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雨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若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致力于解答的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担当起新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进行了新的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关党的自我革命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主要围绕思想、组织和纪律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包括作风整顿、党员工作、组织管理、纪律规范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其政策措施在内容上既全面覆盖又重点突出，在方式上既包括斗争手段，又包括制度建构，呈现出始终服务于巩固政权和完成革命建设任务、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序实施的鲜明特征，展现了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探索图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如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以上率下，抓“关键少数”，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进行制度建设等等。这些经验对此后党持续开展自我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党的自我革命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新中国成立初期

习近平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这一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而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贯穿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的政党。面对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和党的建设新情况，中共中央对管党治党、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新的探索，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举措，力图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效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提升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能力与国家治理效能。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1949年到1956年间中共中央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数据分析，可清晰地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艰辛探索历程。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国内学界在对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研究上，存在一些偏向和不足，如不少论著的内容有较高相似性，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较单一，重宏观定性研究，轻实证定量分析等。本文从文本数据分析的视角切入，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为研究基础，尝试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以便多维呈现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基本特征，并总结其历史经验。

在研究的历史时段和内容范围上，本文专注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条件和中心任务等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避免“李自成式”失败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采取一系列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很大程度上纯洁了党的组织，净化了党的作风，促进了党的健康发展，为实现国家政权巩固与稳定运行、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本文以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为基本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50册，收录了1949年10月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其中，1-24册是1949年10月到1956年12月期间的文件，从这24册文献的内容，可以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年间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政策与措施。鉴于党的自我革命蕴含的“刀刃向内”“管党治党”的指向，本文根据文件标题、内容、落款等要素，对前24册文件进行二次提取，剔除党中央在国家与社会建设领域的指导性文件，剔除党中央对非党群体行为的指导性文件，最终得到246篇同自我革命相关的文件，总计60余万字。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借助定量研究工具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共词统计、主题分析等方法挖掘文本潜藏信息；另一方面，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并结合原始文本解读数据内涵。首先，基于Python算法对60余万字文本进行数据清洗和汉语分词等数据预处理工作。为优化分词效果，本文依据党的文件常见内容构建专有名词词典。其次，对文本数据进行词频统计、高频词共现统计等通用分析，再通过LDA主题模型，对文本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拆析文本内容结构，透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自我革命领域注意力分配情况，明确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政策措施。再次，从定量与定性两个层面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基本特征。最后，根据整体数据分析结果和原始文本数据，进行总结提升，得到相关历史经验。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的主题分析

词语是构成文本的基本单位，通过统计词语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可以挖掘重要词语及其所表达的主题。如表1所示，对整体文本数据进词频分析，可以发现“干部”“党员”“中央”“组织”“领导”等词语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突出概念要素，这些概念要素初步展现了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对象以及方式等情况。同时，通过对高频词的共现次数统计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党员”和“组织”，“党员”和“教育”等词语经常同时出现，结成了语义关系网络，进一步展示出党员教育、党组织建设等党的自我革命重点领域和政策倾向。

主题是文本数据所反映出的意义模式，文本数据通常被视为多个主题的混合分布。根据表2主题建模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涵盖“作风整顿”“党员工作”“组织管理”“纪律规范”“教育培训”五方面措施。但由于主题模型词语划分不唯一的算法逻辑，其分类结果更多强调自我革命行为的某单一维度。因此，在表2机器分析结果基础上，结合与主题相关的文本内容再进行人工归纳整合与分析。最终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重点从“思想”“组织”和“纪律”三个维度展开。

（一）在思想上，通过整风和教育培训以纯洁党员的思想并提升其认知能力

加强思想教育，保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在表2中，与思想教育显著相关的有主题1“作风整顿”、主题2“党员工作”和主题6“教育培训”。分析其主题特征词及对应文本材料（过程见表3）可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调思想批判的“破旧”（主题1），二是侧重教育培训的“立新”（主题2、主题6）。

首先，通过整风运动等方式，集中批判肃清党内的错误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有所滋长，少数党员干部出现贪污腐化、堕落颓废等不良行为。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资产阶级”一度成为“思想”的最高频邻词，二者共现次数高43次。为纠治党内出现的不良现象，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通过组织学习规定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纠正党员干部偏离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1952年，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党中央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关键举措，要求党员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各业务部门内部树立新的观点和业务方针。

