
西方政治扩张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民主与繁荣，还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衰败、政局动荡不安以及治理失败。美国学者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曾指出，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在71个国家（超过世界国家总数的1/3），在一个或多个场合，进行了一次或多次干涉活动，在此过程中，美国已经剥夺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1世纪初，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不仅造成了大规模的平民伤亡，还带来了大量难民，现如今，伊拉克已经从现代的、教育水平颇高的国家沦为了半瘫痪的国家，大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家人才外流，教育体系、卫生保健体系等彻底崩溃。正是由于美国不断在中东输出“民主”、制造混乱，才接连爆发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危机。30多年来，西方借赢得冷战胜利，坐在了世界金字塔的塔尖之上，妄想自此一劳永逸地主导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对外大肆输出自由民主、煽动街头政治、策动“颜色革命”。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凭借对“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的垄断，推行双重标准，肆意打压其他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
美式民主“病毒”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乱源。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二战”后，“民主、和平”是新生的社会主义阵营高举的旗号。后来，“民主”一词被西方“自由世界”窃取，反成了攻击、瓦解苏联的利器。20世纪90年代，苏东阵营发生裂变，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美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自信和自负。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民主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建构起美式民主的“神话”。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世界将其民主模式包装成全球性的政治标准和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加工与修饰，民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教义，以“教条原则和操作系统软件”等形式，成为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工具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无法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因为，“真正民主国家的外交是不会实施对外霸权和专制性干涉的”。
民主变质、政治劣质化、输出政治病毒，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成为世界病源。西方民主存在基因缺陷和制度性短板，当今世界，它正在面临系统性的衰败，金钱政治、资本统治、选举弊端、制度僵化、法律烦琐、种族歧视、诉诸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冷战后，自由民主的西方阵营非但没有解救世界，反而还成了世界的病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再也难以独善其身，不断陷入发展困境和政治泥潭。面对美国的政治困境，美国政治学学者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而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欧洲政治观察家也认为，“民主变质”“民主泛滥”“过度民主”的欧洲将会陷入恶性循环。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同时，西方的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盛行。
三、对美式民主的审思与批判
对美式民主的审思与批判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对美式民主进行反思前，首先要辨清民主问题的复杂性。民主是人类社会特殊而典型的政治现象。它既一般，又特殊；既简单，又复杂；或铺就阳关大道，或种下遍地荆棘。现阶段，有许多人对民主问题，像如何认识民主、如何定义民主、如何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民主问题太复杂，同时它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尽管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民主问题的复杂性，拒绝照搬西方单一的民主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学者们一定要认识西式民主的理论陷阱、实践陷阱，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民主有很多的光环，有人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有人说民主是“普世”的，有人说民主是共同的。其实，民主也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和国家、阶级、政党都是相联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各个国家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多年来，以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为标志的美式民主模式已经蜕化变质，呈现出自由透支、选举操弄、寡头财阀当道、否决对抗等政治乱象。有没有钱，是多党民主的进入门槛；谁出钱，是多党民主的基本标准；钱的多寡，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结果；钱的供给持续性，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生命周期。因此，美式民主被称为“钱主”，归根到底是资本的统治，是财阀掌权，是寡头政治。无论是不断攀升的“选举费”，还是琳琅满目的捐款；无论是为了金主支持而更换政党门庭，还是因囊中羞涩而被迫退出选举；无论是将政治捐款归属于宪法权利范畴，还是越发宽松的金额限定，这些都表明，有了金钱才能在多党民主体制内畅通无阻。美式民主虽然声称“为了平民”，但平民只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对象与选举政治中的选票来源，多党民主必然滑向寡头政治。金主们绝不会放弃“剥削”，不可能把权力真正交给平民。为了维系剥削，选举是为平民营造“主人感”的最有效方式。政治寡头们为了实现绝对的控制，表面上越发“平民化”，频繁地组织选举、全民公决、选民调查、电视辩论、网络推文等。但一旦面对“多数平民的基本权利与少数金主的自由利益”的选择时，多数平民只能是少数寡头的“木偶”。在政客操纵下，“民主灯塔”已经蜕变成“政治垃圾场”，成为世界上劣质政治产品的最大生产地。
美式民主不仅自身蜕化变质，对外还带有扩张侵略性。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向世界输出自己单一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首先，美国在政治上将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推向极致，将其泛化、模式化，认为西方模式是“普世”的、超民族的、横贯人类历史的。其次，美国还在实践上将推广西式民主外交政策化，大肆对外输出自由民主模式，不时在他国策动“颜色革命”，导致国际局势不断紧张，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冷战后的世界没有迎来美国统治下的“自由民主、和平幸福”，反而坠入了周期性的恐怖动荡期。最后，美国还在思想和舆论上将自由民主“普世”化、唯西方化，极力鼓吹“西方价值‘普世’论”“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等，煽动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冲突。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为谋求政治霸权和国际话语权、掩盖其地缘政治私利，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接连抛出一系列信条和口号：“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30多年过去了，西方阵营曾推倒柏林墙，如今却奉行单边主义，鼓励排外，大肆筑墙，鼓吹脱钩，企图重新放下经济和技术“铁幕”。如今，一些西方政客一方面到处游说，极尽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之能事；一方面对外发动“关税战”，动辄经济制裁，频频发起舆论围剿和政治围攻，甚至扬言不惜发动热战。
