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及博士后合作导师
记者：统一战线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长期以来备受海外关注。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起源，海外学界有何认识，有哪些代表性观点？
唐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革命成功取得政权的关键密码之一。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确立了统一战线的路线，但中共提出的团结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想法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意思，导致统一战线政策在最初一段时期并不成功。费正清对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更为欣赏，说它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并认为中共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以灵活的路线和联盟政治为生存策略的革命组织。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则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自主性原则的必要性，他以史笔回顾了共产国际为中共指定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共联盟的统一战线战略如何使中共惨遭败绩。美籍华裔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则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统一战线的成功之道，既要谋求党的发展壮大，又要保持自身独立性，为此采取的策略是“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集团，孤立势不两立的敌人”。
围绕中共早期统一战线路线的研究，大体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绝非列宁或共产国际的革命联盟策略的翻版，而是自主探索的一种政治实践。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在《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中指出，尽管概念来自共产国际，但中共统一战线实践甚至比共产国际更超前。此外，尽管学者们通常将统一战线描述为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并非临时性的，而是长期坚持的阶段性的革命路线。
记者：除对单一历史节点的局部考察，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是否更注重将其所发挥的功能视为重要分析维度？海外学者如何评价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
唐磊：早在1951年，美国学者科尔（Allan B. Cole）的文章《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就系统回顾了从建党之初到建国之初这段时期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成败得失和功能发挥。
更详细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的《朋友还是敌人：中共统战史》一书，描述了统一战线从策略到战略到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也对不同时期它的功能做出了总结。比如，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区分敌友、管理冲突和实现政治扩张。到了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战线则被用来帮助政权接收、社会改造和精英整合。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统一战线被扩展到在国际社会区分敌友，对内政治动员，对外团结同道以对抗帝国主义势力，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的意识形态性比较强，是为“继续革命”服务的一种战略。
美国学者托尼·赛奇（Tony Saich）的著作《Finding Allies and Making Revoluti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译为《寻找盟友与锻造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历程》）提供了一些不同视角，他认为统一战线除了拓展早期共产党的生存空间功能外，还有社会嵌入功能，也就是此前有学者提到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另外，他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党发展自身能力（比如处理联盟、管理差异、平衡原则与妥协）的训练场。
美国学者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撰写的《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与传统》（第十版）总结了新时期以来统一战线的功能在于整合非党精英、管理社会多样性并增加政治合法性。她强调了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核心目标是为了解决党—国家体系中非党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
记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被赋予全新战略地位。海外学界如何看待新时代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提升？对当前中共统一战线取得的新发展，海外研究有何新动向，关注重点转向哪些领域？
唐磊：新时代以来，海外学术界研究统一战线的新动向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注意到统战工作在新时代再度被重视甚至优先考虑。日本学者铃木隆（Takashi Suzuki）在2019年一篇学术文章中指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中国共产党维持国家长期稳定和拓展国际影响力，内外驱动力使得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显著强化，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政治工作之一。
其次是关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建立。在澳大利亚学者格罗特（Gerry Groot）看来，大统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统战工作不再是“部门性政治工作”，而转变为一种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内外联动的“整体性政治动员与整合体系”，并且这种整合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结合的协同过程”。二是统战工作的重点从国内统战扩展到兼顾海外统战，而且后者的分量越来越重。
第三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外统战工作对地缘政治和本国政治的影响，这种视角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往往带有警惕和防范意味。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曾发布过一份关于中共海外统战的分析和资政报告，属于典型的例子。
第四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地位上升和战略重点转移，海外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和观点。例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统战工作的对象扩展，将企业家、媒体人和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等纳入其中。又例如，注意到统战工作从强调政治整合到整合与防御相结合的实践逻辑上来，从而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形成互嵌。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比如，软实力、国际政治传播、身份政治等被引入到对海外统一战线的研究中。例如，格罗特注意到，中共海外统战工作不仅是依靠关系网络建设，还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政治来团结动员海外华人和知华友华人士群体。
记者：海外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研究日趋深入，视角逐渐多元，但当中是否也出现对统一战线的误读和过度政治化解读？为何出现这些曲解与质疑？
唐磊：西方主要国家的一些智库机构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确实存在许多误读和过度政治化解读，把中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友好力量的一项制度性工作机制解读为中国对外投射影响力，甚至危害本国国家利益的系统性行为。这本质上还是“中国威胁论”的对抗性话语体系。
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为例，其中把中国的孔子学院这一正常的文化外交举措（西方类似的也有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等），描述为具有影响外国学术机构和干扰当地教育活动的有政治功能的机构，这种看法代表的是该国一些保守政客的主张，就是要在对公众的政策沟通中制造和放大“中国威胁”议程，从而达到推动他们自己政治议程的目的。
除了别有用心的议程设置这一因素外，我们还应从海外学界对统一战线的认知偏差中寻找原因。从前面的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到，海外学者对统战工作功能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区分敌我”，这一认知框架在理解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时可能有效，但用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统战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就显得陈旧和扭曲。统战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一种政治智慧，它根植于“和衷共济”的中国文化价值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西方的一些智库研究者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套路来观察和分析统一战线，再加上冷战思维作祟，很容易得出“海外统战工作就是政治影响力工程”这类错误的结论。
记者：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社会乃至国际意义是否将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如何打破海外认知偏差，推动统一战线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唐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处理好统战工作面临的“五大关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这不仅具有极端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需要解决处理好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研究、阐释和国际传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政治议题。
为此，中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本土理论建构与国际话语表达，不仅要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社会团结、民族复兴中的正向价值，也应主动参与全球学术交流，通过学术对话，纠偏“统战威胁论”的单一叙事，推动海外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统一战线这一长期坚持的制度化实践形成更加全面、理性的认识。
以往我们的研究、阐释和传播，基本都是偏向国内视角，很少运用跨文化视角。随着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对外工作的分量加重，有必要增加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注重国际传播的规律把握。例如，我们把统一战线形容为“法宝”，对应的英文单词常为“magic weapon”。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2017年的一份报告就故意用这个词做标题，在英语世界它的字面意思是“魔法武器”。要破除这种有意误导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多从“团结”叙事入手。团结的英文单词solidarity的原义就是“因共同利益或情感而彼此支持的群体行为”，在这个语境上中外叙事是容易共通和共情的。
最后，我建议从国家层面设立“统一战线学”这样一个专门的学科，统一战线在中国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厚的理论和实践内涵，有必要上升到学科的高度开展系统性研究，这门新学科将是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