其次，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把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作为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手段之一，而教育培训内容又以理论教育为重点。在涉及“教育”这一主题的274条文本中，“理论教育”出现31次，显著高于文化、业务等其他教育内容。党中央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党内“理论学习的不发展”，是产生命令主义倾向、功臣思想和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在具体落实中，党中央规定理论学习应当由低到高分三级进行：学习党和国家相关的政治常识，学习社会发展史、党史、著名人物生平等理论常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从1951年《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到1956年《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党员教育培训的文件，不断规范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机构、学制等，并建立干部轮训制度，力图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由此，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在组织上，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管理

加强组织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推动自我革命的主要举措之一。在表2中，主题2“党员工作”、主题4“组织管理”和主题6“教育培训”集中反映了党在组织建设方面所采取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根据特征词词序分析结果（见表4），结合特征词对应文本内容分析（见表5），可以看出，加强对党员、干部以及党的各级组织的规范化管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组织领域自我革命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是规范党员的管理和发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最为重视的是党员条件（邻词覆盖率6.56%）和党员标准（邻词覆盖率6.31%）两个问题。中共中央认为，由于革命战争时期党员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不完善，造成党的队伍中存在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这种情况影响了党的队伍纯洁，妨碍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此提出了从党员队伍管理和发展新党员两方面着手改进的举措。在党员管理上，中共中央决定普遍进行党员教育，明确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全面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员登记和审查工作，清除混入党内的问题分子，教育提升不够条件的消极分子，清退改造无效的消极分子。在发展新党员方面，中共中央要求重点在城市和新区等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发展党员，快速实现党组织的全国覆盖；提出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适应党的城市建设任务需要。强调发展党员坚持慎重方针，不断完善党员发展相关工作制度。下发了《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等文件，严格规定党员发展必须提前制定计划并报送上级党组织审核批准，规范党员接收频率、步骤、材料，明确入党各项条件等，以提高新党员质量。

二是规范干部管理工作。如表4所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把党的干部管理工作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中共中央于1953年颁布《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建立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干部管理制度，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结合起来。此后，又制定了《党的各级宣传部管理文教干部的实施方案（草案）》《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等文件，细化了干部管理制度执行细则。另一方面，加强干部的选拔培养任用工作。强调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重点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如农业、工业（邻词覆盖率1.73%）、文教（邻词覆盖率1.73%）等领域的干部，同时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邻词覆盖率1.63%）和妇女干部。

三是健全党的组织机构。从前文表4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机构工作重点在于完善机构设置（邻词覆盖率2.65%）和强化机构管理（邻词覆盖率4.23%）。一方面，健全党的职能部门，以规范党内各项事务的运行。如健全党的组织部门，加强组织部门对党员干部相关工作的管理，规范党内组织生活；健全宣传部门，强化对全国报纸、广播等文化教育工具的领导；规范纪检监察部门，先后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专职处理党组织、党员和干部的违纪行为。另一方面，针对机构职能重叠、机构臃肿等问题，以核定编制为抓手，从政治和业务需要出发，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建立健全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的组织机构。

（三）在纪律上，以严厉的举措正风肃纪和开展反腐败斗争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正风肃纪反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从前述表2中可以看出，直接涉及纪律建设的有主题1“作风整顿”和主题5“纪律规范”。结合特征词对应文本分析（过程见表6）可知，这一时期党加强纪律建设主要体现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运动和严格纪律检查，持续纠治党内各种不良风气和错误现象。

第一，开展“三反”运动，严厉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在246篇文件中，“贪污”一词共出现599次，其中91次是“反对贪污”。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根据情节轻重程度给予贪污分子以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凡有严重的贪污罪行而须逮捕法办的共产党员，应首先开除其党籍，毫无例外”，对于贪污一千万元（旧币，下同）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对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则以“治病救人”为主，对情节不严重者可免予刑事处分，但要“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到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国共查出1000万元以上贪污犯10万余人，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人，判处死刑42人，判处死缓9人。这一运动震慑力强，有效遏制了贪腐之风的蔓延。

第二，持续纠治官僚主义作风。在246篇中央文件中，“官僚主义”共出现282次，其中“反对官僚主义”出现85次。从词语分布结构来看，中共中央对反对官僚主义的部署贯穿始终，这同短时期集中性反对贪污问题存在明显差异。中共中央在1950年就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官僚主义毒害。部署“三反”运动时，中共中央指出不良作风与贪污浪费有紧密联系，“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为此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同时进行。1953年，中共中央又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新三反”运动，集中解决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这表明中共中央认识到官僚主义作风是难以一蹴而就地清除的，只有“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