冷战结束时，西方社会曾乐观认为，西式自由民主模式是“普世”的、永恒的，是全人类“幸福的归宿”和终极目标。然而，现实清楚地表明，人类社会并没有迎来所谓的“历史终结”，反而见证了西式民主的制度失灵、体制失效、治理失能、改造失败。西式民主的异化变质，导致西方社会出现系统性危机。政治乱象丛生，寡头资本势力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成为西方社会分裂冲突的“放大器”。种族仇杀、“黄马甲”运动、美国国会山暴乱等，都从不同侧面刺破了西式民主神话。西方国家基于垄断资本利益，追求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种霸权。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将民主人权工具化、武器化，以“民主教师爷”自居，蛮横对外输出民主，肆意对外政治扩张，不时策动“颜色革命”，煽动街头政治，直至军事入侵或武装干涉，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正常秩序，给人类和平发展带来了严重祸端。西式民主输出没给任何一个国家带去民主，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混乱与衰败。
基于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全世界有识之士应汲取冷战的深刻教训，抵制“盎格鲁—撒克逊”为首的阵营发动“新冷战”、分裂世界、打压中俄、维护霸权的阴险政治图谋。为汲取冷战的政治教训，有必要在国际上明确以下几点：一是反对假借自由、民主名义，对外实施政治西化、分化、弱化和演化；二是破除西式民主一元论，反对将西式民主视为无所不能的操作程序强行对外输出；三是反对策动“颜色革命”，反对谋求地缘政治私利，反对践踏他国主权和国际准则；四是警惕假借自由、民主名义，在国际事务中拉帮结伙，动辄对他国制裁、动武甚至武装颠覆他国政权；五是警惕极端势力、排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假借民主舞台登场亮相；六是要弘扬法治，识别真假民主，避免出现少数人绑架要挟的劣质民主。
民主是历史的、发展的、变化的。无论是作为政治概念、政治观念、政治价值的民主，还是作为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体制的民主，抑或是作为政治道路、政治进程的民主，都是历史的、变化的、具体的、多样的。民主是自主的、主权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私有化、绝对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垄断霸占民主，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强行出口、普遍适用的操作软件或灵丹妙药。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我们要加强交流互鉴，完善沟通机制、把握社情民意、健全组织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和成效。”
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随着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各国的民主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道路不尽相同，形态各有差异，呈现出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面貌。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将某些地域性、历史性的经验绝对化、一元化、“普世”化的思维和做法，是对民主实现方式多样性的无视和无知。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承认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承认各国探索自身民主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对政治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尊重。用单一的标尺衡量各国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此外，学术界必须冲破美式民主迷思。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相似的事件，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都有着历史的成因。”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上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百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面对这些年美式民主的种种乱象，美国政客非但不反思，还不断对外释放政治“病毒”，将民主化作为对外干涉、肢解他国的遮羞布。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民主的“神话”。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一样，正面临着如何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的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世界发展大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将朝着全球化、多极化方向发展，多元文明将竞相绽放。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们已经看到，以中国之治为标志的世界政治新生态正呼之欲出，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必将因此更加多姿多彩。
四、世界政治视野中的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开辟世界政治新道路。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确把握历史大势，独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促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现出超凡力量。中国之治是数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探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最伟大而成功的实践。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神话”，克服了美式教科书中难以化解的市场化、民主化等逻辑悖论，跨越了“中低收入”等各类陷阱，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独具特色而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谱写的壮丽诗篇，也是为人类文明贡献的鸿篇巨制。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让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之治开启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美式价值普世论”，动摇了“美国独秀论”，以及美式自由民主的“普世论、永恒论、万能论”。中国升级版的新民主观、人权观、自由观，构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版的政治全面发展观，为中国社会全面而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价值保障。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下，当代中国政治以全面而协同的发展格局统合“自由民主、秩序稳定、清廉效能”等价值目标，实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实效性。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一个争芳斗艳的大舞台，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一国“全面发展”到国家间“共同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中国反对任何以民主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重演冷战的政治图谋，超越了美式自由民主“一元论”。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政客眼中有你没我式的“比、争、斗”不同，超越了大国对抗的逻辑。