第三，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严格监督执纪。相较于开展各项运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严明党纪、遏制各类不良行为的常态化措施。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1955年成立的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日常处理党员和党组织违反党章党纪以及国家法律的案件，接受党员及群众的控告与申诉，利用典型案例开展遵纪守法教育，以提高全体党员政治警惕性与纪律意识。从1951年到1953年，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处理违犯党纪的案件二十万余起，处分党员二十七万余人，其中涉及党籍处分者十一万余人，党的纪律性得到极大加强。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的基本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系统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并采取多种措施，不断纯化党员思想、规范组织、严肃纪律，有效维护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了党始终能够领导人民完成各项任务，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共中央246篇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的基本特点。

（一）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任务既全面覆盖又重点突出

以年份为基本单位，对党的自我革命文本作历时分析，绘制出主题分布堆积图（见图1），从中可以发现，自1949年到1956年的每一年份文件都涉及党的自我革命多数主题，但不同年份各主题占比又有所差异。这反映出党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的点面结合的特征，既全面覆盖党的工作领域，以严密体系应对全面执政的挑战，又重点针对党内突出问题，施以精准有效的措施。全面覆盖是奠基固本的前提，重点突出是聚力攻坚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

首先，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措施是全面覆盖的。根据主题分析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党的建设各领域，深入到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这表明，面对历史条件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组织和党员可能存在的蜕化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通过整党整风运动、集中性教育培训、健全组织机构、理顺组织关系、规范党员干部管理、强化纪律检查等举措，多维度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初步构建起覆盖较为全面的党内约束网络，为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复杂形势下保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其次，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措施在不同的时段又有不同的重点。在探索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经常采取集中力量以解决突出问题的策略。在图1中可以发现，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主题在不同年份占比不同。同时，对于每项措施的贯彻，中国共产党也强调要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问题。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必须以克服命令主义为中心，不能同时提出反贪污腐化、解决组织不纯、制定生产政策等任务，以防止力量分散。在“三反”运动中，强调必须普遍地开展运动而不得有例外，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又要善于抓住重点，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重点突破策略，有效规避了执行资源分散的风险，保障了党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

（二）围绕新政权巩固、革命和建设这一主线，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政策措施变化的整体趋势，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是围绕着新生政权巩固、革命和建设这一主线来进行。根据图2主题波动图，1953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具体主题变动最大的年份，以1953年为分界线，可以将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划分为1949年至1952年、1953年至1956年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的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起初的三年，面对急需夯实执政基础、革命和建设任务繁重、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仍大量存在等现实难题，中共中央把领导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作为党的主要任务。采取有效政策与措施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是完成中心工作的需要。从图1来看，1949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雷霆手段整顿党员队伍、焕新风气，以良好形象赢取人民群众信任拥护，筑牢执政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党建工作，以强有力的组织来保证党的各项政策落实，实现政权平稳运行。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引领下，新中国在短短三年内就根本扭转了原来的复杂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全国上下呈现一派生机。

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工业化，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从1953年到1956年，围绕着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健全自身组织机构、规范干部管理和加强干部培训，为加强和完善党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领导提供坚实组织保障，为国家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开展输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及时处理各种违犯党纪的案件，以此教育全党和改进工作，保障党的总路线顺利贯彻。

（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序开展自我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各项工作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并谋划部署，各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具体执行，及时把执行情况反馈给中央。在党中央和地方的双向互动中，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并得到深入贯彻。如表7所示，在同党的自我革命相关的246篇文件中，党中央回应地方的文件占比最大，接近50%。

第一，党中央根据党内突出问题，整体部署自我革命工作。首先，党中央统一制定自我革命的政策措施。1952年底，党中央根据山东分局纪检委提交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和其他地方上报材料，判断地方普遍存在着强迫命令等官僚主义现象，决定在全国部署开展“新三反”运动。其次，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在贯彻落实各项政策过程中，定期、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凡涉及重大问题，地方也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如“三反”运动中，党中央特别强调“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