中国之治为中国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摆脱西方观念的限制和束缚，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值围剿和政治围攻，我们首先要把握好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坚定“四个自信”，坚信“时与势”在我，以我为主、稳扎稳打，有效应对西方舆论围攻，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背景下，世界大国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也给我们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带来了绝佳的历史机遇。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述“中国之制”“中国之治”与“中国之道”。由“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再到“中国之道”，既呈现出中国奇迹鲜明而独特的逻辑链条，也给中国与世界学术界提出了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之问和时代命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美两国在政府信任、民主法治、治理效能、国际影响力、国家心态、未来发展方面呈现出认同与质疑、优质与劣质、高效与低能、增强与削弱、积极与颓废、崛起与衰落的差别。因此，学术界应当把握历史和世界大势，坚定政治自信、价值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冷战后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根源在西方。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事实表明，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自由民主神话破灭了，其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面对西方发起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围攻，应转换议题设置及话语叙事，变被动“解释”为主动“作为”。
学术界应当勇敢地破除西式自由民主迷思，解构西式民主话语，跳出西式“普世价值”陷阱，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治乱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设置议题，构建中国话语及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我们党必须勇敢直面并重点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而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西式的“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政治话语之一。要紧紧抓住“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深入研究，谋求突破。而要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局面，必须跳出西式民主话语及逻辑陷阱，应善于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比较、提炼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以西式民主的弊端、缺陷以及盲目输出引发的政治乱象为戒，跨越西式民主话语及逻辑陷阱，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民主观、价值观，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学术界还要讲清中国发展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总结好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提炼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讲好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与实践成就，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要加快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清、讲明、讲好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观”“家国观”“人民观”“世界观”。中国之治蕴含的中国之道，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要紧扣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前沿之间话语和概念的隔断，提炼并原创一些描述中国发展、中国之治、中国之道的核心概念。
中国之治的实践价值和概念意蕴则更加深厚而广泛。以新民主观和全面发展观为理念的中国之治，拓展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以中国之治为美丽风景的世界政治“新生态”正呼之欲出。在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中，中国政治文明必将光彩夺目。中国到底为什么能成功？经济、社会该怎么发展？这都需要我们讲清楚中国发展、中国奇迹背后蕴含的中国之理、中国之道，提炼讲明那些可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多姿多彩的不同文化，我们对外讲述中国，不应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应随机应变、灵活多样：既讲中国之大、中国之强，更要讲中国之美、中国之妙；既要讲好中国之治，也要讲好中国之理、中国之道，力求做到讲述宏观目标中有哲理、分析情况形势中有规律，讲述变化中有原理、讲述故事中有道理。
学术界还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民主。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中国民主的人民属性不是虚的，不是空的。一切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自主的、内生的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内容优质、形式有效的高质量民主。中国民主的核心要义就是为民、富民、安民、顺民。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促进民生就是民主，发展民权就是民主，守护民心就是民主，保障民治就是民主，顺应民意就是民主。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党和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而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面对西方挥舞的“人权牌”“民主牌”，我们自信地讲，中国民主“有、真、实、好、行”。与某些国家自诩的“普世民主”相比，中国的民主不是选票市场、选举赌场、政客秀场、媒体闹场、党派赌场，而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优质民主、好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要的政治理论创新和实践结晶，昭示着中国民主的鲜明特质和人民底色，彰显着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政治观、人民观。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在较高程度上体现人民主体性。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的民主，它能够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概括与经验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凝结着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全过程实践特质的内在联系，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发展的根本路径与科学方法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我国的民主样态越来越丰富多彩，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党际民主和人民监督；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既有立法民主，也有司法民主；既有选举民主，也有协商民主等，实现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衔接、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促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推进了人民民主的程序性与实体性、代表性与广泛性的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再次确认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明确以合作原则取代制衡原则，以一致标准取代竞争标准，形成了全覆盖的客体定位、全方位的机构定位和全链条的程序定位，兼顾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塑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