第二，各地方党组织结合实际情况，将党中央的政策转换为具体措施。在整风运动中，中南局围绕土地改革工作，规定整风内容为“整减租反霸及土地改革的政策与策略和非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西北局和华东局就主要领导结合当地情况做综合报告的方法，进行了整风措施的具体探索，为此党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各地应作地方整风报告的指示》，在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在对某一问题尚无较好解决办法时，党中央则鼓励各级党组织大胆探索。对“三反”运动中查出的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党员团员的党籍团籍问题，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

通过党组织的上下互动，党中央能及时掌握各地政策落实进度，总结地方先进经验，纠正地方工作的错误倾向，使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有序地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四）把运动式治理与建章立制相结合

综合考察主题分析结果与文本内容可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自我革命在方式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条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做法，通过开展运动来整顿党的队伍；另一条则是进行制度化探索，以严密组织架构、颁布党内法规等多种方法，为自我革命提供长效的运行机制。这两条进路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开展自我革命的实践图谱。

运动式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实施自我革命各项措施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组织形式上，这类运动由党中央进行统一领导和部署，地方党组织具体领导开展，并强调在过程中发动人民群众参与。从具体内容上，此类运动通常聚焦于党内某一突出问题，力求在短时间内实现集中有效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历史自觉与政治魄力，相继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有效清除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消极因素，显著提升党的纯洁性与组织内部的团结统一，净化社会风气，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推动制度建设是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措施的另一种形式。中共中央认为，通过整风运动使党内的命令主义得到普遍纠正之后，应当建立一套正规的民主制度，不能使反对命令主义变成极端民主化和无组织无纪律分子的借口。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系统地进行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主要是完善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包含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工作学习制度以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健全党内的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工作制度，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保守党与国家机密奖惩暂行办法》等，尝试以制度为基础，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和党内权力运行。

四、结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自我革命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的有效实施，使得党更加坚强有力，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政治保障与组织动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此后党进一步开展自我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历史借鉴和重要启示。

第一，越是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越要注重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在每次要推动重大历史变革、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总是采取自我革命的政策与措施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紧密围绕新生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任务开展自我革命，并以此保证党为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心任务而奋斗，最终推动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必要性就在于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消灭阶级的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以推动社会革命为己任的工人阶级政党，早在成立之初就把“实行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目的写在党纲之中。这样崇高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自我革命锻造自身，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能够始终成为推动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当前党领导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前行的关键时期，必须更加坚决地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完成。

第二，开展党的自我革命，要以上率下，抓住“关键少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党的组织体系来说，党的领导干部在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指挥和督办反对各种不良风气的运动，狠抓紧抓，不走过场，对党的自我革命能够真正贯彻落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严于律己、严格负责，如整风运动中“自上而下地先整领导，后整下面”，“三反”运动中坚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等，形成了以上率下开展自我革命的强大声势。党的自我革命的各项决策部署，需要靠各级领导班子组织推进，要靠广大干部具体执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务必要培养一批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务必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做、带头抓，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攻克自我革命关键点位，使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第三，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突出重点常抓不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清除腐败的高度自觉性，严肃查处大批贪污腐败分子，去腐生肌，使党的组织更纯洁。同时，积累了一系列全国执政条件下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宝贵经验，如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探索出群众检举、组织检查和自查相结合的腐败识别机制。坚持从反浪费入手揭发贪污，从反贪污浪费深入纠治官僚主义作风，探索出由风查腐、由腐纠风和风腐同查同治的反腐败路径。坚持“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实事求是追赃定案等等。

即使在今天，这些经验仍有借鉴意义，这种坚决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的精神依然值得学习。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败问题是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的问题。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持续同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紧盯不放、寸步不让，时刻防范腐败现象新形式、新动向，推动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深化，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第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有党内法规作为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建章立制，以党内法规搭建起党内教育培训、党内监督等方面的制度雏形，使党的自我革命基本能够有序推进。但总体而言，由于这一时期党对执政规律的掌握尚不成熟，还是更多地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运动方式来开展自我革命。这种非制度化的手段，一方面只能达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而无法“治本”，导致这一时期内党内不良风气与贪污浪费问题不断反复；另一方面，频繁开展的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内正常工作开展，运动中曾出现过的扩大化苗头，还伤害到部分好同志，使部分同志产生思想包袱和抵触情绪，降低了工作热情。这样的方式为后来阶级斗争式群众运动的升级以至“文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才会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观之，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必须重视党内法规建设，以党内法规确保方向、规定任务、规划步骤、规范落实，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年第4期